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浏览，能引人细读的文章不多见。但只要有卢麒元的文章，必要赏读再三。读卢先生的文章是一大享受，虽然文章所针对的事多与民族兴亡，国之命脉的盲点相关联，读后令人心忧、焦急。这次，我把卢先生发表在2007年至2011年间的四篇文章放在一起，并且作为一篇文章来读。
这四篇文章是：《致总理三策》、《恐怖的老二》、《伤于财政毁于金融》、《政府的死亡底线》。形式上这是单独成篇的四篇文章，而在我眼里它就是一气呵成的鸿篇巨著。当然，这是相对 于卢 先生文章短小精悍的特点而言。
一、《致总理三策》 在全球市场资产与商品重新定价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与外部的资源整合也到了历史性的转折关头。美国再次以急剧的降息和坚决地投放流动性维持资产价格和经济运行。而全球市场迅速被美国释放的通货膨胀，推入到资产贬值和流动性紧缩的困境。中国值此关键时刻，不容有失。历史选择了温家宝总理。我们还记得总理充满激情的话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就请拿出重整山河的胆识与魄力，铸就中国经济质量飞跃的辉煌。
1、用时间换空间。首先，国家队立即果断入市。在全球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购入具战略价值的优质中国公司股权，为实体经济注入不少于30000亿元人民币资金，保证实体经济持续转型升级，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确保对于实体经济的控制权。也同时，消化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其次，锁定汇率，反复提高利率。促使国际热钱停留中国。请注意，汇率是货币的空间价格，利率是货币的时间价格。中国不必担心时间，真正重要的是空间。我们需要的是发展的空间，而不是时间。每一次国际战争都是为了空间，而不是为了时间。流动性才能制造发展空间。升值减息的策略绝对不可取。那意味着全面经济衰退。再次，实施对低收入城市居民（包括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的票证补贴。以票证方式对低收入人群，实施粮油肉水电气的补贴。补给百姓，补到百姓手上。不再补贴企业，不再补贴外国消费者。同时，全面放开对于要素价格的控制。不要惧怕CPI。在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恢复市场价格理性，有效配置资源。持续进行经济体系的转型与升级。用计划经济的有效方法，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商品的市场价格）。这是创举和进步。现行政策是复辟价格管制，放弃市场定价原则，实施对大企业和外国消费者补贴，放弃经动乱闯关建立的市场机制，实在是历史性倒退。未来，政府在CPI恢复理性后，就可以逐步取消票证补贴。
中国不必惧怕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并没有供给的压力。CPI对中国的意义远远不如西方国家重要。中国政府倒是必须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中国的国民没有与国内外利益集团博弈的能力，非理性剧烈波动将蚕食国民福利，并急剧减少内部需求。中国政府有责任压抑资产波动的幅度，而不能任人肆虐。剧烈的资产价格波动，会导致资本过剩或流出，从而引发经济衰退。
最后，国家财政应该迅速转变支出方式。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应该强制性减少各级政府行政费用支出，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压缩政府采购，用以大幅度、大规模进行低收入人群的票证补贴。同时，以负债方式，继续实施适度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在特定时期的内部需求和就业的不断增长。
笔者反复强调票证式补贴，是因为票证直接发到百姓手上。等同于送钱。百姓会感激政府。同时，这不会形成刚性的劳动力成本。政府给大企业补贴，同时补贴全世界，花钱、费力、不讨好。同时，从根本上破坏了市场定价原则，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是与环保理念背道而驰。百害而无一利。
2、用土地换发展。首先，暂时停止各级政府城镇住宅用地的审批。其次，由国家提供足量的土地，由政府统一开发、兴建、管理廉租房。在五年之内，满足90%以上城市人口居住需求。此一策略，将使房地产沉淀社会资本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将资本导向生产、服务与消费。同时，确保就业，确保消化已经形成的基础产业的产能。最后，在经济完成转型升级后，将廉租屋以市场方式转让给消费者。中国数万地产开发商的转型，将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
3、用法律换效率。首先，坚决地实施集体诉讼制度。必须将法律武器还给人民群众。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和执行者。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法律的受益者。中国的市场规范化，离开人民，就是一句空话。其次，坚决地实施经济案件的异地审判制度。建立国家级直接执法规则和执法队伍，并在必要时实施中央直接执法。必须通过制度变革，压制法权地方化和私有化。要让民众感受到党和政府在法律建设上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再次，坚决地实施《反干预法》。在相对集权的行政体制下，必须以法律形式制止任何形式的权力干预市场交易的行为。将权力寻租行为对市场的破坏力降低到最低限度。
中国的法律需要三个转变：第一，群众参与；第二，中央执法；第三，反干预。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的效率会出现质的飞跃。
