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于《难忘的“6·26指示”》帖后的讨论中，[122.194.181](IP)跟了近20个帖，意在强调刘少奇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作用，否定“6·26指示”的意义。摘录几条如下——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刘少奇1959年当选国家主席之后搞起来的，6.26指示不能贪天之功，居为己有。 ( 122.194.181 11-06-26 21:55:44 )
即使“6.26”指示发表时，农村合作医疗仍40％，到1976年6月达90％，月增长率就不是刘少奇时的109％，而是不足0.63％。 ( 122.194.181 11-06-26 21:21:59 )
刘少奇1959年4月当国家主席之后，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之前的国家主席没有搞。这是刘少奇的功劳。 ( 122.194.181 11-06-26 21:11:17 )
不知道[122.194.181](IP)这些资料的依据是什么。但若真要追溯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是以“合作社”的形式出现的。再就是在1955年农村合作化高潮阶段。一些地方如山西、河南等地出现了由农村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采取由社员群众出“保健费”和生产合作公益基金补助相结合的办法，由群众集资合作医疗，实行互助共济。之后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才有对农村合作医疗形式的肯定与发展，才有全国农业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制度的已达40%。
“6·26指示”并没有否定这些成绩，只是毛主席对这种成绩还很不满意，所以尖锐地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他们真正深入到农村去，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正是在这种严厉的批评下，才有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大力推广。据世界银行（1996年）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费用大约只占全国卫生费用的20%，却初步解决了占当时80%的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到1976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保健制度。 可惜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农村推行了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原有的“一大二公””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解体，农村合作医疗也随之大幅衰减，1989年的统计表明，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5%。
“6·26指示”之所以让人难忘，就是这种巨大的变化使人难忘。
难忘“6·26指示”，并不是否定刘少奇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何况那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代表政府做的。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特别强调刘少奇的功劳是很不妥的。特别是不要忘记，在讨论三年困难饿死人的时候，你们又绝口不提“1959年4月当国家主席之后”的作用。说到成绩，把刘少奇推到前面，说到问题，把毛主席推到前面，这种讨论问题的方法是很不好的，其结果只会陷刘少奇于不义。
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时代，只有毛主席才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代表甚至化身。无论是成绩还是错误，毛主席都应该首当其冲。人民歌颂毛主席就是歌颂共产党，否定毛主席，也就是否定了共产党。在那一阶段，再推出任何一个领导人来代表共产党，都会把这个领导人推入不忠不义的境地，都会闹出笑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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