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除奸 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
夺取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伟大胜利
最近接触了一些同学，在思想交流过程中，发现我是其中的异类。其中的一些人认为前三十年吃窝窝头玉米碴子，今天想吃什么能吃什么。其中的另一些人包括工薪阶层反对毛主席，开口老毛头闭口老毛头，把逢年过节时对于困难户的小恩小惠的施舍当做社会进步的表现。其中的一个人对于转基因粮食等食品安全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等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未必知道造成这些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未必能从现象达到思想的认识。也许受到了唱红的影响，同学们唱了很多的革命歌曲，唱得震天响，好像震醒了月宫里的嫦娥姑娘，嫦娥姑娘一直看着我们唱下去。但是觉得那是在娱乐，不是在用心歌唱，改开三十年的思想惯性依然强大。
同学们存在的问题和买办汉奸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他们只是乘坐改开列车的乘客，这样的乘客如果换乘奔向社会主义的列车，他们依然是乘客。当然并不否认其中有既得利益者。有些人片面的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既得利益者无可救药，他们不愿意看到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积极地能动地反作用。革命战争年代,不是有过把自己家族的资产全部奉献给革命事业,并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吗？我的这些同学依然是我的同学，依然是我的朋友，是我团结的对象，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人都争取不到，我们的事业就不会有希望。当然我所接触的人的思想意识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思想状态。
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思想意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但是要改变意识形态甚至于改变上层建筑，并不是说只有消极地等待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才能实现。意识形态或者上层建筑对于社会经济基础有积极的或消极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精神可以变物质。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开始并完成的。由公有制到私有制的改开也是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开始并完成的，所谓的「不换脑筋就换人」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认为不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左派其他的一切努力不可行也没有什么意义。难道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没有意识形态的革命，就不会有社会的革命。没有意识形态的改革，也不会有社会的改革。没有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就不会有社会的革命运动。没有修正主义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和与西方世界接轨。
唱红运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斗争，是不见硝烟的一场战争，所以左派千万不要漠视唱红运动。唱红运动是这个时代赋予左派的历史机遇，左派要积极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唱红，左派要积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占领舆论阵地，这是目前我们应该做的主要任务之一。给我们平台，我们不利用，给我们梯子，我们不上，只是插着手在旁边评论不是平台不够平了，就是梯子不够直。这叫做眼高手低的空谈家，给他们一百个机会都没用，给他们一万年时间都不会向前迈上一步。
看着炮打司令部的人，想起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夏瑜的艺术形象，夏瑜的血被底层的华老栓做成了人血馒头，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想利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治疗自己家属的病。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失败，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严重脱离劳动人民轻视舆论宣传工作有一定关系。如果跑打人的炮弹发出去了，究竟能有多少人响应，这是一个没有多少自信的问题，最起码我的那帮同学不一定响应。让人担忧的是，炮打人的炮弹如果发出去了，买办汉奸有可能接过炮打人的炮弹，把中国完全引向资产阶级的西方普世价值世界那里去。之所以有这种担忧，是因为西方普世价值派基本掌控了舆论阵地，西方普世价值派掌握了判断社会是非标准的批判的武器，他们有能力把社会民众的不满情绪引向「封建的独裁的一党专制」，并通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把「封建的独裁的一党专制」的祸根追溯并栽赃到毛主席身上，归罪于毛派那里去。
在无产阶级内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之间没有利益分赃的政治要求，因此无产阶级不需要狗咬狗的争夺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宪政民主。无产阶级内部根本的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无产阶级的一元化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一元化的经济利益是相统一的。因此，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和封建独裁专制和事实上的资本独裁专制是有着根本的本质的区别的。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是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利益的大民主，要想保证无产阶级一党专政的大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就必须让革命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让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去监督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如果说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是独裁的一党专制，那也是无产阶级独裁的一党专制，这种无产阶级独裁的一党专制好得很。这种无产阶级独裁的一党专制，让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派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恨得咬牙切齿，谩骂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为「封建的独裁的一党专制」，这就对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永远无法调和的，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谐共处，犹如让狼和羊和谐共处一样是无稽之谈。
