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评议辨析
——还是应多下功夫慎下结论
陕西 李甲才
2011年6月30日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的《蜀相》诗句蕴涵了深厚的惋惜之情，从东汉末年到唐朝统一前300多年的民族灾难，又身处“安史之乱”中怎不缅怀？一代民族英雄岳飞草书的两《出师表》，把对贤哲的敬仰表达在龙飞凤舞的泣书中，这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千古流传的佳句。毛主席一贯主张“古为今用”，意在汲取精华，把前人的高尚品德、情操和高超的政治军事本领用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上，拿来为今之用。
训诂、批注、点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也有片面性的，表现了今人的认识。现在仍然是阶级社会，很多历史“遗产”经过岁月的磨砺，已具有中性特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干社会主义的，也有不干社会主义而干别的，干私有化的政府老板不是反复讲自己要按这8个字做事吗！
以前、近期几篇网文和其它文章，借毛主席对曹操一分为二的看法突破了历史上已成的“白脸形象”，却随意贬评诸葛亮，主要是未采纳魏延直出子午谷进攻长安的建议；“事无巨细，自必亲躬”，不发挥集体的智慧；用人不当，痛失街亭，始终未能在“六出岐山”中前进一步，“北伐无果而终”。
这是“改开搞”多年来丑化历史和英雄人物，美化汉奸、买办、卖国贼潮流滚动下的衍生物。此论只注意了表面现象，可能受广泛的《三国演义》的“演义”影响，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其所以能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目前的左右势力内部还处于思想和实践的提升阶段，没有涌现一批成熟的革命和反革命派，搞些、说些无风险的随意言论，表现自己与众不同，为猎取名声的投机心理所致。
孔明先生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一个承前（汉朝）启后（晋朝）的时代。东汉末年，从公元147年汉桓帝刘志“建和元年”到196年的汉献帝“建安元年”，先后50年。恒、灵二帝政治上毫无作为，十分平庸无能，“亲小人、远贤臣”，外戚宦官专权，卖官鬻爵，民不聊生，父子相食。朝庭内“十常待非亲不用，非仇不诛”；外戚掌权无恶不作，真正的社会管理秩序由混乱走向崩溃，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各地军阀在镇压农民（黄巾）起义中乘机招兵买马，军阀割据形成。董卓肆虐、更换皇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到汉献帝时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长期战乱使三国时期全国人口，从公元157年汉桓帝永寿三年的5648万，到220年降至767万，相当于现在西安市的长驻人口。63年人口减少了4880万，连诸葛亮那样有本事的人也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至此就可知晓“宁愿父母双亡，不愿改朝换代”的原因。 “三足鼎立”形成后，大致的势力范围是曹据一半弱点，蜀吴各占多一半的一半左右。公元263年，魏国人口443万，吴220万左右，蜀94万，百年战乱的惨状可想而知。司马家族得势建立晋朝，“时势也”！非“励精图治”所为。得来未费大力也就不太珍惜。
“西晋”从公元265年到316年仅51年，便溃入“东晋、十六国”，终止于公元420年，期间104年是动乱不止、小朝庭林立。此后南北朝从420年到公元589年，又战乱了169年。先后共（104+169）273年，人民怎样在极度煎熬、恐惧中年复一年，中华民族的命运多么悲惨！民心渴盼平安，以后的不知道，只有向往以前的汉朝，而汉终止于曹家之手，诸葛先生继承刘备的意志兴复汉室，这下理解了为什么捧刘贬曹神化诸葛亮了吧？著名的李密《陈情表》，自述父母双亡，由婆婆养大，婆逝弃官守灵的理由，可窥其时难有健全家庭、人民生计辛酸之一斑。
赤壁之战后刘备进入西川，据控汉中，基本的地域是汉中加川云贵，偏据一隅。关羽大意失荆州，丧失水路通道，在战略上丢掉了从荆州、襄樊进军，出宛洛以图中原的优势途径，也就只能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进军北伐。至今剑阁犹存当年进军、保证供给所筑便道两旁的参天柏树，崎岖险陡。刘备彝陵之败，多年的军事积累几乎耗光，元气大伤。到诸葛亮主持全盘工作时已成强弩之末，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是当时的写照。总体的“大政方针”是蜀吴联盟则两存，分裂则两亡，关羽、刘备取得一点成绩，骄傲自满，违盟作战，酿下大败之祸根。这就是当时大致的时代背景状况。
不采纳魏延的进军路线和作战方案，主要是诸葛亮不搞军事冒险，其次才是对魏的忠诚信任度不足以支持其所谋。同是降将的姜维，诸葛亮委以重任，并非是网友批评的专爱用听话的人，不用有不同意见的能人。蜀军力量薄弱，万一魏延失败咋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如果被以官职相诱，叛变投敌如吴三桂式的引狼入室将致举国皆失如何防堵？
