三 年 困 难 时 期
说明：以下文章 是我写的回忆录"往事的回忆与思考“--- 与青年朋友们谈谈心“中的一个片段，几年前曾在强国论坛上发表过。在此，我再一次发表出来，请的网友们思考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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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1年考入当时山东省内唯一的两所高教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中的一所。我的高中时代后期和大学时代前期（大约从1960年到1962年）是一个我们国家各派政治力量，各种政治观点至今争论不休的重要阶段，那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年的困难时期。
我体验的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是1960，1961和1962年。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我在读高二。记得国庆节期间，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变化。全市人民，都忙着迎接国庆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白天我参加了全市的国庆游行，还是中学生游行方队的仪仗队成员（8人手持一面国旗走在前面）。晚上，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大型游园和焰火晚会。那天的印象很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和一位从小一块长大的校友坐在游园晚会的湖水岸边，凝视着天上绽放的五光十色，绚丽夺目的礼花，欣赏着夜晚的湖水与天上的礼花相映呈现的水光倒影，我突然生平第一次感到了童年，少年时代单纯浪漫心情的结束，第一次有了成人对人生，对未来，对理想的联想与追求。那个夜晚，在那种浮想联翩的思绪中，似乎既有说不清楚的对于未来模糊的幢景，也有道不明白的对于生活环境隐约的忧虑….。
也许是因为国庆的缘故，所以政府还是倾其全力度过了国庆节。国庆节过后，我们就被派往农村劳动了。在农村，开始有了一点对困难形势的感觉。那时，有些人怕苦，特别是有些教师有怨言。可能是因为老师们的出身和思想一般都“比较复杂”，所以他们的怨言引起了学校党支部书记的特别警惕。记得有一次学校党支部书记（那时何时何地都是“书记挂帅“）开会讲话 （就是大家站在院子里列队“训话”）。他主要讲了国家的形势，批评了某些人怕苦怕累的思想，其中有些话我记忆犹新。他以教训的口吻说：我们党革命几十年，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眼前的困难还不能克服吗？但他也明确提示，“今年国家粮食供应面临着困难。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得起形势的考验，弄不好，要出现非正常的死亡现象”。当时我对“非正常死亡”这个概念还不太理解，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感到粮食供应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以为只是书记的“提醒，教导”而已。
从农村回来以后，城市粮食供应即开始严格定量了，我们慢慢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以后，隔一段时间，学校就进行口粮标准评定，标准越来越低。口粮评定主要根据男女，个头和身体状况，因为年龄差不了一两岁。女生一般不超过三十斤，男生我们班最高为四十二斤，我是三十七斤，这个定量，一直陪伴我进入大学（转换单位，粮食定量标准和其他人事关系一样，要开证明随身携带转移）。这样的定量，按现在的水平，不能算低，但那时基本没有什么副食，油水更少，干吃粮食，当然是不够吃，所以每吨饭都不能放开肚皮吃，可以说，总是吃个半成饱。人人都有定量，人人都吃不饱，干部群众一个样。我记得，我的几个弟弟，每次看妈妈分窝头用刀割，割偏了一点都有意见。吃饭喝完了稀饭要刮锅底，每个人轮流刮…。为了人多粮食多好机动，我把户口和定量标准转到学校，吃食堂。学校为解决粮食问题，也想尽了一切办法：掺菜叶，用玉米秸磨制淀粉，发面多掺水，做的大一些...记得有一次：学校让我们去农村拉大白菜，回来后，饿极了，就煮了一大锅大白菜，放点醋来填肚子。那时唯一的心愿就是：何时能够放开肚皮，无忧无虑地大吃一顿，就是最大的满足了...城市居民每个月底去买下月的粮食，因为每月不够吃，所以老是提前买，最后每月一过二十号，就开始买下月的粮食了...
