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藏问题的几个结论和实现藏区长治久安的19条建议

南飞雁

（这本人所著《西藏问题的透视及我们的对策》一书第八、九章，尚未定稿，先发出来，以飨各位读者。）　　

第八章：关于西藏问题的几个结论　　

前面，我们详细地叙述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研究研究西藏这块世界上最特殊的地方，一定要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一定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当前有一些研究西藏的著作，著者收集资料不可谓不勤,不可谓不全,但不能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所以最终也得不出什么正确的结论。通过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全面的考察，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可能放弃对西藏问题的干涉和破坏。这是分裂、破坏和干涉中国最有利的筹码。从上世纪40年代之前，西藏这块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而又带几分神秘的雪域高原，并没有引起西方列强的足够重视。19世纪，英国的侵略势力就侵略干涉过西藏，但由于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并不显眼的自然开发价值，使英国人并未有下足够决心占领西藏。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一直没有放弃对西藏的干扰和破坏。1958年西藏叛乱，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达兰萨拉建立流亡政府，就有美国中情局在背后的策划和指挥。2008年藏区“3.14”暴乱，明显有美国在背后操纵的影子。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几十年从事反华反共活动，美国是最主要的资助者。美国之所以不放弃对西藏的干扰和破坏，首先是由于特殊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西藏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是中国唯一长期存在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当政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害怕共产主义思潮向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迅速传播，因此高度重视西藏，并企图将西藏建成反对共产主义思潮的宗教飞地。从此，美国冷战思维几十年不改，念念不忘支持达赖喇嘛，鼓噪西藏独立。二是西藏和新疆地区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枢纽，对维护国防安全、能源安全和国家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战略主要是石油战略。美国在中东地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核心目的在于控制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与新疆、西藏毗邻的中亚地区，是中东之外的富油地区。这也是中国的战略目标。“9.11”事件后，美国借机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控制阿富汗，并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建立亲美政权，控制中亚丰富的油气资源。为了控制中亚的油气资源，打破中国地理区位优势，美国就必然会在西藏、新疆制造事端、培植势力，妄图分裂肢解中国。正如著名学者张文木所分析的：“为了中东的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心狠手毒。美国所谓的‘西藏人权’其实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新疆、西藏, 就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社会新世纪的发展才有切实的保证。”必须充分看到西藏、新疆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如果在21世纪，中国西藏和新疆地区发生大规模的动乱，美国就有可能运用在海湾战争中用过的“保护库尔德人禁飞区”的策略，故伎重演，来肢解和分裂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地区的。这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使中国失去西侧高原屏障，而且还将进一步影响到西南地区高科技工业的安全。三是现代以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负面效果，西方不断出现反现代思潮。由于西藏文明的封闭、保守和独具特色，使一些人将封建残余浓厚、宗教色彩鲜明的西藏文化当成先进文明而顶礼膜拜。这些人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奉者，成为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成为西藏独立的支持者，是西方国家干涉相关国家内政的群众基础。尊崇藏文化的风气也日渐影响到国内，宣扬藏族文化、传播藏传佛教的文化作品并不鲜见，客观是为达赖喇嘛张目，是为西藏独立张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势力，不会坐视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会允许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一个兴旺发达的强国。在西藏的问题上，要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坚定的主张。　　

二、宗教是藏族衰落的根源。从青藏高原发源的藏民族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松赞干布统一各部建立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之后，曾经幅员辽阔。吐蕃军队曾经东侵略，兵锋直指长安城下。自从皈依佛教以后，藏民族变得柔弱不堪。佛教导致藏族衰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量青壮年去当喇嘛，既不从事生产，又不繁衍人口，使藏族社会人口结构严重失衡，也造成了社会的沉重负担；二是大量的喇嘛、金碧辉煌的寺庙、频繁的佛事活动，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三是藏传佛教所宣扬的消极遁世、按语现状的思想，使藏人失去了勇悍和进取精神。正如刘亚洲将军所说的：“佛教愈深入人心，人心愈麻木，民族性越孱弱。人民那么困苦，却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铜佛，建造了世界上镶嵌宝石最多的佛像。不要说开拓，连民族的生存都成危机。无情的事实是，最优秀的男人都送进寺庙了，连传宗接代都成问题。解放军进藏时人口不足百万，现在有二百六十万。是共产党救了西藏。”　　

三、藏族民众暂时不可能放弃对宗教的信仰。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群众的鸦片。这个伟大的论断，对藏人来说尤其准确贴切。青藏高原，是地球之巅、世界屋脊，气候严寒，氧气稀薄，人的生存条件非常之差。藏人的祖先就发源于在这块土地。在佛教传入之前，西藏已经产生本土宗教——苯教。藏族被皈依佛教之后，逐渐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从目前的情形看，西藏也许是世界宗教气氛最浓的地区。一个曾在西藏生活旅游过的人说：“我去西藏，感触最深的是那里的宗教气氛。走在拉萨的大街上，磕头转经的人络绎不绝，无比虔诚，而且绝不像内地以中老年人居多，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年轻人。在拉萨的大昭寺前，有不少妇女带着儿女磕长头。藏族人民对其他事情的热情赶不上宗教。布达拉宫、大昭寺，朝拜的人群总是络绎不绝。”尽管达赖已经流亡海外几十年，但是其影响力还非常大。一位藏族同胞说：“前几年藏族有钱人兴起穿皮草的风气，达赖在海外通过电台说一声。皮草杀生，不好。第二天，许多人就把皮草拿出来烧了。”目前，在西藏，如果想成为一个有威信的高级大喇嘛，不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去镀金是不成的。达赖一直在和政府抢夺话语权，而且比政府更有威信。根据西藏的历史文化传统看，想在短期内取消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中央王朝从未形成政教合一的体制，只有在西藏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这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雪域高原氧气稀薄、条件严酷，人的生存条件非常差；但又雪山遍布、河流纵横，处处展现大自然的神秘和庄严。人在青藏高原，就会深切感受到大自然浩大和人的渺小，就会对自然产生敬畏情绪。这种敬畏情绪，就是宗教信仰产生发展的根源。王力雄曾经说：“如果仅仅是消灭它，让西藏人成为无神论者，那是做不到的。先不从广义上去谈论宗教信仰有多么顽强，仅从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而言，没有宗教是很难生存的。”王力雄还认为：“西藏的宗教有两种类型，一是僧侣宗教，二是百姓宗教。前者深奥无比，非凡人所能了解；后者则没有那样深奥，更多的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与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严酷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恐惧心理，是产生宗教的一个重要来源。”自然环境的残酷和现实生活的艰辛，以及人在大自然的无能为力，更多的藏人把幸福寄托在来世。来世是构成西藏的核心部分，主张人以今世的忍耐和苦行，去修炼来世的正果。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力和渺小，这使藏人产生了严重的恐惧和自然崇拜心理。西藏有着数不清神山神湖，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宗教信仰，对来世的追求往往体现在现实的自虐。　　

佛教讲普度众生，讲安乐和谐。为什么藏传佛教如此森严而沉重，既不同于中原佛教，也不同于印度佛教。为什么西藏文化中到处充满神灵鬼怪。其实这一切都可以从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去寻找。如果直接置身于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去体会西藏天地之严酷、生存之艰难、人心之寂寞。在青藏高原上，大部分地区是无法存在规模人类社会的，人只能是以极小的群体面对浩大自然的狂暴。当人单独面对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时，会产生被“巨大”压倒和被“未知”恐吓的感觉。藏人世世代代在那种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忍受孤独寂寞和没有支援的恐慌。经历灵与肉的磨难，深刻的恐惧会毫不阻挡地渗透到每个人的灵魂，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而神化出神灵鬼怪的图腾。　　

一方面是恐惧，一方面必须克服恐惧。恐惧与解决恐惧相辅相成。越恐惧，越急于解决恐惧。而在对恐惧的进一步阐释中，恐惧又会进一步深化。在无法逃避和解决恐惧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更大的恐惧——明确有规则的恐惧。但是只要服从和依附那种恐惧，就能获得安全，从而解脱未知的恐惧，是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经过升华的恐惧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他们必须膜拜恐惧，服从恐惧，以复杂的礼仪祭祀恐惧，才有可能通过对恐惧的顺应，在恐惧的规则和强大的保护下，获得安全和心理上的解脱。这样的恐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有神的性质。西藏社会崇拜大量狰狞恐怖的事物的根源就在这里。　　

宗教是藏人生活的核心和主导。藏人以近乎自残的苦行来修炼宗教，将生命中大量时光付诸于宗教仪式。同时，还将大部分财富奉献给繁复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包括建设寺庙、供养僧侣、举行宗教仪式、朝拜或为宗教义务献工。这样，西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寄生的僧侣阶层。根据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计算，十八世纪西藏的喇嘛僧人占总人口的13%，大约26%的男子出家为僧。中国藏学家李安宅在1947年对西康德格藏人进行人口抽样研究，发现僧侣所占的比例为33.25%，僧侣所占人口比例世界最高。大量的宗教活动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达赖时期的西藏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92%都被消耗于宗教方面的开支。根据学者的研究表明，即便到今天，藏民每年也大约有1/3的收入用于被送进寺庙或消耗于宗教。　　

