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设计师”不是一堵挡风的墙！
徐汉成
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被正式称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并被写入党章，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指导思想。但是，邓小平主政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纵观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并没有对改革开放进行过所谓的“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三十多年，从邓小平去世后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并没有遵循邓小平理论，因此，不能把邓小平去世后的改革的正误全部加在邓小平一个人的头上！
一、“总设计师”称谓在哲学上的荒谬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做什么？》）斯大林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的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从人的认识论来看，要对一件事物做出“设计”，必须拥有系统的指导设计的理论，没有理论的设计只能是一种空想，注定是唯心的、盲目的设计。如果没有前瞻性的理论，想要对社会的变革做设计，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尝试。
邓小平再三申明，他倡导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完善，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质”与“量”的界定，既然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进行了“总设计”，那么，对于改革与开放的内容、目标就必须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方案，譬如在改革中，个体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多少？是任其发展还是到了一定数量的时候予以遏制？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规划与量化，譬如分配，在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中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譬如开放，哪些行业和领域可以引用外资，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能不能让外资控制？
从空间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不仅有对于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有对外资本主义的开放，如果要对这样一种庞大的系统做出统筹的“设计”，就不仅要求国内的执政者们围绕邓小平“设计”的蓝图不得偏离，而且要求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设计师”的“脚本”唱戏。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从时间上来说，既然是“设计”，对于改革的流程与时间就必须制定一个时间表，但是，中国的改革已历时三十多年，至今仍然是遥遥遥无期，这就说明了中国的改革是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与变化的状态，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因此，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循序发展的，毛泽东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入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综观邓小平理论，总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即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改单一公有制经济为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二是“坚持”，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前提，是改革的底线与原则。在改革中，邓小平的论述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的，譬如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还主张“计划经济为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过了八年，他又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1979年5月 ，不仅对于改革如此，邓小平的政治态度也是处于变动状态的，特别是经过胡耀邦与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的倒台，经过一九八九年学潮引发的政治动乱，邓小平从一九七九年的“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8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一九九二年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实际上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论断。一九八六年，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到了一九八七年说还要加上五十年，再到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中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很显然，二十年、五十年与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时间跨度是相距甚远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与长期性，邓小平是逐步有所省悟的。因此，如果将邓小平理论视为对于改革开放的设计，就会将邓小平理论变成为僵化的教条，也就无所谓创新与“与时俱进”了！因此，从时间的跨度上来看，邓小平要想对历时几十年的社会运动做出一次性的“设计”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邓小平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试想，一个在经济上外行的领导人怎么可能对经济上的改革做出“设计”呢？他又说：“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1986年9月2日 ）在离开政坛后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仍然说：“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从邓小平上述的一系列论述来看，邓小平认为，他自己并没有一个成熟的改革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都是一个试验，从来没有对改革做出过“设计”，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二、邓小平并没有对社会制度重新“设计”！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社会制度的变革历来具有内因与外因的条件。决不是由那一个人“设计”出来的，人类从原始公社过渡到奴隶社会，是因为产生了私有制与阶级，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内因是大机器的发明与采用，大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外因是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大机器的发明与采用，就不可能有现代资本主义。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若干次的改革，但这一大批的改革家们也均没有说过对于社会制度做出过“设计”。这种“改革”充其量只能是各阶级利益关系的调整，并没有触及与改变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是世界公认的政治经济学大师，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长期的、大量的深入研究之后，发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前苏联，列宁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在中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毛泽东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89页，1953年8月）“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邓小平认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邓小平文选《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第2卷第186页）。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是将人类几千年以来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革成为公有制，将自由无序的市场经济改革为计划经济，在财富分配上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改革为按劳分配。1979年，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卷第231页）因此，邓小平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应重新“设计”的，他说：“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8页《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他还说：“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原则。”（邓小平文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第3卷第111页）他又说：“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在离开政坛后的 1990年7月3日 ，邓小平同志视察北京市亚运会场馆等市政建设工程时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杜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讲，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
