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甄岩网友写了《整风反右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修改》一文，其中提到：
“毛泽东在27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这个极其重要的讲话。报告从3时讲到将近7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出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甄岩网友这篇文章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里摘录的。这段话也是摘录的，它使我想起了美国人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第十三章“疑虑（1956—1057）”的一段话：“即使1957年初毛泽东作出了让步时，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让步是不彻底的。毛泽东在2月份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结果，就这篇讲话是否应公开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刘少奇从《人民日报》发表的会议照片中消失了，另外还有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也没有出现。”
很显然，特里尔说的这个“2月份一次会议”并不是指“27日下午的会”。按照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的介绍，“27日下午的会”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出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不可能出现“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也没有出现”的情况。
那么，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说的“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刘少奇从《人民日报》发表的会议照片中消失了，另外还有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也没有出现”的会议究竟是哪次会议呢？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应该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这以前，26日下午，毛主席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37人。”
让我们先来看看关于这个“最高国务会议”的介绍，资料来自《最高国务会议组织结构及其功能探析》（http://cpc.people.com.cn/GB/218984/218997/219022/14818439.html）。
最高国务会议的法律依据是1954年宪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其他有关人员”都包含哪些人呢？“一般而言，最高国务会议的当然与会人员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另外通常包括“国家领导人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著名人士””。
很显然，虽然“参加会议的有37人”，但是“政治局委员”这样级别的拥有重大决策权的“高级领导人”应该不会超过十个人，其余的二十多人应该是执行决策的具体负责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的“高级领导人”就有刘少奇和“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员”，达六人之多。可见，在当时的“高级领导人”当中，支持毛泽东的实在是不多。
既然在党内的高级领导层找不到足够的支持，毛泽东只好把会议“扩大”以便寻求支持了，于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就应运而生了。“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出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看起来，经过一个晚上的“沟通”，主要领导人里似乎只有刘少奇一个人仍然公开反对（“除刘少奇外出外”）。
然而，从毛泽东讲话之后的大会讨论发言来看，并非如此：“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
十六个发言人，除了郭沫若之外，都是党外的“民主人士”。“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虽然“除刘少奇外出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却没有一个人发言。
然后，“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这篇正式发表的文章，百度百科上的介绍里有这样一段话：“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那么，“讲话稿”与“正式发表的文章”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什么样的“讲话稿”导致了至少六名政治局委员“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呢？我认为，“总结”是不行的，还是应该相信群众，让大家直接看原文为好。
下面就是讲话稿的原文，资料来自：
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2/8684/sys/adlist.asp?joursid=13386
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2/8684/sys/adlist.asp?joursid=13387
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2/8684/sys/adlist.asp?joursid=13388
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2/8684/sys/adlist.asp?joursid=13389
我在末尾再附上正式发表的那篇文章以便对比，资料来自：
http://www.cctv.com/special/756/1/50062.html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我讲这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我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的时间，问题很多。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并且不只是谈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谈的时候，两个问题都要谈。这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过去我们都谈过的，叫做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什么是敌人，什么是人民。要分清是非，这就是讲人民内部的啦，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那么敌我是不是也是是非问题？也是是非问题。但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我们普遍说，就叫做敌我问题（我们说的习惯说法，两个比较更清楚）。一类就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矛盾。人民日报，写了文章，叫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那一篇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这两类矛盾，是说国际方面的事。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制度、跟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两个制度的区别。专政干什么？专政管的事情它属于那一种范围呢？专政就是对待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压服别人，这里不完全是什么镇压了，比如讲不给选举权，比如讲他们不能自由出版报纸。敌对阶级，比如我们的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分子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台湾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办报纸，地主阶级不让它出版报纸，剥夺他们这些言论自由，剥夺他选举权，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要行使专政，也要用民主集中制了。谁去行使专政呢？就是要人民啦，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要去管制他，要去杀他，你要去捉他，当然要经过人民政府，并且要人民。现在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度，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大民主、小民主。
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 他们所谓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似乎高兴这件事。有少数人 所谓大民主，刚才说了，专政就是要人民去专政，要用阶级去专政，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从古以来的历史上，都是所谓大民主，群众的民主运动，都是对付敌对阶级的。我们有些党外的朋友，当认是少数人，他们也搞不清这个；另外有少数人，他是带着敌对情绪，他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怎样整一下，那也有的。哪一天学波兰一样，学匈牙利一样，把共产党整一下，我就开心了。这个共产党实在使我们混不下去，专制的太厉害了。有一个大学生他发表声明，他要杀很多人，要杀几百人，几百人少了，要杀几千，几万、几百万。几千万人。那当然，这也是有些过甚其词，真要他杀，也不会杀这么多吧！但是表示了他的一种心理状态。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属于幼稚的，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那民主自由很好，认为我们这个太少了。他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主张外国样的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可以说，又是民主，又是手段。但是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归根结 底，人类这上层建筑（民主是属于那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一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一定要讲民主是目的就高兴一点。