宗教让藏民找到了心灵的鸦片。是千百年来却给藏人带来了沉重的现实苦难。大量的社会财富，既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也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而是耗费和沉淀在寺庙当中。佛前的长明灯燃烧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宗教的兴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的僧侣阶层，这个阶层既不生产又不繁衍人口，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失衡。吐蕃原本是强悍有力的民族，皈依佛教后变得虚弱不堪。宗教导致藏族贫穷落后的根源。为了解脱宗教之负担，历史上的西藏王朝甚至有过毁佛灭教，强迫喇嘛还俗之举（如发生在吐蕃王朝后期的郎达玛灭佛）。宗教使藏人找到了心灵的麻醉剂，但是却加重了现实的苦难。僧侣脱离社会劳动，终身享受他人供养，既造成社会劳动力缺乏，又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由于喇嘛教禁止僧侣婚育，大量育龄人口出家，导致西藏人口萎缩，成为传统西藏社会的问题之一。连西藏自己的学者，也把西藏从吐蕃王朝之强大衰败到后来的不堪一击，归于西藏宗教的原因。　　

  对违反人性的宗教，藏人崇拜和服从，与前面所说的藏人对恐惧的崇拜是一致的。但是那不能说他们的人性就是如此。如果只给人两个选择，要么今生一世逆来顺受以换取万代来世在天堂享福，要么永生永世沦落地狱遭受刑罚折磨，底层百姓对掌握着进入天堂之门钥匙的宗教与僧人，是必然要顶礼膜拜的。然而，若是有一天能够推翻那种非此即彼的前提呢？如果出现了另外一个神，更强大，更威严，告诉他们一切都在现世，而现世受苦是不合理的，追求现世的幸福才是最应该的。他们还会愿意继续虐待自己的人性吗？答案是不难想知的。王力雄认为：“西藏高原的环境注定了藏人不能没有宗教，没有神的指引和支持，人在那种恐惧的环境中是坚持不下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有一天所有的宗教趋向消亡，西藏宗教也可能保存到最后。”但是笔者认为，王力雄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在西藏消亡宗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这种思想既能解决藏人的精神需求，又能带来现实的幸福，就能彻底战胜宗教。这种思想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只要共产主义思想的准宗教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四、西藏的贵族、宗教势力和上层分子不是我们依靠力量，只有广大普通农奴的后代才是最忠实最可靠的支持者。西藏是世界上最极端的一块土地，既是佛光普照下的人间净土，又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暴的人间地狱。西藏和平解放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农奴制，普通众生的藏传佛教堕落成为危害众生的利益集团。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让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是西藏历史上最大的仁政。百万农奴是社会主义的最坚定拥护者。民主改革到“文革”这段时期，是西藏历史上最稳定、劳动人民生活安稳、腐朽宗教势受到打压、社会主义文化开始确立的时期。这是西藏新生的时期。正如张宏良所说的“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到宗喀巴改革佛教，期间历代得道高僧、佛学巨子，带领千万僧众前赴后继，努力修为，都没有把人们从阶级压迫和剥削阶级的血腥生活中普度出来。唯有毛泽东这个人间大佛，带领亿万人民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剥削社会，把世俗社会和宗教从阶级剥削的血腥枷锁中解放出来。”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红太阳”，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切的声音。1978年后，依靠工农、控制宗教、建设全新文化的建设路线，并没有坚持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实用理性的建设路线。客观地说，这种建设路线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但并没有找到长治久安之策。中央政府每年拨巨款，支持西藏建设，甚至是把西藏包下来了，但这并没有换得西藏的长治久安。分析西藏历次骚乱事件，僧人是历次骚乱的主力军。1978年后，中央政府给西藏拨巨款，修复了1707座寺庙，招收了46380名僧人。佛教僧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但是僧人并不以此为满足，反而成为历次暴乱的主力军。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宗教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根本上对立，信仰宗教必然和建立共产主义信念产生冲突；二是尽管僧侣受到优待，得到政府的允许开展宗教活动，但是相比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毕竟特权不再,僧侣并不以此为满足。不少僧侣在达赖喇嘛的鼓动下，妄想复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三是僧侣仍然奉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达赖是封建农奴制最顽固的维护者，几十年来流亡海外，在西方政治势力的扶持下，又能熟练使用民主、自由这一套西方价值理念骗人。许多僧侣以及民众对达赖喇嘛及其后台老板充满幻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尊藏抑汉政策，使藏族干部和藏族知识分子的心理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藏族干部以实用主义态度，又充满民族自大心理，对骚乱事件态度暧昧。每次骚乱事件后，中央政府都是拨付巨款，提拔大批藏干了事，使西藏干部成为骚乱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使西藏治理陷入闹则有利、越闹越有利的状况。许多的藏族干部，不感恩中央的宽大为怀，反而视为软弱可欺、有利可图，以阴暗复杂的心态支持骚乱事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花大气力培养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按理说，他们是沐浴着党恩成长起来的，但是每次骚乱他们都成为藏独的急先锋。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藏族学生因民族思维习惯的原因，缺乏理工科思维，培养的多是民族文化的学生，沉浸在臧文化之中，容易养成西藏独立的思维倾向。二是因为文化基础不同的原因，许多藏族学生在文化素质上赶不上汉族学生，容易形成文化自卑心理，滋生民族仇恨情绪，因为走上支持藏独的道路。还有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成，再加之交通条件的改善，许多内地人到西藏去做生意挣钱。许多藏人认为这是汉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因此也产生了民族仇恨情绪，一旦风吹草动，就加入了动乱的队伍。纵观50年来，中共治理西藏的成败得失。我们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坚持以阶级的观点，把藏族的奴隶主、贵族和上层僧侣与普通人民群众分离开来，发动人民群众进行了民主改革。在西藏这样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广大人民群众由于长期受统治者长期的剥削、压迫、欺骗和麻痹，不一定有很高的阶级觉悟，所以在藏族群众中灌输阶级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西藏农奴阶级由于文化素质低下和长期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以及对达赖喇嘛的崇拜，缺乏阶级意识。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灌输阶级意识。50年来，对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势力而言，他们最成功的就是将西藏问题国际化，获得西方各种势力的广泛支持，并使藏传佛教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要明确农奴主、贵族和僧侣不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尽管党和政府一再示以宽大，在经济、政治上给予优待，但是他们不以此满足，他们所梦想的是恢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的思想和藏传佛教的有神论在根本上是对立的。社会主义的理念要想在西藏生根发芽，让西藏民众信仰共产主义，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必须限制藏传佛教势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在经济上予以优待，在政治上给予安排。历次西藏的暴乱事件中，西藏上层分子都是重要力量，或者直接参与叛乱、或者暗中支持，或者通风报信。在藏区，由于上层分子“翻身做了主人”，这就长了就贵族的志气，灭了翻身农奴的威风，致使藏区形不成正气。解放以来，在藏区最成功的就是灌输了阶级的理念，使广大受苦农奴有了阶级的意识，积极参与民主改革，支持党的政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要建设好西藏、稳定西藏，就必须始终依靠农奴的后代，依靠广发劳动人民，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治理西藏，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究竟谁是最可依靠的力量，究竟谁是西藏人民的中坚和代表，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楚，来不得半点含糊。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摇摆的，甚至有过闪失。这个问题上的闪失，是导致今天社会骚乱事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五、毛泽东时代是西藏历史上最清明的时代，文化大革命使西藏宗教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造。毛泽东非常重视西藏问题。对这块特殊的区域，毛泽东非常重视，也非常慎重,他曾经强调说：“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审慎推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唯恐西藏问题出偏差，从大政方针到具体问题的处理，事无巨细，每必躬亲。后来才逐渐把一些事务交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处理。毛泽东是雄才大略、大刀阔斧的人，但是处理西藏表现得特别温和、特别耐心、特别宽容，许多事情，条件不成熟，宁可慢些，也不图快；宁可不做，也不强求。只要不是根本问题，都可以让步。能妥协的尽量妥协。毛泽东宽大怀柔的政策，并没有得到达赖集团的感恩戴德，反而在1956年发起叛乱，叛乱迅速地镇压下去。西藏叛乱客观为民主改革的提前创造了条件。叛乱平息后，成千上万的解放军组成工作队，深入田间村庄，发动民主改革运动。由于上千年宗教影响，向西藏群众灌输阶级斗争和阶级的意识困难。中国共产党以废除劳役、均分田地和斗争“三大领主”等一系列措施，彻底摧毁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摧毁了了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在民主改革中,原来属西藏政府和寺庙的土地全部没收，上层人士参加叛乱的，财产予以没收。按照当时的统计，西藏贵族和大头人共634户，其中参加叛乱的462户，占73%。对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采取赎买政策。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财产买下来，所有被没收和赎买的土地和财产进行重新分配。中国共产党通过输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使全民信教的藏族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打破固有的社会结构，推翻了传统思维习惯，赢得了广大农奴的大力支持。几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青藏高原迎来了时代的春天。宗教神权统治后，根据藏人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需要一个类似宗教的思想体系去填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恰到其时地充当了这种作用。藏人有崇拜强者的传统，昌都战役和平定达赖喇嘛的叛乱，显示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民主改革运动，使广大农牧民得到了足够的实惠，因此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了一定的基础。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通过大力弘扬毛泽东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解决了藏民的精神信仰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将毛泽东思想准宗教化的做法，比如“早请示晚汇报”、佩戴毛主席像章、背诵红宝书的最高指示。这些准宗教化的形式，既适合藏族的思维习惯，又清除了宗教在藏民心中的影响，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和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路过时，仍然自觉围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藏族的传统节日望果节，藏民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革期间变成了高举毛泽东像念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正如王力雄先生所分析的，“一旦皈依到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之内，底层藏民以极端的方式去砸烂旧世界,以表达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和西藏传统精神是一致的。”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完成了藏人从启蒙到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且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座遥远而且具有寺庙风格的城楼上挥舞着红星军帽，简直是太多藏人熟悉并引起他们感应激动的宗教意味。于是藏民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呼“无神论”的口号对西藏传统宗教进行摧残，也需要看到那个时代的脉络——在相当程度上，他们心中的神从达赖喇嘛变成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藏族红卫兵冲回西藏，除旧布新，掀起了毁灭寺庙的行动。西藏民众也发动起来了，他们捣毁了散布在崇山峻岭间的寺庙，连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都成了一片废墟。文革期间，虽有过“左”的行为，总的来看是除旧布新的新文化建设运动。如果不是中途停止，西藏已经建立与内地一样的全新的文化体系，彻底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文革期间，西藏民众已经忘记了达赖喇嘛。直到改革以后，中央改变民族宗教政策，修复寺庙、招收僧尼，达赖喇嘛才又回到藏人的心中，并成为精神领袖，又成为一切动乱的根源。　　

