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继绳的《墓碑》

       　　　　评杨继绳的《墓碑》

　　　　　　　　　　　　　　王良生

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一书中，主要是描写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的状况。他写道，在写书过程中，他采访了全国哪些省、哪些人，还采访了地方上哪些气象部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各地气候属正常年景；全国3、4年间，共饿死了3600万人。

有人说过：“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我也对此表示赞成。杨继绳的上述结论到底能否成立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历史事实吧。

一、那几年到底有没有自然灾害？

   其实，那几年到底有没有自然灾害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在1995年出版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以下简称《灾情报告》）和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写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下简称《资料汇编》）中，已有全面而详实的记载，答案不仅是肯定的，而且那几年灾情特别严重。我想再从另外几个侧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关于1961年的灾情，需要引用《灾情报告》和《资料汇编》的有关数据进行补充。

 1、我亲身经历的自然灾害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在中学读书。我的家乡在安徽省安庆地区（改革开放后改为地级市——安庆市）。安庆地处长江北岸，西北部是大别山脉，其中分布有皖河及其支流等大小河流，还分布有黄湖等几个湖泊。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临近江、河、湖泊的农田和丘陵地带的山坡梯田都种水稻。自1956年开始，由原来一年种一季水稻改为种两季水稻。

1958年我的家乡是个丰收年，两季水稻都丰收。

1959年是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年。1959年那年，6——8月无雨。长期不下雨，丘陵地区的小河和溪流全部干枯，大河和湖泊水位也非常低。正常年景，长江在大汛时期水位就涨得相当高。这时即使安庆地区不下雨，由于长江水倒灌，也会使与之连通的河流、湖泊水位抬高，这就是我们老家人所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59年安庆大旱时期，长江的水位也很低，无法给与之连通的河、湖补水。那就说明，长江流域在安庆以上大部分地方也同时干旱。当时地方政府也积极组织抗旱。但是远离大河和湖泊的地方，无水可取。即使靠近大河和湖泊的稻田，由于那时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有限，一是用内燃机带动的水泵极少，二是广大农村都不通电，即使有电动水泵也用不上，只能靠人力水车提水。而人力水车提水高度十分有限，即使采用3级水车接力，提水高度最多不超过6米。因此，除了少数湖边地势低洼的稻田有收成以外，大部分农田早稻籽粒无收，晚稻又无水插秧，结果两季水稻都无收成。我亲眼所见，不少稻田因长期干旱而龟裂，裂缝宽度最大几厘米，裂缝深度最大几十厘米；禾苗干枯的像低矮的黄茅草，擦根火柴就立即烧着了。至今每当我想起那时的情景，就心情沉重。

1960年，安庆地区又遭遇干旱，但受灾程度比1959年轻。大部分稻田早稻还是没有收成，晚稻育苗插秧虽等雨等的时间长了一些，但晚稻还是有些收成。

紧接着1961年春、夏又遇到干旱。

上面所写的是我亲身经历的自然灾害。安庆地区当时的自然灾害，虽然不能代表整个安徽省的情况，但基本上可以代表长江流域地处安徽省段的灾害程度。可是杨继绳的《墓碑》在描写安徽当时农村的情况时，不仅不写当年的自然灾害，他在这本书中还说他采访了华东某气象部门，说那几年华东气候正常。而安徽省在“文革”后全国大区行政区划撤销之前，一直就归华东局管辖。我不知道杨继绳是采访时找错了人呢，还是自己错写了历史？

2、《毛泽东传》中提及的那几年自然灾害

200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开始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等人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也多处提及到那几年的自然灾害。他们只所以在《毛泽东传》中提及到那几年的自然灾害，原因在于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在那几年调查了自然灾害，并研究了防灾、减灾的举措，因此们在写人物传纪、记载主人翁活动时，不得不记叙主人翁与自然灾害有关的活动。

（1）、《毛泽东传》中写道：

“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指1959年——引者注）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

……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

周恩来接着说：‘……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毛泽东：‘安徽大旱。’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025——1026页）

从以上引用的内容来看，1959年不仅安徽很多地方大旱，而且中国是个大旱年。按周总理的话说，安徽旱情比湖北还好一点，那就是说湖北更严重了。杨继绳说他是湖北浠水县人。该县归黄冈市（以前曾叫黄州市）管辖，在安庆市的西部，两市相邻。黄冈市也是在长江北岸，北边是大别山脉，农业生产状况当时也和安庆差不多。安庆那几年特别是1959年大旱，浠水就没旱？湖北旱灾比安徽更严重，黄冈就没灾？杨继绳在墓碑中大写特写那几年他们家乡的生活困难情况，为什么不提旱灾呢？