自由，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们就跟他们讲，外国那个自由也不那么多，他那议会自由，做样子给人家看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最具体的自由，看什么阶级，看什么集团。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的自由要打苏伊士运河，工党宣传不要打苏伊土运河。保守党里头分裂了一部分人，比如艾登的那一个助手，外交部付大臣，叫做纳丁，他就宣传，写文章一篇来宣传他的观点。所以艾登有艾登的自自，纳丁有纳丁的自由，阶级的自由，阶级有那个集团的自由，甚至于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类内部的问题，这样一些想法是错误的。企图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压制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样的方法是没有效力的，是有害的。你比如宗教，不能以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义不能强制别人不相信。凡属思想方面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教育的办法，说服的办法，使人家相信你。
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放在那一类，放在第一类，还是放在第二类矛盾？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没有谈 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他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官僚资本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有这样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就是说跟民族资产阶级嘛，是一个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不对抗，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由第一类矛盾转变为第二类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团结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走向对抗。我们要把它放在第一类，那么就变成敌人了。不按这个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这样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的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同还有矛盾。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合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讲政府的坏话，说政府，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么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这两类矛盾本来容易混合的，容易混起来，他们也混起来。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呢？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问题是，我们就是有一条了，分清敌我，怀疑就斗，有些斗错了，就平反，并且机关学校，在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人民团体的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也不杀，小反革命不杀，大反革命也不杀，实际上执行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这一条。因为法律上有例外的，少数例外还是难说的。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杀的。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了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容易混合还表现在两派，左派，右派。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不分敌我，认敌为我。不分敌我，这样的人还有，我们现在这还有。在我们看来，在广大群众看来是敌人，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朋友？比如我这里有份材料，有位同志写信给我，现在发给大家了，是反对释放康泽，在他看来，康泽是敌人，这个人去年十二月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是襄阳地区的，康译过去在襄阳工作过。他就反对，但是跟康译过去是朋友的人就不同了，他那感情思想就不同，所以这跟人民有很大的差别。敌我不分。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没有分别，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赞成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是一个月亮，但是说美国月亮比中国还好我就不相信，为什么你那个月亮比我那个月亮还好一点？
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些人过份强调敌我矛盾。比如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强调过分，有把第二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第一类，误认为敌我，在肃反中屡次出现。我已经说过，这是“左”的。在延安时期，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这样的一条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找出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解决党内的矛盾，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与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鉴于以前所采纳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从西天取经取来的。那个“西天”就是斯大林，就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鉴于那个不妥，后来我们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就不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改用另外一种办法，另外一个方针，就是团结他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针好象是一九四二年整风提出的。经过几年，到一九四五年，共产党开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团法的目的，中间经过批评。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要有团结的愿望呢？如果没有第一个团结，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垮斗乱了，一斗就不可收场。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因为你主观上没有想，就没有准备去团结他们，所以要有第一个团结，经过批评，斗争，最后达到团结的结果，这么一个过程，表明从这个过程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后来才推广到党外，逐步推广到北京。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批评的方法。资本家即剥削者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我看要台湾采用就比较困难啦。因为这也是剥削者，这是两类剥削者，蒋介石采用就不行了。蒋介石和胡适就是另一类的。二个人的斗法，比如我们要批评杜勒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可能的，（笑）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宗教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广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合作社、商店，都可从用这个方法。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敌人已经解除武装的，比如过去我们对于俘虏，就是这样。已经解除武装我们对待俘虏，跟没有解除武装之前，是两种态度。没有解除武装之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俘虏，解除武装的敌人，特务解除了武装，就是认清他是特务，决定不杀了，怎么办？改造他。改造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你还叫他活嘛不要消灭他嘛。去年，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我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十条，在那个会议上讨论了一个十条，十条里有两条（今天在座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会），一条是敌我，一条是是非。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是非关系，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人民内部的矛盾。
从上我讲的是第一，是开场。两类矛盾问题。
第二、讲肃反问题
