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与百岁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责任
这是关于中国的核心价值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思考。
我的思考可能很肤浅，但绝对真诚。
我的思考可能有偏颇，但绝对理性。
我的思考可能显得很无知，但我不怕暴露自己的无知，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乡村野夫、庶民百姓。
我在思考中不自觉地成为了共产主义的信徒，但在思考时却遵循着自由主义的原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思考不足以在毛泽东思想的珠峰上、邓小平理论的驼峰上添砖加瓦、涂光抹彩，但我却为我的行动——响应毛泽东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起责任，才不会人忘政息”的行动而感骄傲和自豪。
我的思考必然引发那些自由主义朋友们的诋毁和谩骂，但我希望他们真的有自由精神；真的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行事：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的思考很可能触及政治雷区。对此，我只能说：我遵守政治纪律，但我敬畏良知，更敬畏真理，因为“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
我的思考就从两个政治口号、两个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生命的口号开始。
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或者是它的姊妹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
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核‘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百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和邓小平理论百岁，无非是强调某种政治意愿或者意志，决不是一语成忏。忏讳之学，虽然在中国大兴，但早就被唯物主义打倒，马克思主义更是将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如果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理论是人类的真理，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体现的是人民大众的愿望和意志，这又何尝不是这种政治意愿或者意志的生命力的昭示呢？
此言一出，智叟必哂：“甚矣，汝之不惠！方真邓论势炎，百岁可期；自由大行，历史终结；毛思既衰，敢望万年？”的确，智叟们道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尚在中天、红得发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年老气衰，甚至曾经气绝身亡；自由主义不仅横行无忌，而且大有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势。但是，智叟们却忘记了历史的辩证法：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而且，智叟们同样忘记了三个基本事实：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在重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故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却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且浴火重生后的毛泽东“不是神，却比神还要神”，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灯塔”；而自由主义虽然仍然势大力雄，然而“外面的架子虽大，但内囊却早已上来了”，总有一天它会像中国的忏讳之学一样倒了下去。
毛泽东曾经死过，毛泽东思想也曾经死过。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死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他的自信和不自信、功绩和错误以及所谓错误而死。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亦王亦圣、千古一人的人物。说“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你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行”，说毛主席“您的功绩比天高，您的恩情比海深，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人民觉得恰如其分，不为虚美，毛泽东事实上成了中国人民的守护神。但是毛泽东对自己历来是自信而又不自信。他忧虑自己被别人所利用，说有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是充当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钟馗。他不惟对自己自信又不自信，而且对自己的思想也是自信而不自信，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不惟自信而又不自信，而且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甚至是所谓错误。毛泽东认为是人都会犯错误，他自己也不例外。他十分赞同列宁对待错误的观点：“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和现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来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方面还未完善的方法。”（转引自《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对于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持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至于他的战友和学生们将反右的主题，即打退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猖狂进攻篡改为反击知识分子群体的人身进攻，以致将他划定的全国几千人的右派扩大为四、五十万人的右派的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默默承受了；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树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对于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纲领，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大跃进开始时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等五股歪风，毛泽东确实起到了星火燎原、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醒悟得最早、遏制得最力、批评得最烈的仍是毛泽东；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乱点鸳鸯谱”以致改变会议的方向和主题，会后他的战友和学生们变本加厉，以致造成三年国民经济严重损失、个别地区大量饿死人的严重“左”的错误。对此，毛泽东几乎大包大揽承担了全部责任，说：“直接的我有责任，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被他创立的党在政治上判处了极刑。但是“文革”注定比法国大革命更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无定是褒之者誉之为是“更新中国共产党、更新社会主义制度、更新中国人民精神的伟大政治运动”，还是贬之者斥之为“浩劫”、“灾难”、“崩溃”，都能找到充分的事实依据。而且连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也成了斯芬克斯之迷。他说：“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他没有直接评说，大概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三分错误，他曾经坦率承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方面是“巩固、防止、建设”，另一方面却又是“打倒、内战”，表面看来，“文革”确实存在二律背反，毛泽东的评价也存在二律背反，但这种二律背反却正是“文革”的逻辑，也正是毛泽东的伟大和悲剧。