    六、整个国家对西藏问题缺乏深刻的研究，没有找到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要深刻反思民族宗教政策。前面，我们提到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国内有三大心腹之患:一是东南的台湾问题；二是西南的西藏问题；三是西北的新疆问题。这三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国家民族分崩离析。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民众，对西藏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整个国家对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在深谋远虑方面还非常不够。国内也有学者长期关注西藏问题，并写出有份量著作的学者，比如王力雄。但是由于不是坚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立场不坚定、观点欠鲜明，分析欠科学，因此也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就拿不出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对策来。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人民解放军挥师进藏，西藏和平解放，彻底摧毁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使西藏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西藏迎来了一个伟大时代，当然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因为旧势力、旧观念、旧文化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1949年到现在，西藏基本上每10年发生一次骚乱事件。1959年是达赖喇嘛为首的反动势力妄想保住反动政治经济权利而发动的叛乱，得不到广大西藏人民的支持，因为很快就失败了。客观分析，1978年之前的叛乱事件和此后的西藏叛乱有重大区别。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胡耀邦、万里视察西藏以后，党的西藏政策出现了大的调整。30年来，西藏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西藏叛乱几乎十年一次。1989以来的西藏叛乱，大有西藏宗教势力、国际敌对势力和一些群众合流的趋势，破坏性很大。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藏远未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对于叛乱，要认真思考、辩证地看。一方面，西藏叛乱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文化控制在进一步加深，先进文化与西藏落后文化正在发生激烈冲突，引起了西藏守旧势力的不安和反抗。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民族宗教政策也有颇多失误之处。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资料缺乏、信息封锁、地处偏远，国人对西藏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要想有长治久安之策，就必须对西藏社会有深刻的研究、深刻的思考，从目前的情况看，还远远不够。一、中国的情况是东部发达西部落后，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学术思想领袖，多出自东中部地区。西部的落后是全方位的落后。千百年来尤其是近代以来，著名学派、重要学者，多出自东南，西部鲜有大师级学者。这样就导致整个国家对西部尤其是西藏这块人迹罕至的雪域高原研究不够、认识不够，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方针，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是不是正确妥当，就有待怀疑。西部地区是民主宗教问题集中的地区，研究民族宗教问题、边疆史地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应该有重要的研究机构、形成重要学派、走出学术大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重要参考。二是研究西藏问题使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的资料再多、用工再勤，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提不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王力雄的《天葬》、徐明旭的《阴谋与虔诚—西藏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两部研究西藏问题的力作，用功不可谓不勤，观察不可谓不深，但是因不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看不清西藏未来的前途和方向。研究西藏问题的人，本身要求是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国内缺乏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独到见解的研究西藏问题的力作。三是西藏是中国最特殊的区域，也是中国唯一长时间形成政教合一的地区。要求得长治久安之策，必须对藏人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深刻分析。简单地用现代社会的一般思维方式，去试图理解和诠释1000年来从世界屋脊残酷农奴制下发展起来的神秘宗教为其全部的特殊文明，只能使西藏问题陷入愈来愈严重的困难。这是当前治理西藏失误多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治理西藏问题上出现了两大失误：一是抛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使藏民族在宗教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一个整体，这必然导致达赖喇嘛为首的宗教势力取得精神文化主导权，即便党花大气力培植亲近势力，但绝没有力量和达赖喇嘛宗教领袖的地位抗衡；二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治理西藏，比如在国内最先免除农业税、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藏族成了国内最受优待的民族，但是藏民并不领情，结果陷入了“现实生活靠政府、来世幸福靠达赖”的思维怪圈。回顾历史，毛泽东时代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之所以稳定，关键一点就在于把一体的藏民族分化成了对立阶级，从而打破了民族隔阂，使占人口绝多数的底层藏人成为党的同盟军。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在于毛泽东的体系能够与西藏传统宗教进行置换，从而才使底层藏人敢于与其束缚性甚强的传统进行决裂。改革开放以后放弃了阶级路线，恢复了西藏传统宗教，重新实行对上层的“统战”，一方面大大改善了藏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就失去了对藏民族的分化，使其重归一体。此时若是中国仍然象过去那样保持着封闭，藏民族的重归一体可能也无问题，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使西藏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会简单地重复过去。但问题就在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国际条件、西方态度、苏联解体等都会成为对西藏影响至关重大的因素。而放弃阶级斗争，又没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替代，思想和信仰的空间就只能被西藏传统宗教和现代民族主义占领。当年之所以从“统战”路线转到阶级路线，就是因为宗教和民族两面旗只由民族上层掌握，外族人插不进手。而现在，掌握着宗教和民族两面旗的恰恰是达赖喇嘛。宗教上，他有最高精神领袖的天然地位；民族主义方面，他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象征。当藏民族重新在宗教和民族之旗下凝聚为一体时，藏人内部能够对抗他的力量是基本不存在的。西藏问题不可以简单化。事实证明，藏人心中的“达赖”一日不除，西藏一日不安。明王守仁说：“除掉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西藏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文化传统，人在那种仅靠半口气活着的条件下，人的精神寄托很重要。如果用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取代藏人的宗教的信仰，除去藏民心中的达赖，则西藏问题迎刃而解。　　

七、要从中华民族崛起战略高度来研究解决西藏问题。谈到西藏问题，不由得使人想起100多年前阿古柏入侵新疆时，清廷两位重臣李鸿章、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认为海防比塞防重要，主张放弃新疆，认为那是不毛之地、荒僻之所，即便收复回来的也没有什么益处。而左宗棠认为，海防比塞防重要，新疆地接陕甘，新疆一失，则陕甘成为边疆，京师难卫，国家安全大有问题。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于是率大军进驻兰州，收复新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从国防安全的角度认识，但是还是并没有看到西藏开发利用价值。100年的今天，曾为不毛之地的新疆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能源基地和资源基地，而且极富开发前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口匮乏的国家。环顾四海之内，东、中、南、东北土地资源已经开发殆尽。只有西北和西藏还有大片土地可供开发。荷兰人围海造田，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一个蕞尔小国竟成世界农业强国。在西藏建温室暖棚，养畜种粮种菜，在雪域高原开辟现代农业的新天地绝对是有可能。且不说人迹罕至的广袤土地埋着丰富的矿藏，就是荒山秃岭、大漠沙丘、狂野疾风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待到化石能源开发殆尽时，青藏高原就肯定会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已经十余年，研究西部大开发的著作汗牛充栋，多从扶贫开发、缩小东西差别、实现区域统筹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西部大开发。这样的观点目光太近、格局太小，不足以指导未来的发展。著名学者邓英淘、王小强等人提出从青藏高原修运河，调水进新疆、河西走廊，整治国土、再造中国，有理有据，气魄宏大、科学可信，是实现西部大开发目标，最值得采纳的思路。青藏高原是中国水塔，水资源极为丰富。丰富的水资源，是中国的生命线，前几年有本书叫《西藏之水救中国》风行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提出了从青藏高原修运河，调水进新疆、河西走廊的宏伟战略。从亲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的上游筑高坝蓄水，修运河，引水入黄河，再在黄河上游择址筑坝蓄水，修运河进新疆、河西走廊和内蒙西部地区，则中国可得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耕地，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资源、能源和发展空间的压力，必须把目光投向地域辽阔的大西北和西藏地区。西藏之水救中国、西北之地盛中华，中国的国运系于西藏和西北。研究西藏问题，不能局限于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要站在西部大开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只有这样开阔的视野、宏大的战略。，才能真正实现西藏和大西北地区的长治久安。　　