三策的意义：第一、处于转型过程的中国经济体系，一旦陷入流动性紧缺，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衰退。中国不怕通货膨胀，而无法承受经济衰退。还是那句老话，应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事实上，美国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人违反市场逻辑的减息行为，就是将经济衰退的严重性，置于通货膨胀严重性之上的，这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战略性选择。第二、中国经济体系不存在过快和过热的问题。快和热的本质是效率低下的问题。资本导向必须具有提升效率的功能。直接处理冷热，不惜以损害效率为代价，是肤浅和短视的行为。必须高度重视由于投机行为产生的资本沉没。也就是说，必须将资本引入生产、服务和消费。地产投机远比股票投机可怕得多。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远比商品价格波动可怕得多。第三、中国改革的真正难点在于法律有效性。中国改革的第一步已经完成，我们建立了市场。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全、充分、有效率的市场。现在开始第二步，完善市场的有效性，提高市场的效率。市场的效率完全取决于法律，没有第二条通道，必须誓死闯关。但是，这并非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笔者支持集权变法。集权变法是最有效率的选择。顺便说一句，中国改革的第三步，才是公平正义的充分表达。这不是说公平正义不重要，在没有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下，公平正义诉求，只能回归社会主义革命。
总之，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本质上是全球市场对资产和商品重新定价的过程，是重新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国有两个选择，：一是主动地、积极地、配合和适应这个过程；二是被动的、消极的抵抗这个过程。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根本不存在中国独立的宏观调控。必须放弃简单的货币数量控制加简单的商品价格控制模式，这种停留于封闭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将导致经济体系效率反复下滑，进而导致无法逆转的经济衰退。其后果将是中国根本无法承受的。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的含义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源。人才、资本和市场是最核心的资源。这也是美国战略选择的关键所在。美国正在不遗余力地营造人才和资本的天堂。同时，也正在切实改善企业的效率，扩充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却是时间而不是空间。改革的空间仍然巨大，改革的时间却已经十分紧迫了。当我们在重要问题上徘徊不前的时候，替代者的竞争优势正在迅速积聚。外部压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将激化内部矛盾，使单纯的经济问题复杂化。已经到了决断的时候了。
这篇文章发表在世界金融危机初见端倪之时，现在回首去看，这是多么难得的“锦囊妙计”。可是我们的管理层不仅不采纳，而且完全反向操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一句豪言壮语，它是以热血书就，决不是挂在嘴边的美丽辞藻。
二、《恐怖的老二》 近年来，外汇和商品市场异常波动。波动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金融机构的操作。过去，投资者分析的重点是美国金融机构的动向（主要是他们的思维模式）。现在不同了。因为，出现了一个恐怖的老二。这个老二巨有钱、极疯狂且无逻辑可言。老二是在石油屡创新高的时候宣布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老二是在黄金屡创新高的时候公布增加黄金储备的；老二是在商品价格崩溃的时候公布四万亿经济计划的。老二不仅仅是公布，还真刀实枪地操作。老二就是喜欢高吸低抛。老二总是不合情理且出人意料。老二为美国老大的金融暴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老二赚钱了吗？没有！老二不赚钱何以如此努力？天知道！老二之所以敢于这样二，绝非偶然。因为股东们睡着了。设想一下，古今中外，有哪一个股东允许管理层这样胡闹。老二真的很二。并且，极有可能还会继续二下去。二的发疯。
有趣吗？萨科奇见达赖，我们就去买波音飞机；奥巴马见达赖，我们就去买空中客车。美国人疏远台湾，我们就去买美国国债；美国人亲近台湾，我们就去抛美国国债。
看看这一箩筐压抑房地产的政策。明眼人知道，压抑资产价格是假的，应该是人民币要升值了。似乎又有人按下电钮了。
一个颇受老二赏识的美国高盛投资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说过，中国的经济政策只能是跟随性质的，跟的好，就发展得好，跟得不好，就会出问题。于是，美国人一说救市，我们即刻就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就像触了电似的。
我们不能逆向思维吗？比如，你见达赖，你向台湾出售军火，我们完全可以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过，我们也是可以会见一些人的，我们也是可以出口一点儿军火的。中国还是有能力制造一两件大杀伤力武器的。又比如，我们不搞“刺激经济”计划又如何！我们本可以借此机会玩休克疗法，开启历史性的经济转型。我们还应该借机将人民币迅速贬值。黄世仁病了，杨白老装病都不行吗？不趁机会去救喜儿，还要拼了命地给地主老财去输血。真的是够二的！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这是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升值与贬值是相对的。其中的损益也是相对的。谁说贬值就一定好啊；谁说升值就不好啊。关键是在正确的时间和空间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老实说，老二要是不二，老大的日子会很难过。老二手里有最好的牌。谁让我们是世界工厂呢！中国已经有能力制造全球性通货膨胀和全球性通货紧缩了。中国要是不说保八，你只要说维持经济零增长，澳大利亚总理就要改名叫胡克文了。中国要是严禁招商引资，并且限制外商自主投资的范围，外汇储备早就降下来了。中国要是征收高额的资源税和污染税，外国政府早就开始补贴中国出口企业了。中国要是早一点开征物业税，炒房团早就去投资高科技去了。
可惜的是，我们全部做反了。
别人按下那个电钮，我们就会伸出那只胳膊。老百姓越来越不踏实。是的，没人知道老二明天会干什麽。