1961年入大学后，最困难的时候，每天早上每人只有一个用地瓜面做成的“干面扣”和一碗粥，加一点咸菜。到第四节课，就饿得撑不住了，一般就到图书馆去看“参考消息”（那时"参考消息"尚不公开发行，只能在图书馆每天有两份），以转移注意力，忘记饥饿。整个困难时期。体育课和体育活动停止了。开始大一时，每周还举行周末舞会，高年级学生来教我们跳舞。1962年以后，舞会被禁止了：主要是“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大学期间，我们班三十几个人（外语专业），三分之二多来自农村。我的感觉是，农村的吃粮状况要好于城市（我只能说我们省，因为我的同学都来自本省各地区）。农村有自留地和宅旁地，吃的东西总是比城里多些。城市是干巴巴的靠那点“定量”。这一点有下列事实为证：因为不够吃，所以我们班农村同学每个人假期都从家乡带到学校一大袋子炒面（大多数是地瓜面），饭后各人用开水冲一碗炒面补充，带一次能吃一两个月。他们假期回来后也都说在家里总能吃饱。我是城市孩子，我爸还是“高干”，那时却非常羡慕农村孩子。后来母亲不知怎么联系上了一个远方“表姐”，表姐夫是农村教师，我假期上她那儿住了一个时期，吃饱了，回来也带回一带子炒面，表姐夫还给了我几十斤粮票，我心里可自豪了!
另外，我二弟当时读初二，因为讥饿，辍学到了农村老家，种地去了，好歹能填饱肚子了。假期我就去投奔他，弄些食品补充。我回到农村的的老家（我自幼就不在老家，也不认识老家的人）。老乡看到我这个城市孩子的狼狈像，而他们在家门口拉二胡唱戏，微笑着看我。乡村人蔑视城市人..，我至今忘不了那个场面情景。（形势好转后我二弟又返回城市，进了中专技校）。
从1963年，局面开始好转，已经没有挨饿的感觉了，吃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体育活动也开始恢复了。1964年，毛主席有个讲话，说学生们营养不好，要增加营养。开始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发现每吨饭菜里肉逐渐增多，我从小不吃肥肉，把肉只能给别人。（那时是八个人一个桌，菜一盆，由轮流值日生分）。所以我提出与回民同学一个桌吃素食，肉被鸡蛋代替。后来知道了是毛主席的指示，伙食标准由每个月12元增加到14元。
困难时期，干部和老百姓不少人患上了水肿，我父亲母亲都患过水肿，腿上一按一个窝。按规定只有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有时有点“黄豆”补助。国家困难，我们家也赶上困难。1962年我父亲因地方党内斗争受到牵连，被行政降了三级（由13级降到16级，工资由每月147元降到106元）。所以我在大学也享受一点助学金：每月七元（助学金每月最高14元），家里给我13元，共二十元，是我一月的全部开支，除了交伙食费，每月有6元钱的零花，主要用来卖书了。1964年中央组织部来人，给父亲的问题平反甄别，官复原职，但因国家困难，工资没有补发。
整个三年困难时期，每个人都经受了“饥饿的折磨和锻炼”，现在有时老同学在一起，还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当年困难与狼狈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听说过有直接饿死人的现象。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才开始在媒体上，舆论上议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的问题，而且动辄就是饿死几千万！几千万的概念不就是饿殍遍野，死尸四处吗？不就是十几个人，最多二十几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被饿死的吗？任何一个人的周围，亲友，同学，同事也不止二十个人啊？现在说三年时期饿死几千万人，各种算法也非常慷慨：差距动辄就是一千万，二千万，不负责任随便说着玩的吗？我一直弄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这样说，而有些人为什么还非常的相信？我所说的事实是：吃不饱是事实，但我的家人和我的周围，包括亲友，同事，同学及其它们的周围，我父母同事的周围，没有听说过有人是直接缺粮缺吃饿死的。我的大学同学几乎来自全省各地区，他们也没有给我提起过直接饿死人的现象，更不用说一个村，一个县大范围，大面积，高数量饿死人的事了。
有趣的是，现在我和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中年人谈起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有些人总是说，听大人们说那时饿死人太多了，有些村子死了人都没有人抬了。我问他，你回去问一问你的大人或者家人，他们能否具体说出是哪个地区，哪个村子，或者他们家乡指名道姓的哪些个人和家人是被直接饿死的，他们都瞪大眼睛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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