肃反问题就是第一类矛盾的问题。我说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是很坏，还是很好？我看缺点是有，但是跟别的国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我们鉴于它，我们也不是特别聪明。因为苏联已经左过了，我们在那里学了一点经验。我们自己也曾经左过。在南方根据地的时候，那个时期就不懂得，吃了亏，每个根据地没有一个根椐地他不用，就是学苏联那个办法，后来纠正了，才得了经验。延安才规定了九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到北京有所进步，当然还有缺点，错误现在进步了，比起苏联来，就是两条路线（指过去，不是现在，就是斯大林当政时期，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反革命肃清了，这是一面对的；另一面杀错了许多人，重要的人，象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杀了百分之九十，中央委员杀了多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八十，而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五十。我们没有干这件事，是鉴于他了。杀错了的人，有没有呢？也有的，大肃反的时候，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那三年的大肃反也有的。杀土豪劣绅在五类反革命里面也有。但是根本上没有错，那一批人应该杀，一共杀了多少人呢？杀了七十万。从那以后大概杀了七万多。不到八万。去年起就根本不杀了，只杀少数个别的人了。人们就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么反复无常，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又不杀了。后来这四五年只杀了几万人。去年起差不多根本不杀了，杀得很少，个别的。在五○年，五一年，五二年杀了七十万，香港的报纸把这笔帐给扩大了（当时我们也不需要和他对帐），他说我们杀了两千万，用减法来计算，二千万减去七十万，委实等于一千九百三十万，他那个多了一千九百三十万。“讨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哪儿杀了两千万人呢？七十万人则有之。那一批不杀，人民不得抬头。人民要求杀，解放生产力。他们是束缚生产力。“恶霸”——东霸天，南霸天，西霸天，五类反革命的骨干分子。现在有些人想翻这个案，有些朋友想翻这个案，翻那时候的案也是错误的，我看不值于翻。如果翻人民会起来打扁担，农民就要起来打扁担的，工人也拿什么武器，拿铁条打我们的。
比如匈牙利，匈牙利对于反革命份子根本没有肃，杀了拉伊克，他倒是把革命分子杀了几个，而反革命就杀的很少，所以就出现了匈牙利事件。从我们国家看。匈牙利这样事件以后。人们说中国局面很稳固，外国人在这里看了也是如此，我们自己也这样觉得。
匈牙利事件以后，中国有没有什么风波没有呢？
有那么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向皱一池春水”。那春水是吹皱了，但是七级台风引起那样大的波浪是没有。为什么道理，好几个原则，肃反把反革命根本上肃掉了，剩下的没有几个，还有一点少数，极少。这是一条。第一条还不能讲这个咯。第一条是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根据地，解放军，共产党，民主人士，几十年斗争锻炼出来，我们的党是生了根的，我们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我们是经过根据地逐步发展的，不是突然占领中国，民主人士也经过锻炼的，共过患难的。学生们，有“一二、九”“九、一八”“五卅”运动，抵制日货，“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起，各种学生运动也是在反帝国主义锻炼出来的这个传统。什么民生队，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是我们从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有教育，包括知识分子也有教育，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就是自我造反。而匈牙利没有。再有我们的反革命肃得差不多，当然还有别的因素了。比如讲经济措施，比如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民主党派。现在我们大学，大学生的成分怎么样？百分之八十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而匈牙利大学生百分之六十是工人农民的子女，工人农民的子女大罢工，大游行，听“裴多菲俱乐部”的命令，我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我们也没有“裴多菲俱乐部”，当然了，可是他们爱国，除了个别少数人说怪话，讲闹话主张大民主，主张要杀人之外，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是要把中国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所以我们比匈牙利好。比较起来，我们的肃反没有苏联那么左，没有匈牙利那么右。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反革命就要肃清，有错误就纠正嘛！
有没有过火的呢？有。有没有漏掉的呢？也有。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采用的是群众肃反路线，采用群众肃反路线，这个路线当然也有它的毛病，但是主要还是比较好的，群众得到了经验，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犯错误，群众也得到了犯错误的经验，叫做犯错误，搞对了，得到了搞对了的经验。我们希望在肃反工作中这些毛病要加以纠正。中共中央已经采取了步骤去纠正这些缺点。我们提议今年明年（如果来得及有这两年，搞的好今年就可以搞完）来一次大的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搞，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同政协主搞。个别的检查，不见得会有效力的，有人写一个信，说他有问题，就去检查一下。我们现在的目的是第一，不泼冷水，第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泼冷水是不好。“都错了”“就是你们搞错了”，结果所有干部都抬不起头。一不要泼冷水，二有错必纠，一定要改正那个错误，这个包括公安部，监察部的工作，劳改部门，劳改部门都有许多毛病。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搞，并且我们希望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具体来得及的都可以参加检查，全面的检查一次，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工作会有帮助的。地方有地方人民代表跟政协委员去参加。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是两句话，是表明两件事情。第一条，还有反革命，有人说没有了，天下已经太平了。我们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的。这个不合乎事实。在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就有个北京。北京就有个航空学院，航空学院里就有个共产党支部，共产党支部就有个总支部付书记，此人叫做什么名字？这个人应该给他扬一下名吧（台下：叫马云风！）马云风就写标语一个：叫什么“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他又不跟党委商量，你一个支部付书记，他秘密写了很多标语，到处都贴了。他这实际上这位共产党员就是赞成反革命暴动，赞成西方国家去援助匈牙利。所以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过火的，漏掉的都有，这种人不一定是反革命，他有反动的思想，这个人后来开除了党籍。但是还留他在那里读书。因为他有反动思想，也有反动行为，但是说他是什么蒋介石派来的人或者怎么样也不是的。发现反动标语还不少，在北京的学校里头，工厂也有，学校也有。所以“无反革命论”天下太平没有反革命了，这个思想是不对的。第二条：但是不多了，就是反革命很少了。这两条都要肯定。如果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其结果就会要搞乱。至少，我说十个指头，除了九个，至少剩下一个。不是还有十分之一的反革命，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把反革命当成一百，可能只有千分之一，总之不多了。
是不是应该大赦：大赦的问题很多，朋友有兴趣。我对这个总不那么积极，消极分子（笑）。所以以免让一些朋友有一点小小的摩擦。大赦可赦不得。宪法上规定了，那你当主席，你又不遵守宪法？我说，不起这个名义。实际上也可以大赦，但不一定要用大赦这个名字，一下把反革命都放下去。如果大赦就必然包括康泽，王耀武，宣统皇帝、杜律明、这些人放出去，老百姓势必反对。现在这时候，犯人劳改者就反映，“大反革命你们都赦了，我为什么你们不赦呢？”所有犯人都这样讲，法庭无事可作，检察机关也不要了，因为康泽都可以赦嘛，有人说“台湾都可以赦免。蒋介石都可以赦免，为什么康译这些人不可以赦呢？”谁赦蒋介石了呢？没有那个赦他，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做决定赦蒋介石！我们是向蒋介石建议，你如果起义，你变成起义将军，就可以取得赦免的权利。台湾方面的人，你们要起义，我们现在不说蒋匪，“蒋介石匪帮”了，可是他可不同，天天叫我们为“共匪”，对民主人士也不客气，叫做“逆”，比如说“张逆治中”之类，在报上发表了。所以放不得。那么是不是永远不放呢？那不是。我看慢慢放，今天放一个．阴放一个，阳放一个，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反正是不登报，也不下一个命令。少数著名的分子将来考虑。比如宣统皇帝怎么处理？人家是个皇帝，我的顶头上司（笑）。上了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他的部下，都是他的百姓，但是这位宣统皇帝也得罪了人民，将来也可以放的，但是现在不能放，现在还不能大赦，赦出来对他没有益处，对康泽也没有益处，对杜律明也没有益处。对这些人放出来，人民不谅解。请他们参观，看看天安门，看看武汉大桥，看看工厂，看看农村，宣统皇帝也看了，康泽也看了。学习、教育，看报纸，研究、是不是可以找点工作给他们做，也可以考虑，就在班房里放点工作。逐步放掉那些改悔比较好的那些犯人。改悔较好的，罪又不很重的，逐步放掉他们。以后这样放就是，不要在报纸上登报，因为这个是人民的问题，农民要拿起扁担来，工人要拿起铁条来打，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的手无缚鸡之力。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