笔者有时候反过来想，可能这样也不坏。反正老大已经被惯坏了。如果我们悄悄地把电线拆了，电钮失灵了，老大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
此等事情，恕不在此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复杂吗？当然不是。房地产问题、汇率问题真的很难解决吗？当然不是。问题出在老二。老二才是真正的问题。看看谁能说服老二。将恐怖的老二变成老二的恐怖。将我们的恐怖变成他们的恐怖。
——股东们，别睡了！
这是以全中国、全世界人所共见的事实，在控诉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经济精英们“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战略合作共克时艰”的无耻勾当。三十多年来，在“党政分开”、“法比天大”的烟幕下，党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纠错机制”被逐步削弱。以致权力寻租，“无利不起早”，部门利益盛行，贪污腐败不断蔓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立法和决策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必须要掌握与行政权力相对等的权力。如掌管国家货币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确保国家决策执行计划真正落实、统计信息真实性的审计署，无论是从工作职责和实际产生的社会效能上说，都应该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后，货币政策的动用就要由立法机构来进行决策。同样，一个机构的有序高效运行，需要做到计划、统计和审计的相互制衡。计划规定目标、工作分解和进度时间表；统计反馈计划执行过程的信息，以便于计划部门考核和控制计划的实现；审计则是确保计划的真正落实，确保统计信息的真实性。因此，计划和统计由国家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实施后，作为确保计划真正落实、统计信息真实性的审计署就应该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门机构，来监督国家行政机构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否则，体现执政党和人民意志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就会形同虚设。
三、《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大概只有毛泽东。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治史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发行人民币。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感佩。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事实上，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上都与财政有关。公共财政政策是双刃剑，搞得好就是昌明盛世，搞得不好就是国破家亡。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财政政策。中国建国后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这套系统有效的财政政策。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有效的经济管理依然是依靠这套体系。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的财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由于管理层对于经济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对于财政的理解过于肤浅，中国的财政政策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公共财政政策被新兴经济势力强力扭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公共财政政策已经演变为中国政府管理的乱源。
中国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收入的含义。在财政收入问题上，中国过度依赖创造价值的课税，而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化，国有财富的资本化本应提供巨大的财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例如自然资源的资本化，例如国有企业股权的资本化，这些资产的资本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然而，中国政府却没有在资本化过程实现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没有得到应得的财富，亦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而是被动支持了大规模财富转移。其中，一部分补贴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在财政收入问题上的失误，性质十分恶劣。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国有资源属于国民资产，转移国有资源等同于向国民收税。如果将国有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国民资产被剥夺视为特殊税收的话，政府相当于向国民课取了巨额特种资源税。如果这一判断成立，中国近年的实际税率可能远远不止所得税率35％，实质税率可能高达90％以上，可能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高税收国家。最为严重的不是税收之重，而是这种残酷的税收没有进入国库，没有转移支付给国民。它们的主要部分在资本化过程中巧妙地流失了。这才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也可以说，这才是中国当今一切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国的财政收入问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土地、资源、国有股权资本化方面。负利率政策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要素价格扭曲也可以视同为特殊税收；环境破坏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只是这类税收更为可怕，它们直接在政策层面就被转移支付给特定人群了。