即是好计，先生焉能不识？不信任魏还可以遣姜维去，自己亲去有何不可？一时不明，长时间也想不开？“诸葛一生唯谨慎”，当然不能允许，自己也不干。当时的国力只能是能胜则胜，不胜则必须自保无虞。显然魏延的计划风险过大，不确定因素过多，还是稳妥些好。“兵者，诡道也！”不光是诸葛一人知道。
当时魏国已建成完备，巩固统一了北方几十年，和刘邦出汉中夺取天下；刘备率军进四川的局势已大不相同。刘邦出汉中面对的是诸侯割据、诸国群现；刘备进川所对应的是无雄才大略的刘璋。就整体局势而言，当时蜀主刘禅与魏主曹家系列无可比性。诸葛亮领军打仗堪称一绝，智慧超群，但国力弱小。魏虽无此优势，兵多将广，国力相比强大。况又有江南吴国的牵制。“生子当如孙仲谋”，吴也时刻觊觎魏蜀以求一统。否决了魏延的建议理由是充足的。作为领军主帅，总得有些“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忧患意识，又不能直告一些只能由领导个人掌握的充足理由。
三国时期是一个分化组合的时代，人员从这方到那方司空见惯，那里势力大就到那里的很多。关羽水淹七军，威振华夏，曹操动议迁都。走麦城失败，多处叛降，转瞬间便身首异处。
古今中外，从没有在相同条件下同时实施两种社会制度，和平自然的优胜劣汏。同理，也不可能让魏出子午谷，诸葛亮率兵出歧山试验一次，万一失败或生变，陈仓距成都是千里之遥的羊肠小道，先生怎能从陈仓（宝鸡）快速接到消息，速回成都平息突发事件。况且魏延还当过汉中太守，军事冒险主义不可取。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先生当然不能幸免，任用马谡失街亭，损兵折将无功而返，美中不足。此事众说纷纭，同不取魏延之谋对其垢语颇多，属简单的一厢情愿性说法。马谡曾谋划的少数民族策略被先生贯彻，相互多年平安无事。作为人用人的标准衡量，先生一生超凡入圣，是智慧的化身，其品德，廉政、勤勉、敬业可为师表，是卓越的历史人物。用永远不能犯任何错误的神的标准评价，确有失误、不足。和同时代的人相比，他的失误是最少的，其时谁可与之相比？专挑美中不足是不可取的畸形思维。
实际上这是当年反毛手法的无意识延伸使用。同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否定苏联历史，丑化苏共是有相同的性质。有个“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的论点是很有水平的，也点出了要害。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错误，有错误就要评判功过是非，别的人LSQ，D等为什么就不许评判功过是非。所谓的正确评价功过是非就是一种高明的反毛的方法！这种评论等于反对、否定。DHZJ能公平公开进行功过是非的评论？拔出萝卜带出泥。
多处文章讲先生事必躬亲，影射不“松绑放权”，大小权力包揽，独裁不民主，实际上是脱离当时实际，用现在的人口众多的情况比照过去。借古讽今，诋毁毛主席搞文革没有民主。YWY的文章批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批判《燕山夜话》，45年的时间检验，绝对是打中了当时人们未理解的要害处，现在看是不是那回事？
诸葛亮主政时蜀国人口100万左右，10%就是10万军队，15%是15万，国家管理官员有多少？先生所统之兵没有现在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多。必须精打细算，以一当十。不是有个细节决定成败吗？勤恳干事无可非议。先生病逝时54岁，相当于1947年的毛主席，正是年富力强时。“不放心人”是歪曲的说法。戎马一生，常年在外征战，其它的事谁管？筹粮之事有李严父子；坐镇成都有费祎、蒋琬、郭攸之等。何来一人包办一切之事？其它方面还有州县管理，庞统任知县日判多案之事广为流传，说明各有各的职责范围。
先生南抚少数民族，出将入相，治乱世用重典，处事公平合理，从不询私枉法，受到内外的称赞和拥戴，客观上符合人民结束战乱，争取平安生活的要求。
鲁迅先生有“状诸葛之智多妖”的说法，批评“三国演义”的说神弄鬼搞迷信，反而有损先生的声誉。毛主席正确评价曹操父子，并无以此否定先生的意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可曹操屯田养兵，开一代简朴的文风，诗词也大放异彩，气势磅礴。曹植的“七步诗”空前绝后，《洛神赋》华章盖世，文采飞扬，成为以后习作的典范。
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厚重，精华和糟粕混在一起。文革中毛主席开始清理文化遗产，批儒评法，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达到“古为今用”，使历史文化遗产为人民服务。后被否定，唯心主义的，形尔上学的，迷信的泛滥成灾，出现些错谬的评论、认识和点评之类也是有来由的。
有些人并不是不知情，而是以权定理、跟风讲话。
有权搞私有化的人还要强词夺理说成社会主义，难道他们真的不知走真正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诽议优秀文化，亵渎英雄、妖魔革命、美化反动派，都是为开倒车制造相适应的思想、舆论。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当然不能幸免。曾国藩、李鸿章、蒋介石自然被大赞大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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