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头真”或“两头清”的遐想
鸣 镝
子曾经曰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到底是圣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名号不白给。他老人家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活越明白(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到死的时候,是带着“真”和“清”走的,没有“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人生的确很有意思。虽不必人人圣贤如孔子(事实上也不可能),但确乎有一点规律可循。一般而言,童年时代天真无邪,“真”得让人疼爱惹人怜。到了少年,可就“少年心事当拿云”,“为赋新词强说愁”,复杂了。这时,还会装深沉,貌似老成,不那么“真”了,“清”就还谈不到。到了青年时代,朝气蓬勃,荷尔蒙分泌旺盛,其志在高远,要大展宏图一番的。这时候大概还多立志,也立多志,反复比较各种“志”以便定于一尊。这个时候,头脑固然是不清楚的,至于说“真”,非但谈不到,恐怕还羞于被称为“真”的,其意与“幼稚”同。当然,要说对真理的追求,如果有的话,那这个过程应该说还是真诚的,毕竟要安身立命。而追到的东西是否为“真”,则另当别论。到30多岁,世界观基本上定了,“立”起来了。此时,是可以谈“真”和“清”了,虽然还有摇摆,但基本上是按照既定的世界观去打拼了。40岁上下,世界观“立”而且“确”了。虽然推翻既定理想和信念也并非不可能,但是比较地少了。而且,惟其“确立”,也就“停止”,甚至成为后生阻碍。虽不至于如钱玄同所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但毕竟锐气大减。到五六十岁,身体渐差,说话变得罗嗦,爱回忆往事,“叹韶华之易逝兮”的情绪增长了,但是,要幡然悔悟、改变信仰却不容易,因为信仰已经化为比较固定的生活方式。到了七八十岁,那就垂垂老也,含饴弄孙成为专业,虽然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话,但往往不过是聊以自慰,有的情况下,略等于拍案一怒道:“我还没死呢!”孔子所谓“老而不死,是为贼”,有一种歪解,说是到这个年龄就“圆通世故”,贼精贼精的,即“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成为“老小孩”,不“清”了,虽然返璞归真,但“真”得让人心酸。这是生理决定的,无法可想。总的来讲,人这一生,除了最后的“老糊涂”,大概仍然是越走越比较地清楚的。当然,稀里糊涂过一生,无所谓真假清浊,不知其所从来,也不知其所将去,更不知其所终了的人,那还是太多了,所谓芸芸众生者是也。
然而,甘蔗没有两头甜,人间倒有“两头真”!时光荏苒,到了孔子之后的2500年左右,中国却出现了一批“两头清”或“两头真”的人物。他们颇自得于这个自封的称谓。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叫“四十有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到老了,终于清醒了,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一样,“才觉得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什么意思呢?仍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立志要为真理而献身;中年时代却迷失了方向,沉浮宦海失去自我,失真了;进入耄耋老年,倒觉醒了,又想要为真理而斗争了。翻译过来大概是:年轻时在民主革命阶段追求真理,这一头算是“真”,似乎也认为在相当程度上追求到了真理,算是“清”;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及在往社会主义去的时候,人到中年却糊涂了,发出了“怎么会这样子”的疑问,宛如“卅年一觉扬州梦”,昏昏沉沉30年;老来“清醒”了,重又鼓起勇气,要再“真”一把。于是乎,“两头清”或“两头真”,中间糊涂或失真。这种现象十分有趣,既有悖于孔子之教,也与一般人的成长规律不符。
这到底是一派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基本上都属于“知识阶级”,身上基本没有弹洞,肩上和手上基本没有老茧,家道殷实,即便破落,也还是自小识得起文、断得起字的。真个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国难当头,他们或者激于义愤,或者窘于生计,或者迫于形势,纷纷投靠共产党,做起了文化战线的工作,而且还很有成绩。全国解放之后,这些正当青壮年的人们也各自得到了不低的地位,算是革命对他们的回报。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八九十岁,有的“清”和“真”了没几年,已经作古了。还有一些比他们略年轻一点的,也自称“两头清”或“两头真”。这些人大约是在全国解放时期喊着“万岁”进入队伍的,照例也基本上是“知识阶级”,舞文弄墨的。现在大约七八十岁。