这就是为什么，突然有哪么多人，突然有了哪么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紧缩的中国突然出现流动性泛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资产价格突然暴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突然需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支出的含义。当由土地、资源、国有股权形成的一部分收入纳入财政的时候（已经很可怜），它们被巧妙地列入预算外收支。这笔逃脱税法和预算法约束的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大金库。于是，各级政府如此热衷搞自身建设、搞市政建设、搞经济建设。“大炮一响，黄金万兩。”不搞建设，就没有经济权利，就没有腐败机遇。却没有人认真思考如何将这笔本属于国民的财富转化为国民福利。看到政府部门高楼林立，看到政府官员豪宅小蜜，谁能说那只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问题？
公共财政政策的严重问题会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在形式上，最终表达为金融问题。中国历代王朝在公共财政政策失误之后，无一例外最终滥用金融政策。就本质而言，由于正规财政收入流失，政府就必须透支政府信用。在没有法币的古代只能加征税赋；在有法币的的现代就是通货膨胀。剔除那些虚伪的专业说辞，历史的轮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笔者将之概括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在中国历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会有一些经邦济世的伟大人才。中国人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人不会用伟大的经济学家盛赞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但是，经邦济世之才必须懂经济。否则，就难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剧。尤其必须精通公共财政。有趣的是，精通公共财政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就有陈云这样并非经济学家的公共财政专家，并且具有大师级水准。而在经济学家满街走的当代中国，管理层中竟然无人通晓公共财政政策。以至于管理层反复被误导，反复被欺骗，反复被利用。实在令人费解，那些活跃的政治化妆师和经济投机师们可以经邦济世吗？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主要是知识的传播者，偶尔也用来做金融产品推销员。基本上没有登堂入室的机会。道理很简单，经济学知识是经邦济世的必要条件，却远远不是充分条件。书生误国，古今中外皆如此。这还是客气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当代经济学家有多少是无间道。前苏联的猝死不就是毁在这些人手上吗。中国那些雇用经济学家们（由金融机构付酬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像极了不拿枪的第五纵队。况且，实在看不懂，中国的管理层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博士和教授？中国公共财政政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管理者学识的粗俗浅陋令人震惊，竟然还敢猪鼻子插葱装相。若不是愚蠢，是否意味着背叛和出卖？
中国公共财政政策严重扭曲的问题实在不容漠视了。笔者再一次强调：伤于财政，毁于金融。管理层一定要高度警觉。
笔者认为，必须将支离破碎分散于多个部委的公共财政政策统一管理；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置于法律约束之中；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分离；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形成、执行、结果透明化；必须将涉及公共财政政策的金融政策（利率和汇率）、价格政策、环境政策纳入统一管理；必须将政治化妆师和雇用经济师剔除中国公共财政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必须尽快培养和使用陈云式的经邦济世之才管理中国经济。
四、《政府的死亡底线》 建议中国的管理层阅读前俄罗斯代总理E﹒T﹒盖达尔的著作《帝国的消亡》。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盟友，中国不能不对苏联解体进行深刻反思。借助E﹒T﹒盖达尔先生提供的资料，用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梳理，试图挖掘帝国消亡的深层原因。笔者惊讶的发现，前苏联问题并没有多少新东西。问题的焦点依然在财政。而且再次验证了笔者研究明史得出的结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分为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首先，广义财政收入包括了税法和预算法确定的名义财政收入，以及名义财政收入之外的，用于公共开支补偿的一切收入。例如，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收入、公共机构的预算外非税收入、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成本摊销和利润留成等等，都属于广义财政收入。当广义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名义财政收入时，意味着国家正在形成食利者阶层，并逐渐开始失去效率。