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治党病的“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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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医圣”，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东汉末著名医学家，人称“医圣”的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但不管怎么样，他也不能称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医圣”。　　

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医圣”，在中国，只有一人，那就是毛主席。张仲景是治人病的“医圣”，而毛主席则是治党病的“医圣”。　　

为了节约篇幅，本文仅以毛主席为治党立国开出的4剂药方来简明阐述这一点。　　

1.开出苏区惩腐药方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主席当选为政府主席。３个月后，毛主席就远见性地开出中央苏区“惩腐第一方”，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同时，发布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惩腐兴廉运动。　　

在当时那样十分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毛主席为什么会开出如此药方呢？因为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保证党旺盛的战斗力，而这种战斗力与党本身的清廉是成正比的。　　

药效证明，服用过这剂药方的党的战斗力得到了全面提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腐败毒瘤得到了有效清除。据当时在苏区发行的《红色中华》报道，中央各机关仅在1934年4月至7月，行政经费就减少30%，共节省经费8.7896万元。中央政府还裁减通信和杂务人员35%、机关人员10%，中央政府各部门裁减工作人员20%。人员的减少，经费的缩减，不但没有影响工作效率，大家反而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工作。与此同时，揭露并处理了一批腐败犯罪分子。仅江西省乐安县增田、善和两区、乡，便查处72人，万安县、区各机关共查处60人，石城县查处49人，永丰县查处43人。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他生活腐化，在抛弃糟糠之妻的同时，与一个大地主续弦的老婆勾搭成奸，并企图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被人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　　

此案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关注。他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　，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　1932年5月9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于当日执行枪决。　　

该案例，史称“苏区惩腐第一枪”。　　

2.开出“延安整风”药方　　

延安整风之前，我们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主观主义严重，教条主义盛行，宗派主义猖獗，从而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工农红军从30万人锐减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锐减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　　

为了彻底清除附着和孳生在党的肌体上的这些病因，进入延安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并为此开出了药方。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明了延安整风的对象和要求；　1945年4月20日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毛主席为“延安整风”开出的药方，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也治愈了存在于党的肌体上的各种内伤，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从此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灵魂，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旗帜，成了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巨大胜利的红太阳！　　

3. 开出跳出“历史周期率”药方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为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并于　　7月4日　下午　，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作客。在一番长谈之后，毛泽东问及黄炎培的考察感想，于是黄炎培诚恳地提出下列问题：“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　诸　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怎么样才能治疗“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这个“黄氏历史周期率”的病变呢？毛主席胸有成竹地开出了这样一剂药方：人民民主。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此，黄炎培当即表示赞同。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实践证明，毛主席倡导并实行始终的人民民主，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最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最能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最能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是党的生命之所在，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之所在，也是中国的生命之所在。　　

4.开出建国砺党治国药方　　

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标志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之难即将成为过去，而巩固和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的历史条件，就将胜利之后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发生，很尖锐、很现实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而我党此时的一切活动就是为加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和战胜转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考验，作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理论上准备。　　

　1949年3月5日　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高瞻远瞩地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针对这种可能发生的病变，毛主席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睿智和远见，开出了一剂砺党药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的预言不幸成真，一些党员干部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生活腐化堕落。天津地委原书记刘青山，行署原专员张子善二人，就是这些党员干部的典型代表。他们利用职权，先后贪污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共计171．6272亿元（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现人民币1元）。　　

案件揭发后，华北局将案件情况和如何处理二人的问题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毛主席看后，当即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认真对待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大斗争处理。”当时，党内有人出来想找毛主席说情，认为刘、张虽错误严重，当判重刑，但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给他们一个改造机会，不枪毙。毛主席立即诘问之：“是要他俩，还是要新中国？”并且告诉求情者：“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于是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极刑，史称“开国惩腐第一刀”。　　

之后不久，毛主席在谈到刘张案时深刻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治国就是治吏”，是毛主席为治国开出的关键药方。众所周知，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有了权力就拥有一切，丧失权力就丧失一切。权力这个决定生杀予夺、决定人的命运的法宝，比金钱对人更具有吸引力，更让人垂涎，更具有腐蚀作用。庄子说：“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权力犹如一把“双刃剑”，只有受到有效监督、制约和正当运用时，才能造福人民。所以说，“治国就是治吏”，治国必须治吏。　　

毛主席为治党病所开出的众多药方，保证了党的先进性，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性，保证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长久性，保证了国家发展的持续性。　　

不用回避、不用忌讳的是，时下，我党已经患上了诸多毛病，而且有的毛病已经很重、很重了。又不然的话，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怎么会说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样的话来呢？　　

时代呼唤象毛主席治党病那样的“医圣”，时代需要象毛主席治党病那样的“医圣”。令人欣慰的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党之病变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并正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治党伤，疗党病，使党永远保持健康的体魄，永远保持旺盛的活力，永远保持不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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