既然青年时代就立志要为真理而献身的,那么在本应是最“清”、最“真”、人生中最成熟、最能干的中年时期,这些人却为什么反倒失真、糊涂了呢?是不再献身于真理了,还是宦海的波浪把他们晃荡晕了呢?又真个是“人生识字糊涂始”!文化人想事情就是多,以至于惑不得解竟垂30载!30载,能做多少事情啊!马克思写《资本论》这样的巨著用了40载,其间还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写了大量文章,还承受着连寄信的邮票都买不起、连安葬儿子的薄皮棺材都买不起的痛苦,承受着各国反动派的迫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如果生活条件好一点,如果没有其他干扰,那他30载估计就写成了。而且此书一出,不知解了多少人的惑!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两头清”或“两头真”们又圣贤如马克思,也写个大部头的什么论出来以解世人之惑,但要求他们把自己的惑解了总不算过分吧?然而他们竟惑不得解垂30载!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失望的。
返观这些人“失真”时的状态,各人的情况不同。有的人可不太像有惑的样子,至少不像是大惑不解。他们一直在主座上就位,干着他们现在所大力否定的事情,而且蛮有成绩。有的还因此获得“大家”的称谓。也就是说,他们此时非但无惑,而且在“惑”人。谓予不信,可以展读其旧作。这很有一点“查旧账”的味道,令查账者本人都有些不安。大惑在身而又有大的成绩,隐忍如斯30载,无论如何是不容易的,非常人所能为也!也许这“失真”和“糊涂”,他们当时并未感觉到,只是老来“清醒”和“返璞归真”之后反思到的吧?但愿如此。有的人官运不佳,自认为按其才情当总理都差不多的,没想到事机不密,折腾半天竟没有躲过如炬之光,被打倒了,于是有惑;有的人放言无忌,认随便为自由,被关了几年,于是有惑。又岂止有惑,实在是有恨!于是“失真”。其“清”和“真”稍早,不必等到最后这一“头”。只是当时不敢表示,隐忍了下来而已,没有了年轻时“献身”的锐气、勇气和胆量,倒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勾践气。还有的耿耿于曾被关进过“牛棚”。其实不过就是下放劳动,与世代耕锄而不觉其辱的农人为伍。然而这似乎伤了读书人的脸面,于是“惑”从中来。其实也不过还是“恨”!对于后两者,这里似乎很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因为人家似乎不是出于私仇,据说是以国家民族乃至人类之命运为己任的,还不至于那么小气!
“清醒”和“归真”之后的他们在干什么呢?如同盛夏时节恼人的知了一样“知——了,知——了”地叫着,仿佛他们现在是什么都“知了”。他们探求“真相”,咒骂过去,忏悔昨天!举着“自由女神”的十字架,在“普世价值”的香案前,絮絮叨叨着:革命革错了啊,罪孽深重;其罪不在我啊,在老祖宗;实在是误会啊,我仅同行;早知如此啊,何必当初!总之,在做着转向、翻案,甚至掀桌子的工作。
这是这一派人物的大致状态。老来的精神焕发的确是真的,一如年轻时的精神焕发。而中间的所谓“失真”,不过是“防冷涂的蜡”。如果按照形式逻辑,当时,要么是他们跟不上形势;要么是形势跟不上他们;要么他们年轻时所追求到的“真理”不真;要么是对年轻时所追真理的反悔。而“献身”一说,总让人觉得打了折扣,因为毕竟中间一大段时间没有“献”。
转向不是不可以,古往今来,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多矣。乱世尤其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这话不知为多少“三姓家奴”做过挡箭牌。当然,摆脱迷惘,追求真理,幡然悔悟,踏上正途,浪子回头金不换,也是常有的事。而乱世,也就是人们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但是,转向需要说明理由,理由还得靠谱。
就“两头清”或“两头真”们来说,需要说明,年轻一头的“清”和“真”是否真的一定是“清”和“真”,中间一头的“失真”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最后这一头的“清”和“真”到底是真“清”还是假“真”,以免闹得个“两头伪”、中间更假,至少,也应该排除变节的嫌疑。
当然,人们也自会去查旧账,而不去理会这些说明,因为这现象本身就是“惑”,在后人这里,总不能再来个“惑不得解垂30载”吧?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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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