一个超凡入圣、完美无缺、功昭日月、光照千秋的领袖人物，突然之间被宣布犯了错误和严重错误，这无异于在中国人民心中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既轰坍了毛泽东的形象，也轰坍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毛泽东打败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因中国人民的集体失语、集体无意识而死的。毛泽东的一生都在践行“人民万岁”的承诺，毛泽东思想也以“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为依归；自然，人民群众也奉毛泽东为大救星，奉毛泽东思想为其精神支柱和信仰。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这种同心同应、同气相求的鱼水关系，堪称领袖与人民关系的典范。但是，毛泽东奉“人民至上”是领袖的自觉，而人民奉毛泽东为大救星、奉毛泽东思想为精神支柱和信仰则是大多数人的盲目。正是这种自觉和盲目，让世俗战胜了天理，现实战胜了理想，利益战胜了崇高，为人民币服务战胜了为人民服务，自由、平等、博爱战胜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也不抓经济。大多数人对照自己吃粗粮甚至饿饭、住土坯房的境遇，相信了；有人说，人民公社只养懒汉，专养懒汉。大多数人以自己养育过五保户、贫困户，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只讲政治，专讲政治。大多数人以自己不管你干得再好再努力，也不过得一纸奖状奖励的事实，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哄骗知识青年，欺骗知识青年。大多数人联系城市青年远离父母，长年累月干农村苦活、脏活的现实，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只懂阶级斗争，只抓阶级斗争。大多数人联系批斗地富反坏右、反思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经历，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只讲专制独裁，只搞专制独裁。多数人联系“文革”前期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的经历，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不讲民主集中制，破坏民主集中制。大多数人联系中国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惟独自己一贯正确的实际，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崇信个人崇拜，专搞个人崇拜。大多数人看到毛泽东唯我独尊、至高无上的地位，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只知愚民，大搞愚民。大多数人看到大学越办越少，文艺阵地越来越窄，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贯于拉帮结派、专搞拉帮结派。大多数人看到“文革”中这派那派“造反有理，革命无理”，相信了；有人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多数人将中国的现状与窄窄的深圳河对岸、浅浅的台湾海峡那边、一衣带水的邻邦、大洋彼岸的天国一对照，相信了。不惟如此，还有许多许多的“有人说”，也还有许多许多的大多数人“相信”；不惟如此，这许多许多的“有人说”，许多许多的大多数人“相信”，偏偏有许多许多的事实和经验验证。但是，就在这许多许多之中，恰恰没有了中国人民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而只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失语、集体无意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在这中国人民的集体失语、集体无意识中消解了。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民的集体失语、集体无意识打倒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因精英集团持续不断的诋毁谩骂而死的。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即放出了一群恶魔。这群恶魔经过不断的繁衍和壮大，早已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由官僚精英、学术精英和资本精英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铁三角”联盟。这个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为了维护和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为了实现他们的终级目标——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十多年来，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持续不断、不遗余力的诋毁和谩骂，其手段之阴险、语言之恶毒，连有理智的西方人士都感到羞耻。“对毛的丑化已经超过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就如此评论，“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骄奢淫佚、糜烂透顶；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个人崇拜、专制独裁；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阴险毒辣、戳毒功臣；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治国无能、“文革有罪”；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只搞斗争，不抓经济；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不讲民主，只搞民粹；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的中国专制黑暗、民不聊生……“虽然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三人成虎”、“曾子杀人”，很能迷惑那些不辨是非者，很能欺骗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从这个角度看，是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打倒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死了，但只是耶稣之死，说得更准确一些，他只是凤凰之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早就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了。
它用比神还精准的预言重生。
毛泽东思想的词典里有：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必然复辟资本主义，必有忘党忘国的危险。就在这个预言发出二十六年之后，苏联解体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不但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奉苏联为牛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统统完蛋了。
毛泽东思想的词典里有：“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有的人就是不承认，但事实却冷酷无情。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共产主义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不就公开宣称他的使命就是搞垮苏联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位被毛泽东评为“好读书不求甚解”、被邓小平认为看错了的总书记不是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倒下去了吗？而他的继任者赵紫阳不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赵紫阳的言行几乎比布什还布什：