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50%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危险期；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75%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崩溃的边缘。其次，狭义财政收入是指名义财政收入中直接用于国民福利开支的部分。狭义财政收入如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过低，意味着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的丧失，政府将失去对于国民经济的控制权。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5%的时候，政府已经陷入管治危机；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2.5%的时候，政府将面临彻底崩溃。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形式的经济危机都会直接导致狭义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很容易触碰到底线。政府为了挽救危局，通常会采取举债或滥发货币来填补狭义财政收入的不足。这就必然引发金融危机。
笔者将广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高于75%和狭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低于2.5%这两项指标称为政府的死亡底线。
前苏联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同时跨越了这两条死亡底线。腐朽的精英阶层经历长期蜕化之后，成为不折不扣的食利者阶层。他们的愚蠢、浅薄和疯狂令人发指。他们对于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导致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最终失控。他们终于将国家竞争力消耗殆尽，他们终于将政府管治能力消耗殆尽。当可怜的狭义财政收入再也无法满足民众最低福利需求的时候，政府除了大规模举债，就只能印刷卢布。财政危机最终转化为金融危机。剧烈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危机演绎为全面的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夜间消亡。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精英阶层送上苏联历史舞台的政治小丑。他当然不会与精英阶层对抗。他当然也不会和西方对抗。他能够带给苏联国民的，就只剩下美丽的谎言。那些谎言经过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精心包装，成为了耀眼的改革新思维。任何政治承诺都必然需要付出经济成本。戈尔巴乔夫将成本来源寄望于西方的经济施舍。然而，轻易付出政治贞操的戈尔巴乔夫被廉价出卖了。一个伟大帝国的信用被他彻底糟蹋光了。出卖伊拉克，他仅仅获得科威特2亿美元贷款；出卖朝鲜，他仅仅获得南韩5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可怜而肮脏的贷款根本无法弥补狭义财政收入的巨大缺口。戈尔巴乔夫开始疯狂地滥发卢布。通货膨胀开始失去控制。卢布形同废纸。国家资不抵债，政府入不敷出，诺大的帝国竟然即刻破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留给他的将是永远的耻辱。他的祖国，分崩离析；他的人民，饥寒交迫。前苏联地区的生活水平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悲惨境地。
中国人需要警觉的是，二十年前苏联的教育、学术、传媒状况颇似今日之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与苏联学者、专家以及管理层合流，制造了一整套辉煌的“发展计划”（其实是死亡规划）。貌似“高人”的苏联“赵括们”，颇似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机构的学者、专家。他们对于财政金融的真实感悟近乎白痴。但是，他们了解西方的语言范式，他们熟悉领导人心理需求，他们利用了民众求变的急迫心态，他们获得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有力扶持，他们终于有机会规划和决定一个大国的未来。遗憾的是，比赵括更可怕的是，他们坑杀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今天，中国的“精英们”搞出来的刺激经济计划，颇似二十年前苏联刺激经济方案。他们的焦点，依旧是无限放大广义财政收入；依旧是要彻底压缩狭义财政收入。他们要用公共开支和钢筋水泥耗尽政府最后的财力，他们要枯竭一切用于国民福利的来源，迫使政府缴械投降并实际破产。
西方学术和舆论始终在曲解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他们总是绕开财政问题，刻意导入政治体制因素。笔者拥有一些经济史知识，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要你敢于跨越这条政府死亡底线，就必然消亡。这是铁律。这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讨论社会制度的话，那就是用人治还是法治守住这条死亡底线。如果，既没有有效的制度，又没有优秀的政治家，那结果就非常值得忧虑了。