设计需要理论指导，如果邓小平掌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会将改革“设计”成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如果邓小平掌握了资本主义理论，世界有现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搬过来就是了。邓小平说：“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邓小平文选《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23日，第2卷第351页）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看，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不仅没有说要对社会主义制度重新设计，而是再三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始终如一的！如果将邓小平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就是将邓小平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割裂开来，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
二、“设计”的正误需要实践的检验！
改革之初，邓小平说：“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第2卷第235页）1984年，他又说：“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邓小平文选《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第3卷第90页）他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1985年3月7日 ，第3卷第111页）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看，他认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如果产生了两极分化与资产阶级，那么，改革就是走上了邪路。但事与愿违，三十多年后，改革实践的结果与邓小平的“设计”的结果大相径庭，至2010年，中国的净资产超千万元的富豪数量为53.5万人，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基尼系数已超出0.5。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因此，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是不应该将改革“设计”成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出来的。
改革的结果为什么背离了邓小平的初衷？改革除了缺乏前瞻性的理论之外，重要的一条，就是邓小平身后的改革举措背离了邓小平的“设计”理念。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公有制经济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因而才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与资产阶级，但是,如果一旦公有制经济变为私有制经济,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立刻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与资产阶级。
毛泽东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 邓小平历来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不仅毛泽东思想要用实践去检验，邓小平理论自身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三、不要将“总设计师”当成一堵挡风墙！
邓小平“设计师”的称谓是美国人最早提出来的。1978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访菲律宾，3月27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一篇题为《中国面向南方》的文章，称邓小平副主席为南方“外交攻势”的“设计师”，这是国外媒体最早以“设计师”称谓邓小平。 1978年10月11日 ，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提出：“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的致词，第二天，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工业管理方针的巨大变化》的评论，称邓小平为是中国现代化计划的“设计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的头像就出现在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封面上，并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此间，西方媒体多次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
其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党内会议上，就开始引用国外媒体的报道，称邓小平为“政治设计者”、“主要设计师”。 1985年7月26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出访美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邓小平是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是“总设计师”的提法第一次公开出现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 1989年6月24日 ，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指导者是邓小平同志。”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称邓小平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今年6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伦敦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中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我国现代化进程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既然“总设计师”称谓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逻辑上是错误的，邓小平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重新“设计”，西方资本主义将邓小平誉为“总设计师”，是为了通过“捧杀”邓小平而“棒杀”中国的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党内的一些人也总是乐此不彼的称邓小平为“设计师”呢？其中的玄妙在哪里？这就不能不让人们联想起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 ，中央其他的一些主要领导背着毛泽东大搞浮夸风与共产风，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的历史事件，也不能不让人们联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形“左”实右的林彪之流一面将毛泽东尊誉为“四个伟大”，打着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一边又背着毛泽东拉帮结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纵观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虽然，他提出了“先富论”、“不争论”等一系列值得商榷的理论误区，但他同时又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八十年代，正是党内最早称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胡耀邦，第一个背离了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设计”，赵紫阳更是与邓小平设计的改革离心离德，在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学潮”中纵容与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动乱。邓小平生前说：“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雇工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产生剥削与两极分化的根源，按照邓小平的改革理论，雇工问题还是要“动”的，因为社会主义不搞两极分化，所谓“动”就是对雇工采取禁止或遏制的政策措施，在邓小平的所有讲话、报告与文章中，从来就没有过“改制”的论述，邓小平去世后的九十年代末，雇工不仅没有“动”，举国掀起了“改制”的大跃进，而在邓小平时代的一亿职工全部沦落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了。这难道是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吗？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邓小平文选《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3卷第373页）根据邓小平的设计，证券与股市这些东西都是“试”的范畴，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因此，不能将离经叛道的改革都包罗在“邓小平理论”之中，不能把所有改革的“烂帐”都记在“总设计师”的名下，让邓小平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
从民主与法制的角度却说，无论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未来，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依靠一个人来设计是反科学与反民主的，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极不严肃与极不科学的，奇怪的是，毛泽东去世后，“两个凡是”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有人指责毛泽东时代专制，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出现了新的专制。更让人们不解的是，一方面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集体智慧，一方面却又将邓小平个人称之为“总设计师”。
因此，我们必须警惕修正主义分子拉“邓小平理论”的大旗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虎皮，借“总设计师”的钟馗打鬼，明修改革开放的“栈道”暗渡资本主义的“陈仓”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一面将邓小平誉为“总设计师”一边又干着掩耳盗铃，欺世盗名的颠覆社会主义的勾当，联想起邓小平去世后的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改革，中国政府用大量的资金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债。中国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被外资控制，中国的大量的稀有金属资源被外资控制与开采，贱卖国有银行，无节制借钱给美国，联想起“转基因”……。这一系列既背叛了毛泽东思想，又背离了邓小平理论的重大事件，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二0一一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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