“共产党领导革命对的，但这些革命都应该是民主主义革命，不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错了！甚么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赵紫阳还说过些什么？》）。
毛泽东思想的词典里有：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毛泽东这段话发出45年后的今天，中国北京不仅产生了一个可以买下美国的地主阶级，而且中国已产生一个富可敌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帝国主义拎着皮包回到中国来了，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第五纵队”。一位网友对当今中国作了这样的叙述：“中国二十多个关系到国际民生的行业已被外资垄断，原来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70万家外资企业，正在吮吸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中国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正在滚滚地流向外国，留给中国劳动人民的将是被污染的环境和赤贫，甚至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中国有可能被外国列强分割七零八落。同时，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基因武器灭绝种族的危险。”
它用自身真理的此岸性和绝对性，在人类之中重生。
它用它的真理性，征服的不仅仅是“自己人”，更包括它的敌人。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首个圣诞夜，摆放在白宫蓝厅中的圣诞树，上面挂的居然是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头像；在华盛顿号航母的飞行作战室里，赫然挂的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上面写着让全体中国人民荡气回肠的豪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共新闻网《毛泽东缘何让世界都为之倾倒？》）“英国教育已被东方国家甩在身后，若想摆脱教育困境，应向中国的毛主席学习，进行一场改革教育系统的长征”——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恰恰是中国的右派们最恨之入骨的思想！——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如是说道。（2010年12月30日《环球时报》）
更有趣的是，从头到脚都普世了的《南方周未》，这个以“镞毛、否毛、谩骂毛”为己任的中国自由派的喉舌，却登出了“崇毛、学毛、用毛”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一个小标题是：阿富汗战争的“中国秘笈”。这个“中国秘笈”居然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我们看《论持久战》”，聊起塔利班的“军事秘笈”，沙阿（塔利班指挥官）的回答让人意外，沙阿他们的战术总结出来就是“打了就跑”、“隐蔽待敌”、“精心设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以致于101师副连长巴伯科克中尉（美军指挥官）见到中国记者就一本正经地恳请中国记者：把《地道战》拷给他们，我回国后找个懂中文的士兵给我们好好讲讲。我这还真要拜你们中国人为师呢，因为部署到阿富汗的美国军官至少要读五本书，其中有……还有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相关的人民战争、游击战理论。”（2010年11月4日《南方周末》：阿富汗战争：调了一杯十年的“血腥玛丽”）。
它用比神还巨大的威力重生。
中国重庆，这个共和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扫黄打黑，结果有如秋风扫落叶迅速还重庆朗朗乾坤。
它以弘扬红色文化即实质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为手段，迅速改善了重庆整个社会风貌，提升了重庆的精气神，基本实现了社会的和谐、融洽、健康向上。
它以干部与群众“三进”、“三同”为手段，迅速净化了党员干部的心灵，干部由原来基本上的老爷 基本恢复为人民公仆，干群之间的油水关系、水火关系也基本恢复为鱼水关系、亲人关系。
它以“民进，国更进”为手段，加速壮大了重庆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它快速改善了民生，缩小了城乡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使重庆成为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一座为低收入群众造房的城市，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一座关注民生幸福的城市，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一座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不惟是重庆，不论在何时何地，凡是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去指导实际工作的就无往而不胜；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去指导实际工作的，总有一天会跌倒，甚至于摔得粉碎的。
它的灵魂成为中国人民的灵魂，使它重生。
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赘瘤——官僚精英、学术精英和资本精英们不得不承认：在他们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持续不断的丑化、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后，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仍在向往毛泽东，怀念毛泽东时代(茅于轼语)。精英们说，这是中国人怀旧。这决不是简单的怀旧！这是对曾经有过的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的依恋，这是对我们曾经有过的理想信念的向往。这证明中国精英集团企图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所谓普世价值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是如此的不得人心；这同时更证明毛泽东仍然活在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心灵鸡汤”和精神支柱。
毛泽东思想重生了，这无庸争议。但重生的毛泽东思想让我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追问：到底重生的是哪个毛泽东思想？因为，事实上存在两个毛泽东思想，即主流意识中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本源意义上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毛泽东思想既有根本一致，又有重大区别。主流意识中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集中概括在《决议》之中。
本源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既存在于《决议》中，还存在于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重生的毛泽东思想必然是本源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因此，历史向我们提出了第一个任务：必须弄清弄懂本源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
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调查研究的功夫后，我们发现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能够在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总结了和创造了一系列新鲜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胡耀邦1981年7月1日《在建党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全面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毛泽东哲学，是成熟了的中国共产主义精神，亦即毛泽东精神。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