讲这么几点，一个问题是合作化。去年下半年以来，上半年那个热潮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一些问题了，上半年优 越性就很大，合作社一到下半年好象优越性就小了，来了一阵风，不是台风，而是有那一股小风，说合作化不行了！今天发的文件里头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请各位看一下，这里缺少一个坏的，一个坏的典型。将来要找几种类型，这是一个好的典型，是很艰苦奋斗的。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什么事情都是有困难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是要经过曲折的，要经过批评的。人们不习惯集体生活，人们对于集体生活不习惯，特别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最不习惯，拥护合作社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贫农跟下中农。对于合作化不满意的是什么人？地主富农以外是富裕中农。表示很不满意的有的有些地方大概占全体农民百分之一，有的地方百分之二，有的地方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百分之五，总是百分之几。因为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头几年，是不如他的理想，比他单干时候要差，因为不能请工了！不能雇长短工了！那末，要多少时候合作社才能巩固呢？现在的合作社绝大多数全国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就是去年这一年，前年一个冬天，一年多一点的历史，我们就要要求好，这个就不行的，是要逐步才能巩固的。大概需 要五年，去年一年，今年起还要四年。比如王国藩合作社，他有五年了。河北省遵化县，靠近长城，靠近热河有那么个县叫遵化县，这个合作社完全巩固了。农民生活有了改善，有所改善。七年以来，一九五○起，七年以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粮食，一九四九年只有二千一百亿斤粮食。全国农民生产的粮食。而七年以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现在有三千六百亿斤粮食了。去年我们有三千六百九十亿斤粮食。因此农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所谓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一部分农民还没有改善，缺粮户大概还有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地方百分之十五，有的地方百分之几。缺粮户在逐步消灭中间，我看大概过三年到四年。我们不是说合作化巩固要五年吗？有五年缺粮户就消灭了，以后统购统销就只统购不统销，农民我就不销粮食给他了，准备几年之内，我们不增加购粮的数目，增产不增购。现在农民手中有多少粮食呢？有三千六百亿斤，国家征农业税一小部分是小部分，大部分是买来的，购来的，征同购，征农业税和购粮这两部分共计去年是八百另二亿斤。三千二百亿斤中，国家手中拿了八百另二亿斤，统销在农村有多少？全国农村缺粮户和灾区农民，如种棉花的农民，只销三百九十亿斤，四百亿斤，八百亿斤中，城市及出口，出口只有三十八亿斤、四十亿斤，城市人口吃的后备粮合起来只有四百亿斤多一点，如果还有两年三年只征这么多粮，那么农民就会富起来，就可以多养猪，多养性口，农民可以储备一部分，所以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农民苦，一片苦声，不会是。我们有些干部，也这么叫，有一些他们实际上是代表富裕中农，因为干部有了几个钱，寄点钱回去，今年寄点，明年寄点，几年之内他家里有了，就成了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叫的最厉害，就影响我们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受其影响，大概也有什么亲戚朋友之类。这个就要加以分析。也有民主人士，也有共产党，有非共产党，跟着一起喊：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我看还是有优越性。王国藩合作社你们看。为什么匈牙利，波兰合作社搞不起来呢？波兰只有百分之六农村人口加入合作社，一阵风吹掉了大部分。哥穆尔卡一篇演说就崩溃了。一万多个合作社，只剩下—千多个，吹掉了十分之九。在我们国家里能够有这么快的合作化，这是有好多原因：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地少人多，多的要命，每人的土地很少，集合起来比较好。第二是我们党，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步骤。采取有步骤的，分几步，分几个步骤，因此我们与苏联合作化的过程不同，他们的合作化几年不增产，而且减产，我们的合作化是增产，如去年我们增产二百亿斤。除了富裕中农叫，因此影响党内外同志这原因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民真正苦，就是刚才讲百分之几的缺粮户。还有 一个是农村和城市的比较，城市工资比较高，现在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六十块，有高于六十块的，有低于六十块的，比如五十块，四十块还可过，三十块就差了，还有二十块、十七块的，一家四口十七块。四七二十八，六十八元要过一年，那是最苦的，但是高的也有高达一百多元的有没有二百多元的？有二百多元的。有的一个人一千块、家庭四个人就有四千块，几年之后，你们看，农民要比工人富，你们看吧，工入除了一部分粗工、临时工、工资不适当，一到城里来八十块一个月，有部分工资是不适当的，这跟农民一比较起来，刺激他们。但是城市跟乡下是两种生活，乡下如果每人有五六十元钱，一年一家就有二百四十元人民币，那就很可以过生活了。有个地方算了帐，有四十八块钱收入，每人四十八块收入，一家四口每人四十八元，那生活很好了。乡村很多东西不要花钱买，城市样样要钱，所以是两种情况，把两种情况混合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关于资本主义改造。
有没有研究，但我鼻子闻到那么一点东西，也在这说两句。在资本主义改造方面，也有那么一股小小的风，也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说是资本家就不用改造了，跟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有些人这么说，当然可能是少数人，有这么一种思想，“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是要改造。阶级斗争中间改造整个社会，也造改了工人自己，这是恩格斯说的。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了其他人，也把自己改造了，并且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那他自己就不能解放、他是统筹兼顾，这是个战略方针。拿我们中国来说，如果不解放六亿人口，那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所以阶级斗争中间都要改造的，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每年都有进步，这也是一种改造。我这个人从前也是个知识分子，各种思想都有。喜旺嘉错先生，你那个佛教我们拜过菩萨的，我经过南岳山，为我母亲还愿。我信过无政府主义。嘿！那个无政府主义很好，又信过康德的唯心论，你看我这个人多复杂。马克思主义后来才钻进去，把我脑筋改了一下，名字曰改造，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这几十年来，资本家就那么高明，一点不要改造了？我看不然，我都要改造，你不要改造了吗？（笑）你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了？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一面性对事物不能分析，总有缺点，两点论呗，优点缺点，而且资产阶级根子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还没有摘掉帽子，摘掉帽子还有一个时期思想改造。这种观点如果胜利，那么资产阶级的学习任务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学习嘛！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学习嘛！反而资产阶级不要学习了。那短期训练班就不要开了！这不符合工商业者多数人的愿望的。他们是愿意学习的，学习四十天回到工长，面目一新，有了共同语言了，跟公方代表以前是格格不入，你是资本家，我是公方代表，两个人客气的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现在你算是资本家、还算我是资本家？我算是资本家吗？我进了四十天的训练班，回来时有了共同的语言。生怕听改造两个字，我们有些人。改造这个东西，美国人叫洗脑筋，我们叫改造。我看美国人确实是洗脑筋，美国人可洗得凶，我们这个还文明一点。照这种议论，那宪法就要改了，因为宪法上说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那都一样了。工人不仅和农民一样而且与资本家一样，那工人阶级的领导就要取消。我刚才声明了这不是多数人的意见。这是有些人在说。
第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个问题。
前面说的，我们六亿人民有很大进步，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进步，工人有进步、农民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现以后，有一些怪议论。我已经说过，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说将来可以赚薪水，无非是为吃饭，此外还有一个讨老婆、讨老公，大概是这两件事。一个叫吃饭、一个叫生儿子。至于什么政冶、什么前途、理想、这个东西不着重，好象这个马克思主义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行时了！也有缺点，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避免这个改造。过去那些改造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进步，学点马列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就学那么一行专业，一辈子吃不完。没有政治工作，不作政治工作。最近一个时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洽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
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行政部门政治应该管。以前叫德育、智育、体育，现在我们变成两育了。智育专搞智育，此外还插点体操，就叫体育。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学点这些东西。