第九章：实现藏区长治久安的十九条对策建议　　

中国的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时代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我们以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当作我们的腹地，而不是我们的边疆”。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青藏高原为最高。西藏是千河之源，是中国的战略制高点。站在西藏可以俯瞰中亚、南亚次大陆。如果西藏为“藏独”分子所据，或者被美国、印度控制，则中国就有来自泰山压顶的威胁。无论是出于地缘战略还是意识形态斗争，美国人都不会放弃对西藏的干涉。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藏文明与内地联系最少，融入中华文明的程度最浅。维护西藏的和谐稳定，实现藏区的长治久安，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一、充分保护西藏人民对毛主席的特殊感情，重新树立毛主席在西藏的崇高威望，使毛主席成为镇藏之神，将达赖喇嘛从西藏人的灵魂深处驱除出去。西藏特殊的地理条件，气候环境，使西藏人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恶劣的生存发展环境中，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中。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恐怖的环境中，就特别需要精神的麻醉剂——宗教。王力雄认为，西藏这种极端的生活环境，可能是地球上最后消灭宗教的地方。千多年来，宗教成为西藏文明的核心，是全部生活的主导。宗教的有神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根本冲突的。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就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重要工具。只要达赖喇嘛还是西藏的精神领袖，西藏乃至全国藏区就不得太平。要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和全面进步，就必须彻底改变宗教在藏人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将达赖喇嘛从藏人的灵魂深处驱除出去。根据1959年到“文革”这一段历史来看，将达赖喇嘛从藏人的灵魂深处驱除出去是完全有可能的。“文革”期间，西藏红卫兵回到西藏，掀起了捣毁寺庙的运动。这得到相当多的群众的支持，纷纷起来捣毁了散布在崇山峻岭间的寺庙。　　

西藏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农奴制，给占人口95%的农奴分了田地、牲畜和农具，使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他们对毛主席终生充满了感激。建国60年，许多翻身农奴还对毛主席充满感激。“文革”期间，藏民家中普遍挂着毛主席像，每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拿着红宝书，背毛主席语录；废除设在十字路口的玛尼堆，取而代之是用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尽管文化素质低下的藏民，未必真正理解的毛主席语录的真正含义，但是他们以传统的思维形式对毛主席表达了尊敬和崇拜。文革期间，在内地学习的红卫兵，回到西藏捣毁了寺庙，这一在外界看来近乎疯狂的举动，得到了相当多的群众的支持，他们纷纷起来捣毁各地寺庙，就连距拉萨60公里的甘丹寺也成为一片废墟。文革期间，曾经的神、曾经的精神领袖，已经逐渐被西藏人淡忘了。从西藏的发展情形来看，如果文革这个过程中不中断，西藏就有可能彻底抛弃宗教文化，而建立起一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全新的文化。改革开放以后，抛弃了这种红色理想主义的治藏路线，代之以实用主义的治藏路线，恢复并大力发展宗教，使达赖喇嘛又重新回到西藏人的生活之中。　　

从藏人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来分析，藏人需要精神信仰，需要精神寄托。相当长的时期内，藏人皈依佛教，解决其精神信仰和灵魂恐惧的问题，藏传佛教成为其全部生活和文明的核心。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藏人形成了崇拜强者的思维习惯和传统。治理西藏光靠理性是不行的，以为物质生活改善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非常浅薄的。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在短期内让西藏人民放弃对臧传佛教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仅仅重视经济建设，不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就会出现“物质生活依靠共产党、精神生活依靠达赖”的尴尬局面。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不仅要重视经济建设，更要重视占领藏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　　

治理西藏的关键，要用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取代藏传佛教理论体系，要用一个力量非凡的新神的取代藏民心中的旧神——达赖喇嘛。这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只能是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神当然只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文革期间，对共产主义主义思想的准宗教化的宣传，以及对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崇拜，这在现在看来有过“左”的嫌疑，但是这种形式刚好完全符合藏人的思维习惯。文革期间，藏民在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的同时，又树立新的信仰，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政府的治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千余年来，作为西藏文明核心的宗教文化，在强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面前不堪一击。民众怀着崇敬的心情，歌颂毛主席，同时也彻底忘记了达赖喇嘛，并自愿地捣毁了千余年来顶礼膜拜视为神圣的佛教寺庙。　　

要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一要除旧神立新神，重新树立毛泽东的权威，逐渐将达赖喇嘛的灵魂深处驱除出去。建议在每个县都树立毛泽东雕像，要在西藏拉萨建立全世界最高的毛主席像；废除玛尼堆，建立毛主席语录牌；大力发行毛主席语录，大力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化运动，逐渐消除宗教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内的影响，最终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盛开在雪域高原。二要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真正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的工作，要以准宗教化的形式，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和灌输工作。 　　

2.要以资源开发作为主导产业，努力构建独特而富有活力的产业体系，为西藏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从当前的情况，西藏远离沿海、远离交通要道、远离开发区，发展经济面临着种种困难当前西藏经济基础薄弱，外援经济强大、内生力量严重不够。但是西藏地区气候特殊，农牧资源独特，又是地球上唯一一块没有污染的净土，再是西藏地域辽阔，风景雄秀，矿产资源丰富，立足西藏独特的资源资源，打特色牌、走特色路，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经济体系，前景一片光明，从长远来看西藏是21世纪发展的中心。　　

一要充分开发利用的特色农牧资源。青稞、牦牛是西藏独特的农牧资源，营养全面、风味独特，符合现代环保、安全的要求，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要不断提高组织化程度，走具有符合高原特色合作化道路，不断提高组织化程度，建立青稞、牦牛等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积极打造青稞酒、牦牛肉、皮革加工等产业，积极打造高原品牌。　　

二要积极发展采矿业。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西藏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已经发现1000多种矿种、2000余处好矿产地，已经探明储量的矿产中在全国前10位有18种，主要矿种有黑色金属（铁、锰、铬）、有色金属（铜、铁、锌、镁）、稀有金属、冶金辅助材料、化工原料、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宝石、能源矿产等。发展采矿业，对优化西藏经济结构、改变主要依靠传统农林资源的状况，增加就业门路和收入渠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矿业开发的关键，不能走粗放型、掠夺式的传统开发路子，必须高度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矿藏的充分开发利用，采用现代开采技术、管理模式和先进方法。任何矿区的生存环境保护问题没有妥善开采前，决不能动工开采。　　

三要努力开发优势能源，大力发展能源产业。西藏水能、太阳能和地热能和风能资源非常富有、优势明显，尤其是水能资源的优势非常明显。要合理布局水电站，同时要为国家水电基地建设，进入西藏做好准备。与此同时，要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使西藏成为国家重要的再生能源基地。　　

四要大力发展藏医药产业。藏药是藏民族的瑰宝，因其质优效显，而深受消费者青睐，主要是利用高原上独有的虫草、雪莲、红景天等药材制成，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要进一步做大做强藏医药产业，使其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关键要有明确的战略思维、政策及措施，坚持藏医、藏药并举，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强藏医理论研究，建立能够体现藏医药优势和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科技为动力，以政策为保障，积极探索发展藏医药产业的新手段、新思路。坚持继承创新，跨越发展的方针，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培养和造就一批藏医药专门人才，引进和运用现代科技、现代工艺，开发藏药材和藏药创新产品，努力挖掘藏医药宝库，全面提升研发能力和生产水平，积极引导藏药生产企业走集团化发展道路，具体要点有三点：一是进一步完善藏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将藏医药产业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根据本地的优势、特色和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方案和措施，并付诸实施。近期，要抓好传统优势品牌和已有新药产品的研制、开发，扩大生产规模，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科技含量。中期的发展，应以藏医药新项目和产品开发研究为主，使藏药生产扩大规模，由若干集团公司组织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将产品打入国际国内市场；远期目标，要以藏药和生物制药，使藏医产业发展壮大成为西藏产业群中特色突出的、产品质量好、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竞争能力强的支柱产业。二是要加强基础研究，建立和完善藏医研究开发平台，出台针对藏医药材采集、种植、贸易规划、交易方式、加工生产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力争引领区内外藏药产业的发展潮流。　　

五要加大具有特殊作用的水资源和湖泊资源开发力度。要根据现代人的消费偏好，大力宣传西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污染的净土，大力开发万年冰川资源，让西藏神水滋润新中国。　　

六要围绕青藏铁路做好规划，合理调整产业布局明。根据交通要道，旅游景区，边境口岸，特色资源开发基地，建设小城镇，不断提高藏区城市化水平。　　

西藏景色优美、风景独特，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鉴于以下种种原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不宜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一是由于达赖集团在海外流亡几十年之久，在国际上形成势力比较强大的支持者、追随者，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的刻意收买，在海外有大量的信众和支持者。海外的旅游者到西藏去往往带着政治、宗教目的。如果放宽对境外旅游者的限制。容易造成国内外反动宗教势力合流，严重影响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安定和谐。二是就藏区的旅游资源而言，除了自然风光而外，寺庙是重要的人文景观。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旅游就会给寺庙带来不菲的收入，这往往就会增强宗教集团的实力，抬高宗教寺庙中在藏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三是蜂拥而至的游客，无疑会增加寺庙的人气，促使形成浓厚的宗教氛围，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旅游业必然带来娱乐业和其他不健康行业的发展，这与藏区文化传统不相适应，容易引起西藏僧俗群众的反感，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总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要立足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使之成为主导产业。　　