对于邓小平理论也应提出同样的追问和任务，因为它正遭遇着毛泽东思想相同和相似的经历，只不过具体情况不同，遭遇的程度不同而已。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包含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将和毛泽东思想一起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整个初级阶段的实践。但是，邓小平理论本身就像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样交织着矛盾：他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却又讳言“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又提出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他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却又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却又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承认国际共运论战具有反修防修的性质，却又说“九评”是说了空话、放了空炮；他承认人民群众的主创精神、首创精神，却又惧怕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而推行精英治国；他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展开反击，却又对资改路线有些姑息怂恿；他首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却又阉割、肢解和腰斩了毛泽东思想。正因为有了这诸多的矛盾，不能不产生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矛盾。重庆党校苏伟教授在他的《谈重庆模式》一文中，就发现了这两个理论的矛盾：
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完整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呢？就是我们呢，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但后者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理论要强得多。
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与其“工具理性”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级价值观来使我们党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呢？这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
苏伟 教授真是一个清醒的而又矛盾着的 党校 教授。这个清醒来源于两个理论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思想的强项是它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即其价值理性，所谓道德感召力不就是毛泽东创立的毛泽东精神吗？所谓政治感召力不就是毛泽东创立的前述各种理论吗？毛泽东的理论和精神是强项，将指导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喊它万岁，并且万万岁不亦宜乎？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强项是建设方式、技术性理论，即其“工具理性”，所谓经济建设的技术性理论不就是经济建设的操作性、有效性吗？邓小平理论的技术性是强项，将和毛泽东思想一起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断他百岁并且只是百岁，不应宜乎？ 苏伟 教授的矛盾其实来源于社会现实的矛盾和两个理论的矛盾：毛泽东思想不仅被实践证明是“价值理性”，而且同样是具有操作性、有效性的工具理性；邓小平理论如果仅仅是工具理性强，又怎么能替代毛泽东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摒弃于党的指导思想之外，驱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殿堂呢？
苏伟 教授其实是对邓小平理论定准了位的，看准了它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技术性建设理论而己。但是，邓小平理论不仅面临着被“捧杀”的幸运，而且同样面临着被淡化的厄运，更面临着被偷换和假冒的恶运。
邓小平理论被某些人吹捧成了新的顶峰。所谓“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有人还直截了当地提出：“邓小平理论是今天我们判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坐标。”（引自许健康：《毛泽东的旗帜就是当代中国当代人民解放事业的旗帜》）这些可爱的先生们可能忘了邓小平理论立论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实践的邓小平理论却成了判断理论是非的坐标了。这些可爱的先生们同样可能忘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列宁主义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首先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一国或数国的胜利。列宁运用他自己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和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果；不仅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且指导着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和实践；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概括，而且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整个阶段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发展动力、革命对象、根本任务，形成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这个理论在生产关系领域就是毛泽东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上层建筑领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仅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摄人魂魄的毛泽东精神。可是，一些人无限拔高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且成了唯一的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邓小平理论的材料，仅仅是邓小平理论的先驱而已。
邓小平理论正在遭受淡化的厄运。一些势力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一致的方面，指出改革开放中问题的方面，不是故意漠视，就是故意弃之，而仅仅运用其“有用”的理论。比如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教训和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307页），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将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理论上讲清楚”。（同上，第365页）“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同上）“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同上，第379页）。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几乎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那个著名的论断如出一辙，但由于不合某些人的心意，早被谈化、湮没和搁置。
