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上最强大的金融买办帝国的缔造者，是来自苏州的席正甫。 宋鸿兵 先生对金融买办有一段精辟的概括：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中国的经济血脉，外国的商品涌进中国的大城小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中国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的权贵精英。
席家买办生涯，始于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他开始创造金融买办的历史奇迹：
第一、搞定清政府以盐税作抵押，在汇丰银行政治贷款200万两白银，年息8%，分十年偿还。
第二、向清政府发放铁路贷款，获取高额分成，同时控制了中国铁路建设和运输。
第三、帮汇丰在华发行纸币。开外国金融资本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之先河。
第四、揽储。将中国达官贵人的资本吸存汇丰银行。在汇丰长期客户中，2000万两以上的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十万两级别的难以计数。由此，汇丰银行的廉价存款规模几何级数增长，成为天文数字。
第五、通过拆票业务，帮助汇丰实际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极大扩张了它对中国金融的控制能力。
胡雪岩帝国的崩溃以及山西票号、上海钱庄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或终不成气候，都是席买办天才能力的直接结果。
诡异的是，中国一些精英，还在做着自由竞争发展民间金融的美梦！试想，设若没有中、农、工、建、交、五大国有银行建国以来的发展壮大及其遍布神州的金融网络，中国拿什么来与华尔街竞争？！
因为席家在汇丰的卓越表现，在华金融资本相继请他当买办。1874年—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20多家外资银行，席家包揽了其中15家的买办席位。席家除了当买办，还利用洋场后台、官场人脉和雄厚财力，参与创办从大清到民国的官办银行，并成为主要股东。民国时期，席家不仅是官办银行的主要股东，还是中央银行的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中央造币厂厂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大权。
民国时期，席家与蒋、宋、孔不仅利益紧密捆绑，而且相互联姻。在席家的全面和深度参与之下，其洋买办的专业金融知识和英美标准，全面渗入国民党政府的金融制度设计和金融政策的制定。上世纪三十年代，席家为买办的汇丰银行全面参与和推动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改革，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及其背后的英美资本彻底“合流”，共同瓜分中国的财富大饼。“合流”意味着法币沦为了英镑和美元的附庸，其发行和流通的主导权操控于英美之手。这种“合流”，也为抗战胜利后，法币走向全面崩溃埋下了制度和政策的祸根！
流览和阅读中国近现代金融经济史料和研究著作，你会在心灵的深处发生颤动。当今中国金融改革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与七、八十年前曾在中国金融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切，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美国灌输给中国金融经济改革主流精英而由精英们传授在中国主流媒体的声音，翻开民国金融史，你会感觉到那么熟悉。美国给中国开的所有药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同的是，席家为代表的官僚买办阶级经过共产党近五十年的政策洗礼，早已灰飞烟灭。这是美国兜售其独利美国利益的方案不易立竿见影的本质原因。美国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针对性的提供了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所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取向改革的具体目标，就是培养、豢养一个买办官员、买办资本和买办文人阶层。只有产生这样一个买办阶层，美国的图谋才可能实现。美国的各种战略基金会（所谓的“民间基金”，甚至连美国政府都在这个“民间”的操控之下。可笑的是一些中国人，还在以中国的民间去想象美国的“民间”！）不遗余力地努力着让苏州席家为代表的“买办”基因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土壤中复活并蔓延。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美国居然有效地正在达到这一目标。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必须高度重视和警惕“买办”基因在中国金融领域的复活与蔓延，应建立完善坚固的法律政策体系，切断官僚、买办和美国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链条，使之节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千万不能放任自流、无法无天。否则，抗战胜利后，发生在“国统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企业倒闭、民不聊生的状况将可能重演，进而发生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闹革命”问题！
近年来房价飞、物价飞，越来越少的人越来越富，广大普通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也许正是发生“闹革命”问题的前兆。买办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发展，将从根本上毁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万万不可疏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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