绝大多数的炮打人是有信仰的革命者，因此对于炮打人的批判要讲一点策略，要讲一点政治。批判纯而又纯的革命者的目的是为了团结绝大多数炮打人站在正确的革命者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反革命的一边。批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路线，是为了挽救王明路线上的绝大多数的革命同志。批判王明，批判的是王明路线，而不是王明个人，更不是为了在人格上把王明批倒批臭。如果把王明的人格批倒批臭了，那么王明路线上的一大批革命者的人格问题就成为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使「王明」凭空污蔑毛主席拿了美元，这反倒证明了毛主席是正确的，证明了「王明」的黔驴技穷，证明了「王明」路线的反动无理，「王明」最终自己把自己打倒了，这个时候革命者还有必要再在「王明」身上踏上一脚吗？即使「王明」的人格确实有问题，为了争取团结「王明」路线上的人，可以把「王明」的人格问题淡化掉。真正的革命者绝不能为了批倒批臭某一个人的人格而为此因小失大，如果为此失去了队伍，失去了政治，失去了革命，弄得满盘皆输，即使把一个人的人格彻底批倒批臭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中共七大上，毛主席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目的在于团结曾经是王明路线上的犯有左倾或右倾错误的人。
同时，在炮打人内部，不能否认有极少数形左实右的极右分子，这些人临时穿上左派外衣，混迹于炮打阵营，利用炮打人纯而又纯的弱点，煽动红军攻打长沙，妄图以维稳力量分化瓦解消灭左派力量。中国左派是经过文革洗礼过来的人，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我们有能力识别这些混迹于左派阵营的形左实右的极右分子。
识别这些形左实右的极右份子并不难，这些形左实右的极右份子虽然高喊革命的口号，但是毛派只要和他们论战，他们不敢真正面对马列毛主义的真谛，因为马列毛主义是普世价值派的天敌。如果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形左实右的极右份子在和毛派的论战中违心地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那么这些形左实右的极右份子只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结果对于形左实右的极右份子是不合算的买卖，他们不会做这种赔本生意，他们最终总是要露出狐狸的尾巴。在他们看似革命的理论里，他们总是要不断地添加自己的私货，但是这种撇脚的私货决不能迷惑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凡是能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形左实右的极右份子利用的所谓的革命的理论，那一定是非驴非马的修正主义的东西，这种非驴非马的修正主义的东西等到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随时就像丢弃垃圾一样扔掉修正主义的假革命理论，最终露出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真面目。修正主义者现在要唱红，那是因为他们开始感觉到了左右不是人的尴尬，历史的发展已经堵死了所谓的中间道路，他们面临着新的抉择，不是生存就是灭亡，要想半死不活地继续摸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有一位主张炮打司令部的先生对于苏联的解体，及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一番分析，他说，「那麽，又是什么东西，促使前苏联全党全民发生内心变化，从而导致第二超级大国解体并分裂呢？从有关资料上显示，我以为，当是人的主体性的崛起，并对制度注入了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可以断言，中国改革之所以畅通无阻，显然也与反思以往制度，寻求人的主体性有关，但这种反思，却偏离了根本方向，违背了中国实际国情，中国人民大众在注重表层形式小利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己的内涵上的最根本利益，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天然保护。如果失去了社会制度保护，所有弱者就必然陷入家族永恒贫弱的泥沼，几代都难以自拔。」
关于苏联的解体，早在文革前的中苏论战著名的九评早已论述并预见到了，苏联统治集团早就被毛主席定性为修正主义加霸权主义，苏联共产党已经退化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九评也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部分。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否认苏联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全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主义理论向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投降。