邓小平理论更有被偷换和假冒的危险。中国“铁三角”联盟的精英们，你们竟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变成了重新培养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竟将邓小平关于“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多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了。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国家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有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观点逐步阉割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主旋律”、“主流”、“主导”方面的时代主题；你们竟将邓小平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不问“姓公姓私”、“姓资姓社”，公然篡改为不要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一句话你们竟将自由主义的货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冒充和篡改为邓小平理论。正因为邓小平理论同样面临着捧杀、淡化和篡改的现实问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第二个任务：必须弄清弄懂邓小平理论。
经过一番同样的调查研究后，我们发现：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和某些修正。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经济建设的技术性理论。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部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也就是他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但是，由于两个理论创立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关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不同，更重要的是两个理论创立者的理论水平和素质的差别，人们很容易发现两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一致和区别。因此，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第三个任务：必须把握两个理论的层次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们作了同样的一番调查研究后，居然发现：就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性来说，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价值理性，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具理性，将指导中国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邓小平理论虽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价值理论，但主是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和建设的有效的、可操作的工具性理论，它将和毛泽东思想一起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整个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源，邓小平理论是流；毛泽东思想是根本，邓小平理论是基干；毛泽东思想最主要揭示了价值理性——社会主义发展的矛盾动力任务、目标等，因而将指导社会主义整个阶段的实践性；邓小平理论偏于工具理性，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因而将主要是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这一时期世界风云变幻的历史既是毛泽东思想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历史，又是邓小平理论创立发展和成熟的历史；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稳住阵脚的历史，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渐趋式微的历史。这个简单而又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这个简单而又残酷的事实，同时还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不仅仅是马家一家，不仅仅是“毛思”、“邓论”在论短较长、比短争长，分明是各路天仙——主要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直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攻城掠地，抢营劫寨，而且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钻进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兴妖作怪、兴风作浪——它们要对中国人行割礼，它们在向邪恶的共产主义中国，在向苦大仇深的中国人民传播着比白雪公主还要美丽、还要纯洁、还要幸福、还要动人的福音。
民主：你想当总统吗？你有选票！你想当议员吗？你有选票！你想当州长、县长、市长、镇长吗？你有选票、选票、选票、选票！选票能选出一切，选票能决定一切！啊，无所不能比上帝还要神通广大的选票，实现了人类的民主。
自由：人人有缔结和不缔结雇佣劳动合同的自由，人人有批评和不批评政府的自由，人人有创办实业和不创办实业的自由，人人有休闲和不休闲的自由，人人有迁徒和不迁徒的自由，人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和不言论、不出版、不集会、不结社和不罢工的自由，甚至在公众场合还有光屁股和不光屁股的自由。啊，自由，自由女神是你的化身，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
平等：资本家和雇用工人在交换领域完全平等，政府官员与选民在选票上一律平等，公民和公民在信仰上一律平等，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啊，平等，这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正义：基于法律的正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事事依法，事事讲法，事事有法。但一般人不知道，正像宗教徒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宗教、有多少主一样，只是信奉自己心中那个主。然而，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触上法网。这也不要紧，请找我的律师。但是，这个律师的上帝就是金钱，就像中国律师李庄同志的总结：够黑、人傻、钱多、快来。
博爱：爱你的上司，爱你的同事，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敌人，爱你见过的和没有见过的一切，尤其是心中的上帝和现实的上帝即金钱。啊，博爱，多么美好的字眼；可惜既难写在旗帜上，更难写在现实中，只好向天真可爱、苦大仇深的所谓失败国家尤其是被共产主义奴役着的中国人民推销了。
财富：你想发财吗？带上你的科技成果，风险投资家会让你一夜暴富；带上你的资本，战略伙伴会让你成为股东；带上你的管理学证书，波音、苹果会让你成为CEO；带上你麦道夫式的忽悠，会让你无本万利、日进斗金，直叫你像比尔·盖茨一样，一百美元丢在脚下都懒得弯腰。啊，财富，美妙的财富，这个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只要你想拥有多少，就有多少，比中国人当年“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可要美妙多了，咱们可是有点石成金之术呢！君不见咱们华尔街不就是造了一个工厂——美联储美元制造厂就制造和垄断了世界财富吗？
所有制：基于私有产权的所有制，人人都有私有产权，资本家有万贯家财的私有产权，穷人有基于人身的私有产权，所有的私有产权都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一般地他们并不知道别人做什么，只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和利益，正是这种利己心在冥冥之中借助上帝之手，就促进了人们的幸福，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天国的幸福就变成了人间的幸福。
经济：什么都不生产，只生产绿纸。这张绿纸却真的有上帝的力量：不，它比上帝的力量还要大。比如上帝的儿子耶酥只能让一条鱼变成三、四千人的一顿美餐，而绿纸却能变成一切、制约一切、毁灭一切、掠夺一切。变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当雇佣奴隶、美国当资本主人的“中美国”。
