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骨干们的胜利和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立场
灾难必将带来后果，巨大的灾难必将带来巨大的后果。这是常识。
中国历史上爆发过很多次农民大起义。爆发农民大起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灾害频发的灾难是其中的直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瘟疫直接引发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东汉末年短短30年间，史书上有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12次，桓帝时3次，灵帝时5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因大瘟疫肆虐，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借治病传教，10多年间，发展了数百万信徒，于公元184年，发动黄巾大起义，直接导致了汉朝的灭亡。
岁荒直接引发了唐朝末年的王仙芝、黄巢起义。起义前一年，关东发生了大旱，官吏还强迫百姓缴租税，服差役，百姓走投无路，聚集黄巢周围，与官吏进行过多次武装冲突。公元875年（乾符二年），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起兵。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市西南）起兵响应。《旧唐史》记载：“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长聚盗，起于濮阳，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郓州。”王仙芝、黄巢起义直接打击了唐朝政府的统治，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大饥直接引发了明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明史》记载：“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明末农民大起义从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到1658年失败，起义军与明军战斗17年，与清军战斗14年。这次起义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近代以来，中国还爆发过很多次革命。爆发革命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灾难频发的灾难也是其中的直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灾荒直接引发了清末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前10年，年年灾害频发。如：1902年四川大旱，“灾民数千万”。1905年云南大水，仅昆明附近就有“数万户灾黎仓卒逃生”。1906年几个省同时发生大水灾，湖南有饥民近40万，长沙附近一次就“淹毙人不下三万”；江苏灾民达730余万人，聚集在清江、沭阳等地的饥民，“每日饿毙二、三百人”。1908年广东大水灾，“灾黎几及百万”。1909年湖南大水，“统计各处灾民不下百余万人”；江苏大水，海州逃荒流民27万余，沭阴11万余，赣榆8万余，全省可以想见。1910年安徽大水灾，“人民被灾而无衣食者，约有二百万”。上述数字，远远不能反映在“饥民遍野”、“饿殍塞途”等笼统描写中所包含着的悲惨事实。这些风餐露宿、衣食无着的饥民、流民，就像无数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引发毁灭性的爆炸。接连不断的灾荒，引发了接连不断的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自发斗争。例如：以“灭清、剿洋、兴汉”为口号的四川义和拳斗争。发生在本世纪初、延续数年之久、清政府动员了广西及两湖云贵各省军队、“糜饷以千百万计”才勉强镇压下去的著名广西农民大起义。1909年，全国下层群众的抢米风潮和饥民暴动约149起；1910年，上升到266起。各种自发斗争，最终引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则直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灾害频发的灾难是引发起义和革命的直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大灾难会引发大起义和大革命，轻者动摇政权，重者导致政权更替，甚至导致国家灭亡。
建国后的1960年—1962年，据说遭到了空前的大灾荒。大灾荒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严重，原本一直在争论中，没有一个权威的共识。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一种观点认为：大灾荒主要是天灾，确实存在饿死人现象。另一种观点认为：大灾荒主要是人祸，“饿死三千万”。但现在权威的结论已经问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市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563页“继续大跃进和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说：“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
通过以上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1960年—1962年大灾荒的总结性结论：（1）饿死三千万。“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一年1000万，三年自然是三千万。（2）人祸。“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暗示所谓人口减少是饿死的。
这一结论，与辛子陵的说法是惊人的一致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万8千人，并引用某个刊物发表的所谓研究结果说，这比中共上台前2129年中国历史发生的203次（死亡人数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还多764万！
这一结论，宣告了辛子陵们的胜利。至此，多年来关于1960年—1962年大灾荒问题的激烈争论，似乎应该鸣金收兵了。争论双方也应该握手言和了。因为依据常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中共党史，其权威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事情往往走向它的反面。正如如今一切权威都是那么荒唐、可耻一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权威，同样是荒唐的、可耻的。
平心而论，我很想相信这一权威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也很想相信辛子陵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可是他们的结论却很难令我信服。因为，这个结论违背历史常识和基本逻辑，是荒唐的。
如果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因为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导致了1960年—1962年的大灾荒，导致了饿死三千万人，成为自恐龙灭绝以来空前的生命大灾难，那么这就必将引发空前的大起义和大革命，必将招来蒋介石国民党反攻大陆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武装干涉（看看萨达姆和卡扎菲等人吧），必将激起前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就必将跨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必将灭亡。
然而事实却是：1960年—1962年的大灾荒，这个自恐龙灭绝以来的生命大灾难，没有引发大起义和大革命，甚至没有引发多大的社会动荡；没有招来蒋介石国民党反攻大陆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武装干涉；没有激起前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丝毫谴责，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跨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仍然存在。不但如此。这个大灾荒，自恐龙灭绝以来的生命大灾难，反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加速了“两弹一星” 的成功研制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全面建立；反而直接引发了由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有效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这一结论，同时也是可耻的，其可耻目的昭然若揭。因为通过肯定饿死三千万，就可以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通过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就可以否定毛泽东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否定毛泽东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想干什么呢？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一部歪曲和抹黑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新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伪史，是一部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面教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不站在党的立场说话，不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他们没有资格写党史。与其让这样一群吃里扒外的假共产党员写党史，还不如让一群有良知的党外学者和国外学者来写党史。他们写出的中共党史还更好。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不但不能因其权威发布止息这一争论。相反让这一争论和更多的争论，将更趋激烈，非到真相大白这一天，不会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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