第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又来了！不是反过了吗？现在又反铺张浪费。共产党就是那么一套，而且摸得共产党不过就那么一套，几个月完后就没有事了。现在有那么一种议论，这个是不是真的，我看也有点真，真正反一次的时候是三反。三反时把铺张浪费，把贪污腐化反了一反，后来没有再反了。有一年提倡过一次节约，那是节约什么东西呢？那是讲节约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降低标准，就是前年节约了二十多亿，很大一笔钱。但有些地方节约不当，节约结果工程不好，节约过了。另外，在生产方面节约原料，以至降低了质量，就是基本建设降低了质量、生产降低了质量，这些是那次的缺点，但成绩很大，节约出来二十多亿。别的一般没有搞节约，机关、学校、工厂、合作社、商业系统，运输系统都没有搞，现在要提倡节约，现在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这样一来，现在就开始见效。桌椅板凳都不买了，地毯没人要了，我有一批地毡出卖，在座的没有买主，我看如果你们不要，我就没有办法，大家提倡增产节约，我有那么多地毯可见不得了，现在反到我身上来了！这一回比较要搞彻底些。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来。我打个比喻，象洗脸一样，你们各位是怎样洗的，一个礼拜洗一次是不是？（笑）据我所知道的许多人的洗脸是一天洗一次，至少。有的一天洗几次。为什么道理？为什么一付脸要天天洗，干什么？那无非不是增产也不节约？无非是为了面貌要漂亮一点，为了使尊容漂亮一点。每天洗一次面，这无论是共产党非共产党都搞这事嘛！并非共产党员提倡才洗脸，从古以来就洗脸嘛！现在反对贪污浪费，这东西就等于我们洗睑。人就是经常要洗脸。人不是别的动物，别的动物它就不洗。人是高级动物，所以他就要洗脸。我们的党，民主党派的一些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阶级、农民、手工业者达六亿人口。我们来提倡一个节约。现在搞的不象样子，许多人无非是升官发财的思想大为发展。去年这个评级评出一个毛病来了。评级无非是争名夺利。争名于朝，夺利于市。
第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是一条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六亿人口。同志们都是负责的同志，替国家负责任的。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就有这么多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生计划生产。我看人类他对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大笑）这样子搞下去，我看人类要提前大拼的，就是趋于灭亡。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要快接近灭亡了。没有东西吃。加提倡卫生，卫生工作一做，防疫计一打，准准那么多，可不得了，大家都是年高德劭，（大笑）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他是专门名家！（大笑）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笑）他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产计划部门好不好？（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这一点现在不多讲，我讲还是用战略方针。比如我们的一些事。救灾。全国每年都有灾，有很多灾民，要给他们粮食，比如统销，苏联就没有这样做，我们是把一切城市乡村，无粮户缺粮户都计算在内，比如安排工商业就业，安排失业人员就业，统兼工作，各方面的统筹工作，所有这些都算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去年这一年差不多有三百多万人就业，麻烦，问题也很大，按照计划、原来计划八十万，而实际上差不多增加到三百万人，多了二百多万，工资支付就多了。不仅这八十万人增加了，原有的一千八百多万人的工资都有多多少少的增加，去年新增差不多三百万。这个负担很重了。但是失业是不是完全消灭了？还没有。比如广州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员，他们说要想办法，不能一律而论，上海也有一些失业的人，其他地区还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是这失业的人已减少了。有人提议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办法很值得考虑，宁可薪水低一点。比如我们这些人十年八年不增加薪水，我这一提出来，可能你们大多数要反对，也并你们赞成的。如果十年不增薪、高级人员十年不增薪，我看死不了人。不会死人的！以不死人为原则年还可以高，德也可以劭，为什么德劭？不增薪水就是德嘛？（笑声）再增让下面去增一点。
学生问题怎么办？有百分之四十的学龄儿童没有学校，这人民政府并非万能政府，人民政府办事不能一步登天。现在还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没有学校进。另外还有个事，这叫四百万、今年有四百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中学，没有法子升中学，没有地方，没有经费，除了应升的之升，今年计划升的之外，有四百万不能升，高小毕业生就要回到生产队里头去，包括农村的。有多少初中毕业生不能升高中，有四十万，有多少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大学？一说四万，一说八万，一说九万。（周总理，初中是八十万，不是四十万）噢！初中八十万，不忘四十万，这个早晚时间不同。（笑声）八十万初中生不能升学，好多人就业也是问题，要等候就业，八十万这么多嘛！有九万高中生不能升大学，这也是发生一个就业问题。等候也是一种安排。比如买猪肉，一条长龙在后面等候，前面已经卖完了，只好回家，买不到了嘛！
这个问题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要请大家考虑，政府也考虑。总而言之，今年这计划就是那么多钱。一句话叫：钱就是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事。休息一下吧。
（彭真：休息十五分钟）
第八、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
这个人民内部的矛盾。列宁不是说过吗，人民内部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我说列宁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全面来考察这个问题，缺乏经殓，他就死了。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他是一九五三年死的。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叫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在那本书里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有矛盾的。两者处理的好，矛盾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处理的不好，那就发展为对抗（周总理：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来这一点了。我们鉴于苏联差不多四十年，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领导革命斗争，从他搞根据地开始——一九二七年，也是比苏联同志迟十年。他们是一九一七年胜利，革命胜利，革命开始胜利。我们就是一九二七年开始在一些地方建根据地。一九二七年，三七，四七，五七年，我们也有三十年的经验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是这样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同的矛盾。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这个时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的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的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斯大林，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辨证法，不是讲没有辩证法。我们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他：部分的但是严重的违反了辨证唯物主义。是那么说的。在他的影响下写的一本书，叫作“简明哲学辞典”，是两个人写的，其中一个就是苏联大使尤金，这是在斯大林影响下，在讲同一性的条件下。他有一个题目叫同一性，说了半天，驳了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根本就没有分析清楚形式逻辑的同一性跟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不是一回事，然后就引用恩格斯说、恩格斯讲没有什么同一，实际上什么都存在变化，客观实际上没有什么同一，然后他就来个形而上学，他说对立的东西，相互排斥的对立物，不能说它有同一性，你比如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一个社会中，他们是没有同一性的，只有相互排斥，只有斗争。战争和和平没有同一性，生与死没有同一性。如果说这些东西有同一性就是错误的原理。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哲学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变化。我看的东西不多，但是看到他们开始有所变化。斯大林在哲学上有相当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所谓形而上学的观点，就是没有变化。战争就是战争，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我们的说法不同，资产阶级它变化为无产阶级，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转化为国家主人这样的无产阶级。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生转化为死，死也转化为生。他在同一性中，引了恩格斯的话之后（恩格斯那话是没有形而上学的）就来了一个形而上学，这两个东西它是不变化不能统一的，不转化的，但是斯大林在经济这本书上他说到，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而且处理的不好，可能成为对抗的。这东西说得好，不过不彻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辨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他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要符合于经济基础，如果不符合就发生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百花齐放，可能胡风虽然坐在班房里头，胡风的灵魂却活在世界上，写出胡风那类作品还是可能的。但是只要他没有破坏行为。胡风他为什么？他就是组织秘密团体，那东西不好。