3.要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要把着力点放在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上，切实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青藏高原气候恶劣，氧气稀薄，人的生存条件非常差。恶劣的气候严重影响了使藏民族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均寿命仅为36岁，霍乱、天花、性病流行，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旧西藏现代医疗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整个西藏仅有3所医疗的机构，没有一张病床，仅仅在拉萨、日喀则、昌都地区，有少量的医疗机构，以及零零星星有一点的民间藏医。这些医疗机构主要是达官、贵族和上层僧侣服务，广大农奴有病是不可能得到医治的。求神拜佛、请喇嘛用迷信手段看病，成为广大农牧民消除病痛的重要手段。在藏传佛教的愚昧下，达赖喇嘛的粪便都成了治病的神物。和平解放以来的，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西藏的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59年,西藏各类藏医药人员只有434人,如今西藏藏医药从业人员已发展到数千人。1959年前,西藏仅有两家医疗机构,主要是为贵族、领主和上层僧人服务;目前,西藏的藏医机构已发展到10多所,同时还有数十个县级医院的藏医科。但是和内地相比，西藏卫生事业的发展还非常落后，远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的需求。　　

关于卫生事业。发展卫生事业，提高西藏人民的健康水平，也是树立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光辉形象，进一步密切汉藏关系，维护西藏和谐稳定的关键。一要合理布局医疗机构，切实改变卫生事业城市乡村二元化的现象，尤其是要加大县医院以及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力度；二要提高医疗卫生人员从业人员的素质，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要加大城市医院、内地医院对口帮扶的力度；三要高度重视进藏人员医疗卫生技术的培训，使人人都能掌握一定卫生知识，能看一些简单常见的病，一方面是保护自己的，另一方面也能为藏族人民随时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通过看病、救死扶伤，进一步密切驻军、进藏干部之间的关系。藏族人民对医生、教师的感恩之情还是比较深的。据了解，在2008年3.14事件中，甘肃省甘南州，暴乱分子欺骗人民烧了当地的派出所、店铺等，但没有破坏一所学校、医院。要尽快把藏族民众从视喇嘛为良医、请喇嘛看病，甚至视达赖喇嘛的粪便为神物的愚昧中解放出来，通过普及现代医疗卫生知识，提供现代医疗服务，不断打压宗教寺庙的社会空间，逐步削减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影响。　　

关于教育事业。就西藏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宗教教育是教育的主体，仅仅在拉萨、日喀则等有几所现代小学，现代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据统计，旧西藏文盲率达到90%以上。 　　

   和平解放以来的，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西藏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根据2009年的统计数据的，全西藏自治区有中小学1000多所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5%；初中入学率达到92.2%；高中入学率达到51.2%；有中等职业学校7所，在校学生达到2万余人；高等院校6所，在校学生近3万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的各高等院校不仅成立了成人自考学院，而且还与区外高等院校合作，举办各类成人学校，农牧区也开展了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如有学者评价的：“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不仅是西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也是西藏教育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里程碑。”西藏教育事业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从历次西藏骚乱事件，藏族青年学生充当主力的情况看，西藏教育事业发展与我们的目标要求，还相差甚远。从西藏教育内部的情况看，还存在以下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总体发展速度与规模超越本地经济发展能力和人力资源消耗能力的；二是教育体系内部不同层次发展失衡。基础教育发展较快，而中高等教育由于起步低，发展缓慢，职业教育的发展最为迟缓，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三是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不对称的。对社会而言，产业结构是影响的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如果产业结构中的二产和三产占主导地位，则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很大，若传统的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则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相对较小。目前，西藏高等院校的设置，跟风内地高校的专业设置，；片面追去“高、大、全”，脱离西藏区情实际，缺乏培养西藏地区最急迫最需要的人才。要实现西藏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一是适当调整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体改办学质量；二是切实改变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状况，加大对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投入力度，合理布置教育资源。三是合理调整教育内部结构，使其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客观分析，西藏现代教育机构的缺陷，就高等院校而言，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学生太多，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要花大工夫、大气力培养高水平的藏族科技工。要进一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学习过硬的专业技术，让更多新一代西藏青年走出乡村牧区，走出雪域高原，成为现代化的产业技术工人；三是实行双语教学，要更加重视汉语教学，培养汉族青年学生的汉语水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提高汉语水平，使西藏青年一代的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条件。因此，要把语言教学的重点放在汉语上。　　

    关于社会保障事业。西藏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但是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在当前的条件下，尚一部分农牧民生活困难。因此，加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对于稳定西藏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要把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广大农牧区，让每一个农牧民感受到党的惠民政策阳光。二是要建立健全对毛泽东时代老党员及翻身农奴的关怀机制，切实解决他们在生活中的困难问题，让他们过上幸福康乐的晚年生活。　　

4、要严格控制藏传佛教规模，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爱国僧侣手中。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和宗教的有神论，是根本冲突的。我们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人民群众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西藏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还很难消灭宗教。不消灭宗教，绝不是任其蔓延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治理西藏最大的失误，就是对宗教放之太宽、失之太软。实用主义的建设路线，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问题。由于推行宗教复兴政策，藏传佛教重新占据藏人的精神世界，成为藏人精神生活的主宰。藏传佛教重新占据藏人的心灵，成为藏人的精神主宰。这样就使西藏治理 “现实生活靠共产党、来世幸福靠达赖喇嘛”困境。由于推行宗教复兴政策，西藏宗教氛围非常浓厚。据对西藏有深刻观察的人说，政府一直是和达赖在争夺宗教话语权的，比如在对某派活佛的支持上，达赖不喜欢的，政府就会去支持（但有的活佛的确扶不起来）；达赖支持的，政府就反对。结果一般情况下，主动权还是在达赖手里面，达赖支持哪派，哪派马上就会红，信众就多。只要宗教还占据着藏人的心灵，西藏就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要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不断地削弱藏传佛教的影响。笔者认为，一要减少国家对佛教寺庙的支持，提倡佛教寺庙自传自养，一些重要寺庙发展旅游事业得到的收入，比如西藏的大昭寺、哲蚌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布伦寺，必须照章纳税；二要不断减少藏传佛教领袖在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名额，要大量提拔启用贫民出世的藏族世俗干部，比如要大力培养选拔热地这样的藏族干部，不断缩小藏传佛教对世俗生活的影响；三对藏传佛教寺庙要实行严格考核评级制度，坚决禁止无序发展宗教寺庙，重点保护有重大历史作用、重大社会影响的宗教寺庙，对年代不久、影响不大、层次不高的藏传佛教寺庙要坚决予以捣毁，严格控制佛教寺庙的力量；四是对藏传佛教僧侣，要走“精英化”、“象牙塔”化的路线，对僧侣进行严格的考评考级制度，对学问渊深、学有所长的僧侣，要给予优厚的补贴，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考核考评不过关、学问不渊深、学无专长的僧侣，一律强制还俗，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努力改变西藏“喇嘛越多越好”的文化传统；五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一批爱党、爱国、爱教的僧侣，使宗教和寺庙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爱国僧侣手里，加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教育，使宗教逐渐适应社会主义。六是要严格控制僧侣的社会范围，严格实行宗教与政治、教育、卫生相分离的原则，宗教不得干预政治、教育。根据西藏民众有请喇嘛看病，视喇嘛为医生的陋习。严厉控制喇嘛行医看病，只有具有医疗资格制度的人才能看病行医，不断压缩藏传佛教对西藏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时也是确保提高藏人健康水平；八是严格宗教纪律，佛教徒不得结婚，不得破戒，保持良好的形象，防止腐败在宗教中蔓延；九是加强信息化建设，要让僧侣通过网络信息了解国际国内变化，了解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增进爱国感情，开阔视野，提高适应现代生活的能力，但要严防达赖集团的通过网络进行敌对宣传，搞网络破坏。　　

