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在于民众的认同
――红歌、信仰与精神（二）
改革开放的34年是否定文革的34年，否定文革的主要命题就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论的否定。这个否定不免令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弹冠相庆，于是一大批“科学”的、“数据”化的、“全民”式的理论争先恐后地出现了，例如没有定语的“经济学”，加上定语“普世”的价值观等等。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是实践上的证明，这些貌似公允的东西其实都是资产阶级的私货――如同广东的品牌――低端产品，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论的涎生物，是欧洲文化中心说的另外一翼。
中国当代的时髦理论，即便从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看，也是低端的。其实，这是一个传统，一个思维方式达于衰败的故事。从晚明至于今天，中国琐碎文人都长于理论上的演绎，就象王守仁一样随心所欲；缺少的是理论上的透彻，例如王守仁，因为格竹的无聊而放弃了“格物致知”的真谛。尽管这些琐碎文人的演绎越来越背离种种理论的本来，他们仍然热衷不已。
他们始终重复着一个幼稚，任何一个理论的成立重要的是民众的认同，没有大众的共识，任何理论都到不了信仰与精神的高度，固执地宣讲无非扰人而已，坏事而已――可怜的、琐碎的文人。很难相信，只做蛋糕不分蛋糕的模式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更难相信爪分了蛋糕的那一小部分人又把蛋糕带往西方去独自享受的模式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红歌响起来了：
红歌响起来了，社会主义信仰在大声地呼唤，它在证明资产阶级的丑鄙。
34年间中国的农民工为广东创造了什么？广东模式又给予农民工什么？做大蛋糕却不分蛋糕本身就需要依赖专制主义的力量，又说什么民主？揭示这一点，实在是让那些喋喋不休地宣扬“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客们难过。
可是。事实胜于雄辩，社会的正义体现于分配，并不表达于生产，唯有分配是公正的，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的解放，例如邓小平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民这一个庞大的生产力，但是广东模式对农民工的掠夺却迫使农民工面临不得不后退的选择。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需要自由、公平和公正，正因此，真正的民主主张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而不是资产阶级理论。
红歌是什么？
马克思认为文化艺术是人类的精神生产，也就是说应该从生产论的角度考察文化艺术的本质与特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艺术生产论论证了文化艺术创作的自然属性，返回了文化艺术创作的本源。
当然，我们可以因此读出当代文化艺术娱乐百姓的主张是如此可笑――与那些不加定语的理论一样可笑；而在这种可笑的主张的后面我们又能够看到当代中国思维庸俗化的本源――是为复兴封建主义体系和导入资本主义体系所作出的瞒天过海；更深入地说，我们社会的意识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一样，仍然处于过渡的阶段――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所看到的种种奇谈怪论其实并不奇怪，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性。
于是当我们听到红歌再次响起时我们感觉到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正在破裂，如同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红歌是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先声，它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迷离之后的再现。
当代红歌唱的是一种成熟：
如果说红歌的第一次响起，体现了的是革命时代的激情，这种激情主要的是运用于对旧世界的破坏；而红歌的再次响起，则体现为坎坷之后的成熟，把旧世界的回光返照践踏在自己的脚下，此歌非彼歌，唱的是一种成熟。
成熟就是认同，就是共识。所谓认同、共识或曰“接受理论”，正如基督教思想家阿奎那的看法，无论基督教徒如何接受《圣经》，说到底都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人接受红歌，即来自新中国初建时期大众对解放运动的热情，也来自改革开放时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展现的丑恶激发人们的厌憎。红歌的阐释是以人们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的，这种意识并不是什么唯心主义，而是人们对发生过的事实的感受，这种“先”结构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人们的理解和解释是由自己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令思想者兴趣的是社会选择了红歌，它证明了中国社会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天佑中华，大道通天。
唱出来，让红歌升华为民族精神：
所谓红歌与精神的关系，也就是文化艺术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两者互为表里。
只有唱出来，才能激发我们时代的精神。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生产论包括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两个方面，也是接受理论的整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
当我们把红歌唱起来，当红歌成为红歌潮，我们看到那些曾经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极右翼发出种种可怜的悲鸣――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红歌――先进文化的生产，通过社会大众的消费，正在不断地扩大其生产规模和消费规模。这种文化生产得到重庆模式――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撑，也反过来强化了重庆模式。当这种不断扩大化的生产广及全中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将蓬勃展开。至于不分蛋糕的广东模式，其命运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红歌是属于精神范畴。文化艺术生产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术语，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认为，不仅艺术传达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构思也具有生产性；不仅艺术创作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消费也具有生产性。只不过有物质性的生产性和精神性的生产性之别。因此而论之，红歌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无论它的创作、它的演唱、它的传播都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层面引发激烈的震荡，而渐渐达于共识――即为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展现，也形成中华民族当代的精神。
唱起来，红歌，唱出我们民族的精神！
壶公评论2011－07写一麒麟山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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