只要他不搞秘密团体，你开那一点花，我们中国面积很大，有九百万平方公里，开那么一点花有什么要紧呐？开那么一点花给人家看看，人家也可以批评他那种花，说你这花我不喜欢。就是讲野花香花。有些是毒草，你如果只要粮食，只要大麦、小麦、包谷、小米、大米、根本不要草。这个东西，每年农民都要除草，你们不信，今年春耕你们去看一看，那土里就要长草，不晓得那草从那里来的。总而言之，年年长草，等于人人天天要洗脸一样。农民年年要除草。禁止一切野草不准它生长，这行不行？事实上不行，它还是要长，你锄就是了。如果什么人下一个命令，所有的野草都不长了，那当然省事，那农民很感谢。但事实上有那么多的野草跟粮食竞争，其中有毒草。一株香花，一株麦草，我说你当然是要香花。但是教条主义也并不是香花。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教条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孤立性、搞片面是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这个“学问”古代就有了，但是特别在资产阶级时代发展。在外国，中国也有。难分香花毒草，曾经在人们眼睛看起来，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都是要被打击的。你比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曾经被人们认为是野草，认为是毒草。国民党，同盟会那时清朝政府看孙中山认为是毒草嘛！把共产党叫做匪党嘛，共匪嘛。跟共产党往来叫通匪嘛！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开会，这是由毒草变成香花了。但是在台湾那个地方，他还说我们是毒草，还叫共匪。孔夫子也是不被承认的。孔夫子这老先生，他一生不得志。他的道理人家不听。耶苏，耶苏在开始时也是社会不承认的。佛教怎么样，释加牟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耶苏教到了马丁路德新教也是社会不承认的。孙行者，孙行者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封号、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干部鉴定）他自己的鉴定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鉴定搞他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薛仁贵当火头军，薛仁贵不是当过火头军吗？这是张士贵给他鉴定的。哥白尼的天文学，长期不敢出版，死了以后许多年，然后才被人家承认。意大利的伽利略他的物理学，达尔文他的进化论，在开始人家都不承认的。我看了一本科学小册子，安眠药的历史。安眠药是什么人发明的？是德国的一个卖药的店员发明的。德国不承认，法国人承认，把他请到法国去了，以后被承认了。中国人有个李烈均，国民党中央委员，此人死了，他是第一次从中国到马沙（译音），从马沙坐火车到巴黎，他吃安眠药，他说这东西是好，能使人睡觉。英国一个跳舞的，舞蹈家，叫邓肯，她生孩子，生头一个孩子非常痛苦，等到生第二个孩子用安眠药。我是说世界上一切发明，政治的、科学的、文学艺术的不被承认。司马迁的史纪开始也不被承认吗！他的目的是要藏之各山传请其人，不能出版，当时没有出版机关、大家抄几份，那么大一卷一卷的，运输也困难。总而言之。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我们这社会不同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有很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究竟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斯大林曾经是百分之百的香花，赫鲁晓夫一棒子、毒草，现在又香起来了。
最近有一些批评，我这都是讲共产党，共产党里也有右派和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裴，他用假名子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踏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现在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尝识这篇文章。另外几位左派，就是我们军委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他的部下陈其通、马寒冰几位同志，在一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践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所谓自从这个方针提出来，就没有大作品了。这个结论作的过早了一点。因为陆定一同志那篇文章是六月写的，发表是去年七月了。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等到这四位同志写文章是一月七日，只有五个月，几万字的作品怎么写的？所以只说没有大作品，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没有搞大作品了，不搞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了，不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尽搞些坏的了。到现在这么久了，我们人民日报是什么态度我也不清楚。在一月中旬和下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上，我把他们四个人的声明文章印出来给大家看了。当时有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座，他表示了什么？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现在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究竟怎么办？你们发表这个东西是赞成还是反对，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民日报的？你总要处理一下嘛，或者是商量一下，自己没有主意，你们找中央同志研究一下嘛！看如何处理。我现在表示我的态度。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文章是错误的。但世界上的东西各有不同，各人喜欢各人的，钟惦裴的文章台湾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很喜欢，真理报登出来了，真理报就不登陆定一的那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四位同志的。此外捷党登了，罗马尼亚登了，很有市场（台上有人说：是文学报登了，不是真理报）是文学报？不是真理报？那还好一点（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就喜欢机会主义。恐怕现在要批评一下子吧，有一青年作家叫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组织部新来的人”也发生事情来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后头研究这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共产党跟共产党打架，讲的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其中有马寒冰的批评。还有人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北京有一个共产党区委有官僚主义，因此就说他的典型环境放的不好，大概设在上海最妥当。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行。彭真的这个地方就不行，因为是中央所在地。不晓得这个道理是从那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我学的很少，但是我没有看到过（笑）说中央所在地就不出官僚主义？中央还出官僚主义，所在地为什么不能出？中央出过什么人物呢？中央出过陈独秀、出过张国焘，出过高岗、饶漱石，还出过李立三、王明，那么多哩！这么一条道理，也是批评不对。
马克思还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已经学过了就完了，还要继续学的，情况是发展的，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六亿人口，我说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个大王国。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万人口，小资产阶级有五亿几千万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一点意见都不发表，统统口上打封条，只有吃饭时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我说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讲话，把它堵住那很难办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意识形态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也要自己表现自己，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它表现，只能够在他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说：同志，你的话里有点不大妥，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文章，不能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使用辩证法的方法。要有说服力，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老干部能不能批评？这个批评的问题，从马克思以来，没有说过一次要分清老干部，说只能批评新的干部，不能够批评老干部。我们宪法上规定，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这个问题上，错误思想上，也应该是平等的。有一批人比如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或者是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因为他老，他就享受一种不受批评的权力，可不可以？我看不行的。你活着不受批评，你死了人家还要批评你，我们就批评过死人，批评过孔子、打倒孔家店嘛！人家死了几千年，还批评他嘛！现在孔子又好了一点。斯大林也是死后批评的嘛！活人也能批评，死人也能批评，这个不分官职大小、老稚长短。是不是你越老可以越享福、避免批评呢？犯了错误以后，总是要批评的。凭老资格吃饭可以不可以，你老资格可以，这一方面承认。因为他老，活了那么大，他也不死。于是他有点资格，有点作用，还可起跑龙套的作用，摇旗呐喊，拍拍巴掌帮助人家。我看梅兰芳就跑过龙套，跟人家合作，拿个刀站在那里，今天在座的有没有梅兰芳？我看你到了八十岁还可以起作用，至少跑龙套还可以跑。