 五、要着力培养西藏农奴和平民的后代，从中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维护西藏长久治安的中间力量。翻身农奴对毛主席、对封建农奴感情最深，也是维护西藏长治久安、和谐稳定最重要的力量。在毛泽东时代，农奴翻身得解放，摆脱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是藏族农奴由衷的心声。一位对西藏问题有深刻研究的学者曾经说：“毛主席在藏族同胞眼里依然有着崇高的地位，很多藏族百姓家里还有毛主席的挂像（至于说他是什么菩萨我没有问）。我问藏族干部们，废除农奴制，变成自由人，怎么看待？得到的回答一律是多亏毛主席，否则我可能还在xxx家当奴才等。”在毛主席时期，旧贵族见到农奴要弯腰吐舌头。改革开放后，西藏的宗教上层、旧贵族、甚至叛乱分子，被落实政策，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待，并在政治给予了大量安排。这就导致了本来在社会上拥有丰富资源的旧势力，重新成为西藏社会的主导力量，是重现出现了翻身农奴在路上遇到旧贵族弯腰吐舌头的情况。徐明旭在《阴谋与虔诚——西藏暴乱的来龙去脉》一书中记载说：“如今50岁以上，出身农奴和奴隶的藏人对农奴制的黑暗残酷与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记忆，他们至今认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有位朋友告诉我，1986年他在当雄下乡时，听说有个40多岁的乡党委书记请假回家（退党辞职）了。我的朋友去采访他，他说现在共产党为资产阶级服务，穷人贷不了款，富人贷款送上门；寺庙越修越大，乡村民办小学却因没有钱而解算了，所以他不干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农牧区基层干部失去了权力，他们中有许多人因经营不善而成为穷人，而昔日被专政的“农奴主”、“牧主”、“富农”与“富牧”及其女因头脑灵活而发了财。”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他们给予优待政策，花了相当大的物力财力，落实政策，把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安排进各级人大、政协、佛协，在政治经济上予以优待。自1976年到1988年，一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就连1959年的叛军司令的拉鲁的，曾经坐过五年牢，当了十年农民，落实政策后的，摇身一变成为西藏自治区的政协副主席。历史一再证明，所谓贵族、上层僧侣以及其他上层分子，屡受国恩，屡得优待，但是他们一直对中共有贰心，他们并不满足当前的优越地位，总是幻想回到昔日的天堂，在动乱事件中，都和达赖集团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只有百万农奴的后代，才是维护西藏和谐稳定的最可依靠的力量的。要有倾向性地在西藏农奴后代中培养选拔一批立场坚定、德才兼备的党政干部和建设人才，要加强考核，形成制度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和宗教愚昧，使他们的素质非常低下，甚至普遍低于剥削阶级。笔者长期观察农村社会，从事“三农”问题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地富反坏右分子迅速发家致富，翻身。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这些人原来是“人上人”，土地改革剥夺了他们了养尊处优的政治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为他们平反摘帽，为他们创造了重要条件，因此恢复过去“人上人”地位的愿望非常强烈；二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素质普遍高于穷苦的农牧民；三是由于长期处于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所遗留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要普遍多于贫苦农民，解放后时间不长的社会革命，不可能全部扫荡这些旧有的社会关系。改革开放后，这些旧有的社会关系的，成为地富反坏右子弟重新崛起、出人头地的重要资源。而这些资源，是贫苦农民所不具备的。地富反坏右子弟重新崛起、发家致富，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西藏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情况尤甚。笔者在调研中，碰到了一位藏族的女县委副书记，她出身于藏区的旧贵族家庭。在与笔者交谈中，她回顾了自己家族富甲一方的历史，然后自豪地宣称：“解放前是我们当权，解放后额也是我们当权”。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们干部选拔制度的缺陷。要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一就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几十年不断地培养选拔农奴的后代作为西藏民族干部的主体，打造维护西藏和谐稳定的中间力量；二在大力培养藏族干部的同时，同时也注意培养汉族本地干部，防止单纯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潮，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三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安排藏族干部到内地交流任职，接受内地文化熏陶，与内地干部建立良好的友谊，同时也要加大援藏干部的工作力度，选拔大批优秀的干部进藏，支援西藏建设，为建设西藏、治理西藏献计献策、贡献智慧。　　

6.要加强西藏奴隶制的研究、宣传，要说明的达赖喇嘛是农奴制的维护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自觉的错误宣传，把西藏说成是雪域佛国、人间天堂，并对西藏的文化宗教大加赞美。比如流行歌曲《天路》就是这样。这是非常错误的。西藏并不是雪域佛国、人间天堂，而是世界上最反动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是真正的人间地狱。在旧西藏，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藏传佛教成为世界上最残酷最黑暗的统治者。在旧西藏，由于政教合一，反动的农奴制披上宗教神圣的外衣，最残酷最反动的制度披以最神圣最具有欺骗性的面目出现，这就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最大特征。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集团流亡海外。几十年的流亡生涯，在西方政治势力的扶持下，达赖集团也形成了一定的实力。由于达赖喇嘛披着宗教的神衣，在世界各地聚集一批藏传佛教信徒，客观上也提高了达赖喇嘛的身份。由于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负面效果，比如环境污染、人际关系的紧张，一些人不是朝历史前进的方向去思考文问题，而是选择的历史倒退的方，一些人对西藏文化产生了错误的认识，甚至把世界的未来寄托在藏传佛教身上。著名学者汪晖曾经撰文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这种思潮促使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传播，增加了达赖集团的实力，抬高了藏传佛教的声望。王力雄曾经观察到，达赖喇嘛随便写一本佛教普及性的书籍的，都会成为世界的畅销书。藏传佛教在海外船传播，其信徒往往会成为反华支持西藏的的重要力量。前年奥运会期间，奥运火炬在西欧国家传播，总会碰到一些西欧人打着雪山狮子旗，顽固支持西藏独立，多半是藏传佛教的铁杆信徒。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几十年，受西方敌对势力的影响，达赖喇嘛这个政治流亡者，学会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一套，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臭味相投，无形中增加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力。达赖喇嘛成为披着西方民主外衣的封建农奴主。达赖的集团作为西藏旧势力的集中代表，是世界上最残酷最反动的统治集团，目的是维护封建农奴制度。这是世界上最反动最落后的统治集团。如果仅凭这一点，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实力都不会支持他。但是问题是达赖是披着宗教审神衣和西方自由民主的外衣。对西藏文化研究颇见功力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王力雄，看到藏传佛教在海外传播，看到一些西方人的顶礼膜拜，看到达赖集团与西方敌对政治势力往来密切，而且达赖集团能熟练地使用西方政治术语，并且批上民主自由的外衣，甚至认为达赖会成为世界宗教的领袖。柏林《每日镜报》刊登了一位德国女藏学家的文章说,达赖集团打着宗教和人权幌子争取西方的资助并进行大肆挥霍,对此西方的资助者们却一无所知。　　

达赖喇嘛绝对成不了世界文化的领袖。藏传佛教在世界的传播，这不过是逆现代化的潮流，最终不可能产生大的影响。虽然披上民主政治的外衣，得到西方政治集团的支持，但在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达赖喇嘛就是地地道道的“纸老虎”。披着宗教神衣、民主自由政治外衣的达赖喇嘛，就是中国藏区的祸乱之源，是需要认真对付的。一要认真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把这种制度的落后性、反动性、残酷性，研究透、研究彻底，并加大宣传力度。要说明披着宗教神衣和“民主自由”外衣，实际就是最落后、最残酷、最反动的封建农奴制的维护者。二要证明藏传佛教就是这个反动社会制度的维护者，表面是打着普度众生的旗号，其实是西藏人民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是西藏积贫积弱、藏民族衰败的根源。三要要加强对解放农奴的宣传，在拉萨甚至每个地区都要建立农奴解放纪念碑。在拉萨要建立盛大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全景式地展现西藏农奴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事实，使社会各界对西藏历史有正确客观的认识。　　

7.严格西藏历史的研究，凡是不利于西藏团结统一的历史书籍，一律封存销毁。和汉族的传统不一样，西藏没有史官制度，没有秉笔直书的传统。西藏的文化核心是宗教，藏民族普遍具有神话思维。藏民族要迈步进入现代民族之列，必须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必须改变神话思维，形成理性思维和现代科学思维。根据藏学家的研究和观察，历次叛乱，大学生往往是暴乱的主力，而这些学生是学习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学习这些学科的学生，往往浸淫于西藏宗教知识，受神话思维禁锢，养成妄自尊大心理，滋生地方民族主义。徐明旭曾经以非常生动的笔调，描绘民族自大心理非常严重后果的藏族官僚。自1985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央候补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的丹增更是张口闭口“我们藏族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民族自大心理可见一斑。王力雄对西藏的神话思维有切身的感受。他说：“西藏是一个具有神话传统的地方。那里特定的生活环境形成信息传递的口头性，在口口相传中加进每个人的想象，常常是传不了几个人，一个消息就成了故事。我在黄河漂流时，到鄂陵湖边的一个藏民帐房喝茶。鄂陵湖是黄河流经的高原大湖。主人讲起一个黄河考察队船刚刚在鄂陵湖上沉没。我知道那个考察队，而且和开船的回族小伙子有过交情，因此非常震惊。主人绘声绘色描述了沉船细节──船在湖上快速疾驶，湖下有一座山尖似刀的石山，船像鱼一样被山尖剖开了肚子，又像箭一样扎进水下。听完他的描述，我实在担心我的朋友已经性命不保。没想到沿着黄河再漂了几个小时，就看到了我的朋友在岸边手舞足蹈──他的船只是在黄河上通过一座木桥时没有顺直，被桥桩顶翻了，人和船皆无恙。这么近的距离，消息就能变形到如此程度，充分说明藏民族创造神话的天赋。西藏足以让文学家折服，也实在是一个能让考据者发疯的地方。”一个研究藏族问题的女学者也有同感。这个女学者对1959年西藏叛乱后流亡海外的西藏难民报有极大的同情。她被邀请写一本报道中共 “暴行”的小册子，但当她在西藏难民中间做了大量采访以后，不得不谢绝了写作。她说：“凭良心说，没有收集到一个我认为是“真实的故事’。从本质讲，普通的西藏人都是可信的、诚实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西藏人心目中的‘事实’与西方人所认为的确凿证据是不同的。认识不到这点是危险的。西藏农民从生到死都习惯于把传说和神话当作事实接受。”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藏民族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文化典籍，但由于藏民族“从生到死都习惯于把神话和传说当做事实来接收的西藏的典籍汗牛充栋，充斥的宗教神学的思维。但是缺乏真正的史料价值。再由于长期以来，由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处于相对松散的关系，文献经常有不利于民族团结统一的内容。要高度重视西藏的西藏历史研究。一是要培养高水平的西藏历史研究者，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正确认识西藏的宗教和社会，让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深入人心。同时要加强社会史、经济史、医学史等方面的研究，为今天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二是对充斥宗教迷信，不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书籍，一律封存销毁，防止谬种流传。要严格审查、控制涉藏书籍的出版发行。现在市面上有许多打着宣扬文化的涉藏书籍，其实多是为宗教张目，对这类书籍的出版要加以严格控制。三是要培养绝大多数的藏族青年学生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而不是埋在故纸堆中去寻找宗教神学的麻痹。鉴于藏民族饱受封建神学思维的限制，没有经过现代科技文化革命，没有形成现代理性的科学思维模式。要加强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培养藏族现代科学技术人才，而不是沉迷于神话思维、荒诞不经的宗教典籍。还要加强马列主义基本常识的普及，让藏族群众逐步摆脱神话思维的控制，形成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现代科学思维。四是要加强汉语的教育。只有熟练地掌握汉语，才能融入中国文化主流，才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形成有利的经济地位。这是维护西藏和谐稳定的关键。　　