（2）、《毛泽东传》中写道：

“四月三十日（指1960年——引者注），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指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

……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指1960年5月2日——引者注）下午，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068——1071页）

为解决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缺水的问题，我们国家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工程，正在兴建或即将投产。而这一世界级的工程，毛主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了。

（3）、《毛泽东传》中写道：

“五月六日（指1960年——引者注），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

……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最怕夏旱、秋旱。’”（《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072页）

   （4）、《毛泽东传》中写道：

     “十二月三十日（指1960年——引者注），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原来估计一九六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111页）

   （5）、《毛泽东传》中写道：

“五月七日（指1961年——引者注），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159页）

   （6）、《毛泽东传》中写道：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庐山，九月二十一日（指1961年——引者注）到了武昌，准备在那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

……

毛：‘……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170——1172页）

（7）、《毛泽东传》中写道：

 “一月十一日（指1962年——引者注），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

 ……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192——1196页）

     从以上引用的内容，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的确发生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二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是说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没说全国都是如此。这就使有些人篡改刘少奇的讲话，而销售自己的假货，暴露无遗。

3、党史“二卷”提及的那几年的自然灾害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以下简称党史“二卷”），也记述了那几年自然灾害的有关情况。

此书“后记”中交代，参加书稿审读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有109人以上，其中有改革开发后著名的主张自由化的经济学家吴敬琏。那几年如果像杨继绳所说的没有自然灾害，我想吴敬琏是不会同意在党史里写上有自然灾害的。即使他的意见不被采纳，他也会公开“放炮”的。此书“后记”还交代，有河北、安徽、山东、湖北等16个省、市、自治区党史部门协助核实了书中有关内容；中央档案馆、农业部办公厅档案处等单位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档案资料；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协助核对了书中所有数据。应该说，这本书是可信的吧。如果杨继绳不相信，那你就应该找他们打官司。

党史“二卷”记述：“1959年的旱灾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受旱面积达5亿亩，其他灾害面积1亿多亩。1960年1月至7月，全国累计受灾面积达6.7亿亩。其中受旱面积6亿亩，主要受旱地区是华北、西南、华南及西北部分地区。7月上半月，全国洪涝面积达3900万亩。广东、福建台风侵袭受灾面积1000万亩。黑龙江、吉林内涝面积1100万亩，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大部分地区连降暴雨，受灾面积1000多万亩。其他灾害（冰雹、霜雪冻害）约3000多万亩。”（党史“二卷”下册561页）

此书还记述：“据后来统计，1959年核实的粮食产量只有3393.6亿斤，仅完成计划的62%，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3953亿斤减少559.4亿斤，仅相当于1954年的水平（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相当于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引者注）。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57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12.6%。粮食产量2876.9亿斤，比1959年减少517亿斤，下降15.2%。”（党史“二卷”下册560——561页）

4、对1961年灾情的补充

《灾情报告》和《资料汇编》对1959、1960、1961年我国自然灾害情况都有翔实记载。这三年中，前两年的灾害情况，我在本文已从另外几个侧面作了阐述。根据《灾情报告》和《资料汇编》，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从1960年冬季持续到1961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95亿亩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重灾面积达 2.8亿亩。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1960年又减产50%，湖北有1005万亩农田受灾。同是4—6月，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有10多个县遭受水淹。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2400万亩，占播种面积54％，近1500万亩无收成。 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松花江流域105万亩绝收。 8—10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最大风速12级，受灾农田2700万亩。

综上所述，1959、1960、1961年全国受灾面积大，受灾种类多，粮食连年减产幅度大，属连续特大自然灾害。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说，那几年气候属正常年景，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杨继绳还说，他跑了多少省，采访了多少人，这就值得研究了。如果不是被采访的人说了假话，就是杨继绳没说真话。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低，不可能有效减灾。我国农村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化学化恰恰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全国大规模地、旷日持久地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从1959年遭遇严重干旱后党中央、毛主席作出决策后开始的。正是从那时起，经过不到20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国农业生产力才有显著提高。到1976年，我国农村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8629.6万千瓦，其中：大中型拖拉机39.7万台；排灌动力机械3984万千瓦，原来的人力、畜力等简易提水工具基本为机电泵所代替。化肥施用总量达582.8万吨。农村年用电量达204.8亿度，是1957年农村全年用电量1.4亿度的146.3倍。中小型水库和扬水站、灌溉渠道星罗棋布。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726.2亿斤，是1958年粮食总产量3953亿斤的1.45倍。（以上数据见党史“二卷”下册973页）