我这个人的作用，只能起一点跑龙套的作用，至于唱主角我是不唱了，那是我们周总理这些人物了（笑）。你们各位唱。“西厢记”是唱那个“红娘”，我是不能唱了（笑），“西厢记”里头那个老夫人，她出来唱上那么几句，转那么几下就进去了，你如果尽唱，唱的多了，人家会赶你走的（笑）而且老资格不管你怎么老，你事做的要对，要正确，你活到九十九岁是正确的，到一百岁那一天，你做了一件大混蛋的事，那你也是不行的。拉科西曾经作过什么好事，我也不知道，假若拉科西他没有作什么坏事，但在最后做了一件大坏事，你就不能因为是老资格而不受批评。新干部当然也是一样，也要受批评。列宁讲过上帝原谅他，青年人因为他们年轻，上帝还可以原谅他们。老资格的人就应该严格。老干部是这样。青年干部也应该严格，也要帮助他们。如果对青年干部严格，老太爷就特别舒服，我看那不见得好。要做长期耐心的教育。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应该对于辨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而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这是人们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那些跟马克思主义不符合的，有些不符合的少，有些不符合的多，有些甚至是敌对的。这些统统都长起来的香花或毒草，它长起来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年年长草，中国已经长了几十万年，现在不过是继续长嘛！如果你下一个命令，禁止什么花不准开，什么草不能长。其中可能在不好的花里有好花。如历史上的进化论，伽利略、哥白尼，这样一些花草。戴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花草，有时不见得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就是七分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三分资产阶级，七分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我们现在继续生长。是跟不同的事物作斗争。在一块互相批评，在批评斗争中才能发展。现在我们的同志把这些观点联系不起来，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多少年。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教条主义这一套一等到写文章、演说、开会作议论的时侯统统忘记了，没有治病救人的意思，没有帮助别人的意思，一棍子打倒，我们不说这方面，从这个问题我想到种牛痘的问题，为什么种牛痘？你们出过没有？我是出过的，出的不是牛痘，是类似天花的一种，病菌使它在人体里生病，人体跟这种病菌作斗争，作斗争的结果是产生免疫，不跟疾病作斗争就不能免疫。所以一辈子不害病的人是很危险的，经常害病那是好事，可以产生免疫。
第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
大概同志们的文件中有几个是关于这类问题的，昆明航空学校为什么没有闹事，（这里缺乏一个闹事的材料，最好找一个闹事典型材料印一下）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方法，认识当前青年的思想状况。青年团中央曾供了一个材料。去年二十八个城市里头，大学、中学，听说二十几个学校有七千多学生闹事，这个材料分析相当好，无非主要是官僚主义跟学生幼稚，青年、工人、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艰苦奋斗。同时，学校当局、办事人，各种的欺骗他们，又不跟他们同甘共苦。还有一个是工人罢工、请愿、总工会的报告中，部分的统计，有五十几起罢工，其中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多，最大的一次是一千多人罢工。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我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说匈牙利以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你看有几千个学生罢课，有分部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搞了几条，提出四条看对不对。
第一条、努力克服官僚主义，那么人家就不罢了嘛！努力地克服官僚主义，恰当地处理矛盾，那人家就不罢工了，就不闹了。
第二条、官僚主义没有克服，他要闹怎么办？让闹不让闹？有两个方针，一个是不让闹，凡闹事者就说是反革命，就说是要造反。我巳经先讲了，反革命是有的，但是很少了，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让闹还是不让闹，我说还是让他闹。罢工他要罢，农民他要闹，学生要罢课，农民要打扁担嘛！
第三条、闹起来草率收兵好不好，又有两种方针。刚刚闹过两三天，闹事的人还没过瘾，当局就急于想结束，这就发生矛盾，这怎么解决？我说让他闹够。施复亮先生就闹过事（好象在浙江），我也闹过事（在学校里），因为问题不得解决嘛！并且要闹让他闹够，一星期不够，二星期；二星期不够，三星期；三星期不够，四星期，总而言之，闹够了就不闹了。把闹事的过程，当成一个教育的过程，作政治课的过程，我们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官僚主义应该看做一个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学生一个过程。
闹事的头子、领导人物要不要开除？我看不应该开除，除了个别的以外，如他拿刀子杀人，那他就得到公安局坐班房。因为他杀人、行凶。如果你又不打人、不杀人，没有那么严重，就不要开除。开除罢工、罢课的领袖人物，这种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一般的不应开除。领袖人物，正确的应该留下。错误地也应该留下。错误地留下干什么？留下当“教员”。因为犯错误，有些个别的清除出了特务分子，是不是让他离开学校？我看让他学习，只要他不是现行犯。一个学校里有几个特务分子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你就舒服了。所以清华大学那位学生要杀几千万人，现在留下，他就是“教员”，因为他发表了这样一个有名的宣言，这是难得请到的。
我讲的这四条，第一条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闹得不够，让他闹够；第四，不要开除，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以一反国民党之道而行之，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人民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想法不同的，这是—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学校负责人、工厂的负责人、合作社的负责人、机关里头的负责人，乃是来自五湖四海，许多人文化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也不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比那些文化低的人还大，那些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可厉害。我们党“左”倾和右倾都犯过，知识分子多，陈独秀－－知识分子，李立三－－知识分子；王明－－知识分子；张国焘－－知识分子，高岗不算，饶漱石－－知识分子。
第十、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
讲这个问题，罢工、罢课、游行、请愿、这许多示威，我看又好又不好，有两重性嘛！商品有两重性嘛，罢工、罢课这种事情也是两重性。匈牙利两重性。你们说匈牙利这个事情好不好？我说又好又不好。当然不好，因为他闹事，但匈牙利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反革命帮了我们的大忙，匈牙利这个事件停下来，比过去巩固，现在的匈牙利比过去不闹事的匈牙利要好，社会主义阵营都取得了教训，所以匈牙利闹事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反苏反共的风潮全世界来了，第一次发生特别是最近的一次全世界范围的，我们怎么看？我看当然不好。第二条，好，这是好事。因为帝国主义反苏反共、锻炼了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把机关报打烂，瑞士共产党搞的非常不好，总书记躲在山上，躲在我们大使馆里不敢见面，不敢出去见面就打，大批党员脱党，荷兰、比利时很多脱党的，英国知识分子，知识越高越要脱党，所以知识分子有两种，越是大知识分子越不赞成共产党，混了几年、几十年的老党员也要脱党。脱党好不好？又好又不好，主要的还是好。你脱出去了为什么不好呢？我们中国有胡适这位先生，现在他大作文章。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他提倡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笑）批评斯大林这件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是商品两重性。批评斯大林是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人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他揭的办法不对，没有做过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方面引起全世界去年这几个月的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匈牙利、波兰事件。所以他有错误的方面，我们在公开的文章上虽然没有指出二十次代表大会，但实际上讲了。我们与苏联同志当面讲了。讲什么呢？对斯大林事件处理不当，讲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也有两方面，不承认我们当然不好，联合国我们不能进去，他说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应当被承认而他不承认，这当然不好。但是有个极大的好处，美国不承认我们，我很舒服。我与许多朋友交换过意见，总而言之，我没有说服他们就是了。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承认，最好过六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至少过六年后承认，这样比较好。最好过十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使他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对我们利益不大，没有他，我们也能建设，等我们建设的差不多了，请他们来看一看。（笑）他们就是悔之晚矣（笑）！还是美国把尾巴一翘，硬起来说不承认，很高兴。美国差不多要承认，我有点发愁。但是美国的事情。美国的参谋长是美国人，不是我们这里的聂荣臻，或者那一个跟他打主意，但是也有准备，如果承认的快怎么办？这是接受一定要承认，我说不行。但是有个台湾问题，台湾必须归我们，这个东西，有文章可作，不归还台湾，你承认我不算，英国是承认了我们，但我不跟你建立外交关系，建立半外交关系，不派正式代表，只派代办。因为在联合国他投蒋介石票。我们有文章可出几篇错误文章。刚才我不是批评了几位同志吗？同时要感谢他们，错误文章也办了一件好事，因为给我们根据，使我们批评有了对象。有教条主义文章。这文章出了九篇，还要多出现一点，他的性质不但不好，不单是错误，另外有个作用，另有一种给我们反批评的可能。没有大作品，没有好影片怎么办？我说这是坏事，因为没有吗？长期没有终究就要来了的，物极必反，坏事做的越多，好处就要来了。这个辨证法不是马列主义才发明，在我们中国的老子，那个老子天下第一的老子（笑）早就曾这样说过，他说凡是坏的里面，要看成有好的，好的里面，看成有坏的，祸就有福，福就有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庆贺他说：马失的好。从前有人烧了房子还去贺喜的。日本人打倒中国，日本人叫胜利，大半个中国占去了，中国就叫失败。但是中国这个失败包含一个胜利，日本人的胜利包含着失败。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菲律宾、印尼、东南亚许多国家，胜利包含失败，结果果然胜利转化为失败，而被占领国家，象中国的失败转化为胜利，难道不是这样吗？希特勒兵临城下，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整个欧洲占领了，就要胜利，但是包含着失败，而被占领的欧洲，苏联大半个国家却包含了一个要胜利。