8.大力支持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人民革命，重新树立毛泽东的威望，让革命的红旗飘扬在喜马拉雅山山脉两侧，对藏传佛教釜底抽薪。美国为什么如此重视西藏问题，当然绝不是什么人权问题，也不是西藏具有什么经济价值。西藏的经济价值至少在50年之内不会显现出来的。美国人之所以在二战后如此看重西藏，主要是看重的西藏这块唯一政教合一且宗教成为文化核心与中央政权关系最为遥远的地区，作为阻碍共产主义思潮的宗教飞地。1959年西藏叛乱后，达赖集团流亡海外，美国更把达赖作为分裂破坏中国团结统一、阻止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棋子。几十年来，达赖集团之所以能在海外兴风作浪，关键是有美国撑腰。但是真理的力量是强大的，真理的传播也是阻挡不住的。从目前全世界共产主义传播的思想区域来看，与西藏有着天然联系的印度、尼泊尔成为全世界重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义）传播地区。2010年7月世界共产党大会在德里开会，公布德里宣言，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展望。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组织的革命游击队控制了印度1/3的国土面积，对印度资产阶级统治者产生了重要的震撼作用。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发动人民武装斗争，推翻帝制，成立了联合政府。尽管尼泊尔革命尚未取得最终的胜利，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已经飘扬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深入人心。在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党政期间，对尼泊尔的藏独分子进行了坚决的镇压，给中国政府以极大的帮助。尼泊尔与西藏山水相连，文化相近，与西藏文化有着相当深的渊源关系。佛祖出生在今天尼泊尔的蓝毗尼，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带丹尊公主都嫁给松赞干布。当前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人民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由于美、印的干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山区小国，尼泊尔要独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非常艰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不能做缩头乌龟，要对尼泊尔人民革命予以坚定的支持，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物质上都要予以大力支持。共产主义思潮在印度、尼泊尔扎根，就会切断藏传佛教的南传之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飘扬在佛祖的故乡，对藏传佛教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据雪域高原、佛祖故里，也许这块让宗教思想统治近千年的特殊区域也许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产生特殊的作用。　　

9、研究西藏地区的革命史，在川、甘、滇、藏、青等地，建立红军博物馆，培养他们的红色感情，分化、削弱宗教势力。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红军长征之前，藏区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处女地，尚无一个革命者。红军长征是震惊中外的伟大事件，是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1935年4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长征途中，先后到达云南中甸，西康的甘孜、宝兴，四川的阿坝、青海的果洛、海北、海南、甘肃的卓尼、天祝等藏区。　　

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带领下，从四川、云南交界的皎平渡渡过金沙江，于1935年5月24日抵达安顺场，5月29日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占领甘孜藏区东部重镇泸定县。6月13日，先头部队进入宝兴县一带的藏区，随后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地区召开会议，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先取甘南，再川陕革命根据地。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定》，决定红军于8月中旬向阿坝草地进军。9月11日，红军到达甘南藏区的俄界。10月红军出甘南藏区抵达甘肃通渭，北上陕甘宁边区。　　

为策应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从东向西越过嘉陵江、涪江，进军到岷江流域。1935年5月相继解放川北地区的松潘、黑水和理番等地，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占领川西北广大藏族聚集区。1936年，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红军进入甘孜藏区的道孚、炉霍、泰宁（乾宁）、甘孜等县。红军在川西北和康北先后建立了人民的地方自治政权。　　

红二、六军团长征在1936年4月30日到达云南中甸藏区，与5月5日、5月9日分兵两路进入康南藏区。6月3日、6月30日，分别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理化县（理塘）的甲洼和甘孜县的容坝岔。7月2日，红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随即，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召开了“甘孜会议”，决定率部队北上与党中央会合。7月3日，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出发向阿坝藏区的毛儿盖、包座方向挺进。7月底，为确保红军顺利通过草地并打击青海军阀的气焰，红军分兵向果洛藏区出击，然后在甘肃岷县地区与主力会合。8月7日到9月7日，红军走出茫茫草地，又越过甘南，结束了藏区的活动，继续北上。　　

在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在途中经过10个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藏区停留的时间最长的，经过了除西藏之外滇、川、甘、青藏区，其中在康藏区停留长达一年左右，召开了许多著名会议和文章。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长征之前，广大藏区还是革命的处女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处女地。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到藏区，对藏区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培养了藏族培养了第一代革命者。红军长征在藏区，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深受宗教文化影响的藏区注入了现代科学的思维和精神，也为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和指导藏区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长征期间，在西藏建立革命政权，通过发动土地改革，打击封建上层，建立了博巴政府。在红军的影响下，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参加革命，出任当地博巴政府的副主席，后来格达活佛为和平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藏区，红军还动员了一批贫苦农牧民子弟参加红军。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回忆，在懋功地区，一名叫厩香的藏族女子要求加入红军。由于当时规定红军不能接受女人参军，但是厩香强烈要求加入红军，晚上就睡在红军宣传部办公室的地板上。厩香帮红军背东西，而且在别人找不到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给红军队伍提供了不少帮助。著名藏族革命者、曾任西藏自治区主席、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就是在长征途中参加革命的。红军长征在藏区，培养了第一批藏族革命者，这位建国后治理西藏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基础。　　

红军在藏区和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刻的友谊。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川北彝族聚居区，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当地彝族沽鸡家支的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被传为史上美谈。1935年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入滇西北藏区。贺龙特别注意处理民族关系，亲自赠送赞松林寺活佛“兴盛番族”的锦旗，与当地僧俗各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四川巴塘藏族民众在民谣中流传说：“我的家乡就在柳树林中，看到了柳树就想起了我的家乡；我的朋友贺龙像太阳，看见了太阳就想起了贺龙”。红军长征在藏区，不仅给藏区带去了革命的火种，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有了深入的了解，为建国治理西藏奠定了基础。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多半是气候严寒、地瘠民贫，粮食缺乏、人烟稀少，在红军的努力下，当地藏族民众提供了大量粮食，并给红军当向导、当翻译，帮助红军作战。　　

对于治理西藏来说，实现西藏的和谐稳定，研究、宣扬西藏的革命史非常关键、非常重要。这样是西藏历史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段。宣扬这一段历史，可以激发藏族的自豪感，也可以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的实力。贺龙元帅的子女非常重视与藏族人民的传统友谊。2007年，贺龙元帅之女贺晓明女士及其他革命后代到云南迪庆州与当地群众再叙革命情谊，建立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军后代对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红军后代的善举，赢得了当地人民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热烈欢迎。2008年3月4日，西藏拉萨暴乱，在达赖的组织下，川、甘、青藏区群起呼应，响应暴乱，唯云南藏区平安无事。事实证明，革命后代对当地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藏区的长治久安，研究这段红色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一是大力宣传、认真研究藏区革命史，充分肯定藏区人民的历史作用的；二是要在红军长征经过的藏区，建立红军革命的场所，积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以逐渐削弱宗教的影响；三是开发利用川、滇、甘、青、藏五省藏区雄奇的自然风光和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旅游，进一步活跃当地经济，拓宽当地居民的视野，畅通民族间的联系渠道；四是积极宣扬格达活佛等进步宗教人士的作用，使西藏内部产生离心作用，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10.考虑到西藏重要的地理位置，可以考虑设立特区。目的有两条：一是控制汉人的自由西进，防止民族自大和分裂势力的出现；二是恢复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防止民族自大和分裂势力的出现。藏区是中国特殊的区域，也是最极端的区域。极端的自然环境。产生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文化传统下的，以惯常的思维来治理西藏是不行的，历史证明，文革时期，是藏区治理最清明、最深入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藏区不可谓不重视，花的钱不可谓不多，以致藏族成为中国最受优待的民族。但是事与愿违，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达赖喇嘛的影响仍然在，而且藏区五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要立足藏区特殊情况，建立特区。特区，一要建立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为藏区的和谐共富奠定坚实经济基础；二是要充分发挥计划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藏族比其他的民族的文化素质要低一些，适应市场经济、经营致富的能力也要差一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汉人无序自由进入藏区，抢走了藏民发财、就业的机会，赚走了藏民的钱，激化了民族间的矛盾。要实现藏区的长治久安，有必要设立特区。藏区的政治特区和经济特区，有别于深圳、珠海这样的政治特区。建立西藏特区，一要立足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开办工矿企业，广泛吸收当地劳动者，培养以致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二是充分发挥计划的作用，通过计划的作用，保证当地经济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果；三是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理念教育，逐步削弱宗教的作用，以现代的科学思维逐步取代几千年形成的神话思维。四是通过发挥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计划的作用，实现藏区人民的共同富裕，防止贫富分化，防止分裂势力的产生。　　