这天国的福音怎么看怎么都像一百多年前的人间理性王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马思选集》第三卷，第405页）。不仅如此，而且怎么看怎么都像大洋彼岸那个人间天堂即美丽坚合众国；而且怎么看怎么都像中国“铁三角”联盟勾画出来的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
原来如此！天仙们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传教士三十余年来持续不断、不遗余力地传播的福音不过就是早就降临人间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这个理性王国在中国的传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至少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的传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不要让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大致以三个面目出现，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个世纪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他们的旗手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苏晓康、刘晓波等人；他们的旗帜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新启蒙运动；他们的口号是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反对革命，而进行反革命；他们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他们曾经穿上各种马甲，但发表在《文汇报》上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露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地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需要我们理论工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如果说张贤亮还说得云山雾罩、吞吞吐吐，那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祖师爷方励之倒是竹洞倒豆子说得直爽：就是“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 胡绩伟 先生同样直白：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惨痛的教训。这个旨在颠覆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颠覆社会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以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暴乱的被平息而作了小结，但仅仅是小结，并且仅仅是作了小结而已。
第二阶段，从上个世纪19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他们的旗手是张五常、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茅于轼等人；他们的旗帜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改革；他们的口号是“马克思死了，要在他的棺材上再钉上几颗钉子”；他们的目标就是否定公有制，否定计划经济，全面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改革，全面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他们的目的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颠覆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些钻进共和国肌体、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传教士，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了这一进程。例如张五常，这个被中国经济学界誉为中国的科斯、弗里德曼的人，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使命：“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改变科斯说的‘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的命运。”
我在中国“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转引自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第48-50页）。
此人虽然有些大言不惭、恬不知耻，自许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此人起的实际作用确实不可小觑。君不见，中国资产阶级通过铁血宰相和铁血势力的手，以“三铁”的手腕砸烂了“三铁”，国有企业从共和国的长子沦为资本精英的刀下鱼肉；无产阶级从国家的主人翁重新沦为弱势群体；公有经济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演变为“私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补充”的中国特色混合经济，张五常差不多完成了他的使命。从这个方面讲，张五常的自许并不为过。
这个旨在实现中国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政治资本主义化和文化沙漠化、奴隶化的新自由主义，在本世纪初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而告一段落。但仅仅是告一段落，并且仅仅是告一段落而已。
第三阶段，从本世纪中期直到现在。他们的旗手是高尚全、李锐、谢韬、辛子陵、贺卫方等人；他们的旗帜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口号是让共产党下台，军队国家化；他们的目的同样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一派的教主 谢韬 先生的自供状：“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
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贺卫方 先生倒不管什么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他要的就是资本主义：“共产党没有向政府注册登记，是个非法组织，未来的政治体制现在不好说，要说出来，是台湾模式吧，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如果说上面只是个别人的言论主张，“零八宪章”则是中国资产阶级“铁三角”的全面主张了。
这个旨在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赤裸裸主张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目前在中国大地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虽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的猛烈抨击，而有所收敛，但仅仅是收敛，收敛而已。
无论是哪个时期、哪个阶段，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渐取得主流地位都是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姑息怂恿的。赵紫阳就是这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杰出代表、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标准掘墓人，他说：“社会主义模式是什么，怎样进入社会主义，马恩的一些想法不行，列宁、斯大林更不行。”
“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错了”。
“今天的美国、北欧尤其如此，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去创造财富；资产阶级国家，则通过国家将社会创造的财富予以分配。这种分配，避免了财富过渡集中，使广大公民生活过得去、得到保障、得到改善。”