二、真的饿死了3600万吗？

杨继绳在《墓碑》中说，经济困难时期3、4年间全国饿死了3600万人。杨继绳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有关人口的相关数据。为便于查看，我从中选取1953——1966年人口情况制成下表：

     首先应该说，杨继绳在计算时段上是不准确的，他说3、4年间，应该说就是3年。因为我们国家当时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就是3年，即1959年——1961年。大家知道，1958年全国农业是丰收年，1958年生活没有出现困难；而1962年又是丰收年，并且是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的一年，同时从1961年开始，毛主席根据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意见，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所以1962年生活困难基本过去。

      从上表我们可以计算出，1959——1961年全国共死亡3602万人。按照杨继绳的说法，这死亡的3602万人中，只有2万人不是饿死的，其余3600万人都是饿死的。凡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天方夜谭，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应该说这死亡的3602万人中，大部分是老死、病死，属正常死亡，其余属非正常死亡。引起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列举以下几种情况。

     1、地质灾害引起死亡

2010年舟曲泥石流灾害死亡的人数，大家是知道的，十分惨烈。山区下大暴雨，如果山体地质构造存在重大缺陷，就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就叫地质灾害。在居民集中区发生地质灾害，人员伤亡数量就比较大。我们来看看那几年的暴雨情况吧。根据《灾情报告》和《资料汇编》的记载：
     1959年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1960年6—10月，台风造成暴雨频繁，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 。1961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

那几年发生那么多次暴雨，在地质条件不好的山区，就会发生地质灾害，造成人员大量伤亡。

2、洪涝灾害引起死亡

1954年，长江发大水，在我老家安庆的怀宁、望江等县，引起江堤和圩堤决口，淹死很多人。那别的地方发大水，不同样要淹死人吗？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天气预报和洪水预报能力都很低，抢险救灾的手段十分有限，一旦发生大的洪涝灾害，要死很多人。除了上面讲到的既与地质灾害有关又与洪涝灾害有关的暴雨以外，根据《灾情报告》和《资料汇编》的记载，那几年还有如下水灾:                                                                     

1959年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1960年6—10月，台风暴雨频繁，引发洪涝灾害，广东等11省受灾直接死亡5000余人。在同一时期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深度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1961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市区、县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山东聊城、河北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地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工。

可想而知，在这连年的严重水灾中，不知死了多少人。

3、风灾引起死亡

我听浙江海边的老人讲，有一次几百条船在海上打鱼，突然台风来袭，翻了不少船，死了不少人。前面我已提到，那时候我们国家天气预报水平低，对台风移动速度和行进路线很难预报得准。同时那时候的渔船和陆地上的居民住房，抗风能力也很差。一旦台风来袭，人员伤亡往往惨重。《灾情报告》和《资料汇编》对那几年的台风侵袭也有记载：

1959年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1960年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1961年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后最多的。

这么多次的台风袭击，海上和陆地伤亡的人数肯定很多。

4、安全生产事故引起的伤亡

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全国各行各业基本建设项目（基本建设项目依托的是建筑业）大上，矿山开采大上，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部门也急剧扩张，必然造成工伤事故频发，造成大量人员因工伤亡。那时我国建筑业和工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很低，主要靠人海战术。1960年底，仅国有企业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而增加的人，都是进城的农民，他们缺乏安全生产经验。同时那时候，远离城市的工矿企业，医疗救护条件都很差。由于上述原因，工伤死亡的人数可想而知，尤其是建筑业和采矿业，工伤死亡比例一直是很高的。即使在今天，科学技术极大的进步了，管理也先进了，建筑业和采矿业工伤事故率仍然是高的。

5、其他原因引起的非正常死亡

引起非正常死亡的其他原因如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由于长期生活困难、营养不良造成体质衰弱迸发其他疾病死亡等等。

现在我国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也不算低，据有关专家测算，高峰期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是300多万人。

总之，我感到杨继绳的《墓碑》所描述的历史，不是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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