11.以自然保护区为名，严格控制进藏人口的规模，，有计划有步骤地切断西藏政治上与外国势力的联系。西藏是千河之源。对于中国生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藏区是非常落后、非常偏僻的地区，交通极不发达。近代以来，这边雪域高原尚不为世人了解、熟知，对很多人来说，还闻所未闻。近代以来，西藏逐渐进入世界的视野，特别是随着飞机、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进入西藏，西藏被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更多的人进入西藏观光游览，旅游业成了西藏的主导产业。近年来，对西藏的神奇和向往与日俱增。这从大街小巷传唱不衰的关于西藏的流行歌曲就知道。西藏不仅引起了国内的兴趣，而且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兴趣。据笔者西方人关注西藏有这样几种目的：一是出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感、厌倦，企图通过西藏文化、宗教找到失落的精神家园，从而顶礼膜拜与与世隔绝的本来属于在中世纪意识形态的藏传佛教。这种观点，扩大了达赖在世界的影响，也产生了一批达赖喇嘛的国际追随者。这是一种文化错觉，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二是受西方政府之命，带着种种目的收集西藏的资料，比如资源状况、人权状况等；三是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收集相关史料，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为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辩护。当然也有为雪域高原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所吸引，纯粹旅游观光者。为实现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保护西藏地区的生态环境，在西藏地区设立更多的自然保护区，控制西藏人自由西进。这样一可以堵住达赖喇嘛的嘴，又可以保护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还可以自然保护区为名，严格控制进藏外国人的规模，切断西藏宗教势力与其他敌对政治势力的联系。　　

12.严格控制和清理有关藏区的出版物，特别是打着文化旗号的出版物。西藏旅游有两个重点：一是神奇的自然分光；二是寺庙宗教文化。随着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带来了涉藏出版物的泛滥，特别是打着文化旗号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大力宣扬的藏传佛教，客观上为宗教势力，为达赖集团张目，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要加强对涉藏出版物的管理，加大整治力度。一是要加强涉藏出版物的控制，尤其是涉及宗教的出版物，防止泛滥成灾；二是加强是世俗文化的出版，比如关于松赞干布、格萨尔王的出版物，逐步学削弱宗教文化的影响；三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版传播，在藏区加强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和社会主义常识的教育，最终在西藏形成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　　

13.要利用藏语的特点，使西藏青年多向理工科方向发展，少培育文科生（特别是历史、语言和宗教方面的专业），使西藏形成文化断层，引导西藏青年抛弃西藏旧文化，接受先进的新文化。在满、蒙、维、藏、朝等五大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中，藏语是唯一不能表达科技术语的。几千年以来，西藏文化以宗教文化为核心，整个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神话思维。在西藏，如果不摆脱宗教的思维，社会主义文化就难以生根发言，就必然产生离心离德倾向。在宗教神话思维的影响下，藏民多善长形象思维，不善于抽象思维。西藏的青年学生数理化为畏途，多选择历史、语言、宗教等学科，基本上不选择理工科专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培养了大批藏族的青年知识分子。但在历次西藏骚乱中，西藏青年学生都成为主力。从深层次原因分析，这些藏族青年学生，长期浸淫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中容易产生民族自大心理和离心离德的思想倾向。实现藏区和谐稳定，必须对这些青年学生进行彻底的改变。笔者认为，一要改变当前学科专业设置、高等院校的招生情况，引导更多的青年学生去学习理工科专业，成为西藏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藏族科学家、工程师，为藏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二是逐渐缩小历史、宗教和语言等学科的招生计划，缩减研究经费和研究专题，引导学生去学有用的实学。要让西藏的青年学生，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与现代化建设接轨，抛弃腐朽落后的封建宗教文化，自觉融入到先进的文化体系中。　　

14.考虑在西藏地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设施畜牧业，国家支持，建立定居点，使西藏人口在逐步聚集在青藏铁路路线，这样可以接受先进文化，也便于控制。西藏气候严寒，但光照丰富、土地广阔、水资源丰富，主要以种植青稞、发展畜牧业为主。随着科技的发展，毫无疑问西藏可以成为重要的设施农业基地。青海省在青海湖区发展日光温室、暖棚养畜，产量很高、效果很好。这完全可以推广到西藏其他地区。可以充分利用青藏铁路通车的便利条件，合理布局产业，在铁路铁路沿线发展设施农业，修建居民点，引导更多的牧民转变为农民，大力发展沿铁路经济，使西藏的经济重镇聚居在铁路沿线。这样，一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便于与外界交流；二可以接受先进的文化。　　

   15.对藏传佛教寺院，要善于控制规模，提高门槛，全部财政供养，不让接受布施。出家当喇嘛的人，要推出农村责任田，把寺院的经济命脉严格控制国家之中。西藏是一个宗教社会，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宗教的繁盛，使西藏出现严重的人口危机，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是几百年西藏积贫积弱的根源。喇嘛不从事生产劳动，是西藏社会和劳动人民群众的剥削者。要想改变藏族社会，实现藏族的科学发展，就必须严格控制宗教寺院。这是实现西藏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要严格控制宗教寺院的等级，凡是不够等级的寺院，一律拆毁。出家当喇嘛的一律退出农村责任田，由政府发放一定的补贴。喇嘛实行的严格的考核考评制度，根据考核等级发放补贴，由财长供养；凡是考核等级不过关的，一律清退，不得从事宗教职业。对宗教寺院，严格实行预算，经济命脉要控制在国家手中；寺庙的旅游收入所得，要照章纳税。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学教分离的原则，逐步削弱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　　

16.由于藏族地区特殊，注重从四川、青海、四川、云南等汉藏混住区，选拔培养一批藏区青年干部，作为国家治理西藏的后备力量，他们了解西藏情况，适应当地气候，是国家治理西藏比较合适的人选。中国控制西藏，最终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军事，而在于能否把只适应低地文明的汉人送进西藏，并使他们留在那里。尽管中国人多，对于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并使他们留在那里。事实上，中国控制西藏，最终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军事胜利，而在于能否把只适应低地文明的汉人送进西藏，并使他们留在那里。尽管中国人多，对其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的话，它有再大的人口优势不也等于没有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把足够的汉人人送进西藏，在西藏长期坚持下去，什么时候也就等于中国战胜并征服了西藏。如果中国在历史上早就做到这一点，中国也就早征服了西藏，近代也就没有了西藏问题。然而，中国与西藏作为紧邻，关系持续了上千年，到中共进藏以前，在西藏生活的汉人到底有多少呢？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著书记载，根据1943 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五百余户，二千余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在拉萨。他们大多是清代随中国官员或军队进藏当差役或开饭馆、种蔬菜者，在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后，或因原籍无亲族可依，或因没有回内地的盘缠，无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语言习惯，多趋藏化，娶亲也多为藏人，他们的后代已不能称为汉人。上千年的紧邻关系，真正“移民”西藏的汉人只有二千多（包括家属及其汉藏混血的后代），平均每年二人，而且大都是不得已才留在西藏。除了低地人对高海拔的先天不适，汉人还难以接受西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藏文明是高海拔地区“天人合一”的最佳方式（后面对此有讨论）。由于西藏海拔高度的不可改变，汉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进入西藏的广大地区，更不要说去同化藏文明。反而以往的汉人移民大多数都已“藏化”，尤其是在农村牧区生活，不接受“藏化”，就不能生存。不过总体来讲，那年代对中共意识形态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使绝大部分进藏汉人都能以苦行态度接受西藏的寂寞艰苦以及对个人生活和健康的损害。他们可以在“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建设祖国边疆”、“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今天看起来纯属空洞的政治口号中找到心理支点，支撑他们奉献青春乃至终生。那个年代的中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要求它的工作人员奉为教条，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大多都是抱着真诚意愿，认为自己是去为“藏族同胞”造福的。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一批又一批汉人开进西藏。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经达到4.5 万，军队人数达到5 万8。六、七十年代更是成倍增加。这些人在理想主义的支持下，扎根西藏，与严寒缺氧做最坚决的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据内部资料统计，离退休回到内地的老西藏不到两年就完全去世了。在革命消退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今天的条件远比过去优越的，又面临着无人进藏的问题。从内地选拔干部，进西藏，成本高，而且效果不一定理想。考虑到地域相近，适应西藏的气候；文化相近，熟悉西藏的情况，要从滇、川、甘、青、藏五省汉藏混居区选拔进藏干部和住藏士兵的来源地，为西藏和谐稳定奠定强大的干部基础。　　

17.有计划有组织到西藏基层到内地参观考察，尤其要组织乡、村干部到内地参观考察，了解内地经济社会成就，培养他们的亲中华感情。同时，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在当地有实力、有影响的上层人士，通过明升暗降、实职虚衔的方式，调往内地或者周边省区，清除他们的实力范围，逐渐消除他们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18.提高滇、川、甘、青等地活佛的影响，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减少达赖在藏区的影响。西藏是个宗教社会，宗教在西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清除宗教对西藏社会的影响尚无可能。要充分发挥班禅集团的作用，削弱达赖集团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同时要提高滇、川、甘、青等地活佛的影响，发挥他们在宗教界和当地社会的作用。要宣扬格达活佛这样的先进典型，培养这些追求进步、信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活佛，逐渐削弱、瓦解达赖集团的作用。　　

19、合理布局藏区地区的经济结构，积极发展经济带和工业重镇。建设“两江一河”经济带，在滇、川、甘、青等地合理布局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大力发展格尔木，不断壮大钾肥、油气、化工等工业，使格尔木迅速崛起成为大城市，成为青藏高原的工业重镇和控制西藏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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