自产生人类文明以来，从未有过所谓的 「人的主体性」，即使新中国前三十年也只有阶级的存在，没有过「人的主体性」。后三十年有「人的主体性」吗？没有。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家有「人的主体性」吗？也没有。毫无疑问，「人的主体性」是在人类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以人类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去解释苏联的解体，甚至于解释新中国前后三十年的历史，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这位先生在一些文章中，阶级斗争不离口，阶级分析不离手，以路线斗争为武器，抨击反帝反汉奸左派人士为投降派。然而在分析苏联解体时不知为什么就是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是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位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也许不能体现「人的主体性」。这位先生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解释为苏联「人的主体性的崛起」，这显然是没有阶级性的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这位先生继而以没有阶级性的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来否定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他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畅通无阻，显然也与反思以往制度，寻求人的主体性有关」，即这位先生认为前三十年的制度没有体现人的主体性。这位先生以没有阶级性的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否定前三十年劳动人民的当家做主，同时以没有阶级性的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抨击后三十年是没有人的主体性的伪现代化。这位先生主观上没想到，但是客观上真正做到了「左」右合流。真想听一听这位先生的保护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如果梁漱溟先生发表这种没有阶级性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言论，倒不需要大惊小怪，因为梁漱溟先生「一贯反动」，是表里如一「反动分子」，是值得信任的可爱的全国政协委员。然而这位先生是毛泽东主义学院的院主，是毛主席的学生，所以这位先生的这种没有阶级性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言论还是令人惊讶。
左派中的反帝反汉奸派绝大多数是懂得斗争策略的革命者，同时也不能否认少数人利用反帝反汉奸运动为维稳服务。这是反帝反汉奸运动的副产品，不可避免，维稳派如果连这点好处都得不到，他们绝不会暂时和左派联手。识别这些少数人也并不难，真正的左派只要和他们论战，这些少数人也和极右分子一样，他们也不敢真正面对马列毛主义的真谛，左派只要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只有左派利用这些少数人的道理，左派不会被这些少数人利用。左派即使和这些少数人联合，那也是暂时性的联合，这种联合决不能长久，这是左派和维稳力量的不同的信仰决定了的。
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反帝反汉奸的左派人士旗帜鲜明地捍卫主席的晚年思想，讴歌文革的伟大历史意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旗手平反昭雪，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马列毛思想。这种反帝反汉奸的左派人士怎么会是投降派呢？有哪个维稳派敢于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维稳派那不是在自掘坟墓吗？在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文革，走资派通过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让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那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且他们也是那样做的。但是，在无产阶级为弱势群体的今天，维稳派完全没有必要以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来扮演形左实右的假左派，他们会堂堂正正地以非驴非马的修正主义的理论麻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所以要想认清维稳派的面目不是什么一件难的事情。那些极少数形左实右的极右份子污蔑反帝反汉奸人士为投降派，无非是害怕左派和维稳力量的暂时的联手会严重伤害他们的利益，故而以炮打派的面目竭尽全力攻击反帝反汉奸左派人士是宋江，是投降派，其最终的目的无非是诱骗红军攻打长沙。
对于左派来讲，左手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阶级立场，是马列毛主义原则，右手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是灵活的斗争策略。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即联合又斗争，即利用一些可以暂时利用的对象，又不被对方反利用，这是毛派应该具备的斗争策略。目前，毛派在理论上要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想，同时要把西方的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批倒批臭，在实践中要联合利用一切可以联合可以利用的力量，积极深入地开展唱红反帝反汉奸运动，把唱红打黑运动推向唱红反帝反汉奸运动的新的高度。
当前，反帝反汉奸的突破口是反转基因粮食，通过反转基因粮食，暴露买办汉奸反人民反民族的丑恶面目，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可是有些患有洁癖症的左派人士认为反转基因也好，公诉茅于轼、辛子陵也好，都没有抓住路线斗争这个纲。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延伸，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反过来激化阶级矛盾，无论国际的国内的民族矛盾都是这个道理。路线斗争来自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来自于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当前通过抓最要紧的民族矛盾，通过反帝反汉奸运动，通过反转基因粮食，可以促进阶级矛盾的解决，可以分化右派的阵营。
坚持反帝反汉奸运动，就是坚持路线斗争这个纲。以路线斗争为纲，就必须开展反帝反汉奸运动。
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这种辨证的灵活的斗争策略必须建立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之上，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只有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才能在复杂的斗争实践中不会迷失方向，才能牢牢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断地积累积极因素，最终夺取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伟大胜利。
萬里雪飄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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