在苏联解体的同时，另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那就是苏联的老对手德国。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苏联开始分裂的时候，分裂的德国却完成了统一。德国的再度崛起绝非偶然，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德国的成功源于佛莱堡学派的伟大社会实践。路德维希•艾哈德等伟大的思想家们，用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全了他们的祖国。不仅如此，在德国统一之后，他们又制造了另一个帝国的雏形 ——欧盟。德国人的道路深深地吸引着一位年轻的苏联人。这个德国总理艾哈德的隔代粉丝后来成为了俄罗斯的总统。他的名字叫普京。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严重的问题。尤其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危险期，并逐渐在逼近危险的死亡底线。中国广义财政收入已经进入疯狂增长的状态，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迅速突破警戒线。与此同时，中国狭义财政收入迅速被蚕食，中国狭义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接近警戒线，中国已经开始采取危险的金融手段处理财政问题了。真正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对于危机的无知和无觉。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必要的自信，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独立的思考者缺少必要的尊重。在瓦缶雷鸣之中，危机被系统地遮蔽和淡化了。尤为严重的是，华丽的瓦缶竟然真的能使黄钟毁弃。中国真正的思想家们被边缘化了。小丑们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冗长的逻辑和斑斓的废话之中，又一个伟大的国家再次陷入滑稽的梦魇之中。
2009年将是中国人艰辛而危险的岁月。内部和外部的矛盾集中并交织在一起了。我们将怎样面对复杂的局面？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但是，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我们需要中国的“佛莱堡学派”，以及像路德维希•艾哈德那样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我们永远追求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分裂。我们永远追求自由，但是绝对不会放弃主体性。我们需要市场，但是绝对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要知道，号称资本主义的德国，数十年坚定不移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德国人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镜鉴。当然，中国人也不会走德国人的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像德国人那样独立思考；至少，我们可以尊敬我国独立的思考者；至少，我们应该允许独立的思考来测试主流逻辑的正确性。
笔者十分认同胡锦涛总书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三项重要原则。其中，不折腾本质上就是财政原则。通过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变革，治理穷与不公，天下必无人折腾。中国只要能够持续降低广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只要能够持续提高狭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政府只要远离死亡的底线，就能从容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任何危机。
笔者认为，中国无需惧怕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的任何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早已经被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现实的危机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你爱这个国家吗？你爱这里的人民吗？如果你的爱是真的，你为什么会允许你的政府去冲击死亡底线呢？
卢先生的文章就是这样大气磅礴，义薄云天，富有哲理。他曾“大隐在朝”，后隐居“丛林之岛”。不变的是他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从2007年中期开始， 卢 先生集中研究美国发动金融战争，操纵世界经济形势的战略目的，并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向，对中国的相关部门和最高管理层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建议。可惜的是，他的这些建议除了在网上引起巨大的共鸣外，几乎没有影响到任何相关部门和决策层。眼看着中国的金融、经济形势在美国的战略操控下一步步滑向泥潭，卢先生终于焦虑了。他在《谁懂经济》的开头写道：“对于中国经济，笔者由去年的忧虑变成今年的焦虑。笔者清晰感觉到经济危机的临近。遗憾的是，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候，我们才确认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管理层确实不懂经济。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管理层所仰赖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境内外机构的分析师们，更加的不懂经济（也许是懂装不懂）。于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目标与方法近乎背驰的政策调整，全面的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论语 泰伯第八》中说，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又说“小隐在林，大隐在朝”。茫茫苍天，芸芸众生，大隐小隐，在朝在林，我们不得而知，有也似乎可以等同于没有。只有大隐在“网”，有网上文章划破天际，才可以称为是读者心目中的“大隐”，民族的“智多星”，社会良知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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