“这个制度已非19世纪那个粗暴的资本家残酷压迫工人阶级的那个制度。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各种手段，自我不断纠正，不断完善自己，人民稍对什么不满便登报、集会、游行，然后政府便接受意见，加以解决。”
“资本主义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在自己框架内纠正、完善，生产上搞股份制，反垄断，征个人所得累进税、遗产税，搞社会福利等等，缓解了矛盾，产生了符合人们理想社会的一些因素。”
“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严密的政治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赵紫阳还说过什么？》）。赵紫阳是倒了，但须知，这个说的、做的比布什还布什的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至死还是党内同志；还有那些中国党内的“张紫阳”、“李紫阳”还在那里发号施令，堵社会主义的路，迈资本主义的步。
“应该向德国开火！一定要开火！”马克思针对当时的德国封建专制向德国提出了这样的任务。“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象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4页）马克思与其说向当时的德国提出了任务，毋宁说是给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任务，只不过这次批判的对象是远远低于当今历史水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想把中国降低到远远低于当今历史水平的中国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势力。
如同1776年一样，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思想在当时的英国没有一个是新的。当今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2010年之前，也没有一个是新的①，即使被某些精英宣称为“历史将向其低头”的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理论也不过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滥觞。但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由于国际资本具有“气吞八方、横扫六合”的力量，由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具有迷人的彩色，由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扮成圣诞老人，资产阶级的东西正如前面所述已侵占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阵地，甚至披上马克思主义的马甲，占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阵地。无论是直接的攻城掠地，还是曲线的狗苟钻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中国在经济上走西方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道路，在政治上走欧美的自由民主道路，在文化上全盛拷贝西方的生活方式、奉行西方的人生观念，在思想上奉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一句话就是要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且是西方附庸式的资本主义中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任何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毕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改旗易帜、易颜变色后的中国焉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存身之地？何谈万岁与百岁？因此，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第四个任务，也是最主要、最艰巨、最长期的任务：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打退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猖狂进攻。
经过一番同样的调查研究后，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现在仍然在世界上发挥着主导作用，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公平、正义的人类普世价值资产阶级那里确立得到了普世，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存在的虽然是合理的，但是存在的必然是要灭亡的。资本主义这种以一个阶级的普世价值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必然以它固有的痼疾、毒瘤、弊病和缺陷，走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当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虽然有着严谨的学术包装、宏大的理性叙事，但它不仅远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思想家之下，也远在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洛克、培根、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雨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下，剥开那些所谓理性、那些学术化的包装，剩下的不过是极其苍白、极其肤浅和极无内容的辩护。必须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火，必须向中国的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开火，开火的精神武器是我们追求的核心价值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开火的物质武器是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祸害中国国家和人民的事实。这些事实振聋发聩，触目惊心。理论和事实必将教育中国人民，重新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道路，坚信无产阶级专政，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而树立起人类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人民大众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公平、正义，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重新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
弄清弄懂本源意义上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弄清弄懂科学的邓小平理论，把握两个理论的层次和相互关系，用愤怒的情感、锐利的武器批判已降低到历史水平以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中国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势力，这也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我知道我的低能，但我知道什么人伟大和什么是伟大，什么东西能够万岁和百岁；我知道我不能“触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但我知道什么是异端，什么是邪说。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作为中国的普通公民，既然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那就：
这里是驼罗斯，就在这里跳罢！
这里是罗德岛，就在这里跳舞吧！
并且，做了过河卒子，那就一直向前跳。
因为“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来，以激励别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8页，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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