现在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们看，这个等会儿再讲。我们中国有两条，一条穷，二叫蠢，说中国人聪明，但中国人不识字。一个生活水平不高，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水平很低，文化水平很低。这件事情也要看作两重性。我们革命就靠这两条，一个穷，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如果说中国人富起来，象西方世界那样的生活水平就不要革命。西方世界富有他的缺点，其缺点就是不革命。生活水平那么高，其缺点是不革命，还不如我们文盲，我看还是文盲好（笑）。当然文盲还要消灭。我这里不是来提倡继续保存文盲。我们社会主义改造这么快，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中国太穷了，如果打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样？马上就打，比如讲，我们散会后听广播，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怎么办？你们想不想？有没有神精准备？我看要作准备，要打就打，象学生闹事那样，要闹就闹，那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敌我矛盾。要打就打，有什么办法？全世界再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消灭一半，有人说，要统统消灭干净，我就不相信这个道理，尼赫鲁和我辩论过，巴基斯坦总理也和我辩论过。我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第一条是不欢迎，第二条也可以（笑）。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许多国家，九亿人口，三次世界大战，大概至少十五亿二十亿，剩下就不多了。所以战争有两面性。有破坏的方面，同时也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人民精神状态紧张起来，使人民觉悟起来，使革命爆发。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怎么主张？你们怎么处理，又学日本占领中国一样，又把北京、天津、郑州、武汉、广东占去了怎么样？大家就是嚎啕大哭，我们那种情况来了，我们只是一个哭脸，连蒋委员长还不及，蒋委员长并不哭脸，我们大家都经过的，没有哭脸。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就打，你有多少原子弹？我们是一个也没有，小米加步枪，但是打的结果归根到底，你是要打败仗的，因为你是反动的落后的，虽然经济先进，文化先进，可是政治是落后的，你是违反人民志愿。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灭不了，一个苏联，一个中国。地势苏联靠北冰洋，我们靠昆仑山（笑声），灭不了。所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看也有两重性。日本人跟我谈话，说很对不起，侵略了你们。我说朋友，你们做了好事。他给我搞糊涂了。我说，你们不打进来，不占领这么多地方，中国人民就教育不过来。我说你们当教员，调动了全中国人民，来反对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功劳。国际间的事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从前写过诗的，二个菩萨，一齐打烂，用水调和，再捏成两个菩萨。资本主义的泥菩萨里头有我们，社会主义泥菩萨里头有他们。于是你这个里头就有我，我这个里头就有你的。现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是两个泥菩萨。那个匈牙利就多了。听他们的话就多了，东欧各国听他们的广播，苏联也喜欢听美国之音，欧州电台的。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人，受他影响。还有特务，那是天天计算我们来了。有些地主把地契、田契保存起来，有些国民党员把党证保留，等到那一天他们来了，证明。我们有党证嘛！向坏处去想，打大仗，一个打，一个不打，第一条准备他打，他要发疯嘛！当然最后我们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已有九亿人口，加一倍就是十八亿人口。第二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时间，或者更多一点。先说打败仗，不完全是坏事。甚至是好事。建设怎么办？建设停止。专门打仗。但是现在情况这个帝国主义他对我们搞什么？对社会主义阵营搞互相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现在世界上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是帝国主义争殖民地，争亚非。美国与欧洲帝国主义，英、法之类，这是他们主要矛盾。三种力量，一种叫社会主义力量，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力量，一种叫帝国主义力量，这三种力量斗争。而这第二种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纳赛尔等可以和我们合作，在某些问题上，在和平问题上，在反帝国主义问题上，程度不同，可以跟我们合作的。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打仗结果对他们好处不大。不打仗呢？用抢地方的办法，美国人与英国人争亚洲，与法国人争非洲。我看采取这个办法。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他的方针就是我们的估计，好象我们叫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他的主要目标不是进攻我们，而是整英法。有三类国家，一种是巴基斯坦亲美的，还有一个是中立国，象印度这类，还一种是殖民地，完全没有独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洛克菲勒这封信是去年一月份写的，今年不知什么地方找出来在德国（东德）报上登了，我们现在公布发表了，很值得看一看。
第十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同题，西藏问题。
少数民族中国有几千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广大，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人口占百分之六。所以我那个十大关系里头有一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主要解决大汉主义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是没有解决好。共产党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会，来专门讨论统一战线同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改变这个大汉族主义作风，思想情绪，包办代替，不尊重少数民族。西藏有一派他们想搞独立王国，现在这个当局有些动摇，这回印度请求我们采取让他们回去，现在已经回到西藏。美国就作工作。印度有个地方叫哥伦堡，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对西藏搞破坏工作。尼赫鲁自己跟总理谈，那个地方是间谍中心，主要是美国、英国。要是西藏独立我们是这样，你搞独立就搞，你要独立我是不让独立的，我们有协定十七条。我们劝达赖你还是回来好，你若在印度，后到美国，不见得有利。总理跟他谈了几次话。又跟其他搞独立运动的人，有这么一堆人住在哥伦堡的，也跟他们谈了话，还是回来。至于改革，十七条规定是要改的，但是改要得到你们同意，你们不改就不改，你们最近几年不改就不改。我们现在这样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看你们的意思，如果你说改就改，如果你说不改还可以不改。为什么要那么急呢？
最后一条，第十二条，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逐步改变面貌。
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个，我们现在走的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几大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轻、农的比例。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采取比较过去有相当的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十，就是说百分之九十是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同农业。对于农业有点刮的太多，当然刮来的钱是搞建设，不是进腰包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重工业的市场在轻工业、农业。市场就是这几亿人，其中有五亿是农民。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苏联不是九比一么？重工九，轻农一。我们是重工业八（周总理：没有农业，就是重、轻），没有农业，加上农业那这个比例要重新考虑一下，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总而言之，轻工业、农业使他发展起来，轻工业，农业这两个东西差不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农业。一个是原料，一个是市场。农业供给原料，轻工业就以农村做为市场。重工业是不是优先发展，那么六比一还是优先，这边占六，那边只占一么，还优先。重工业还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工业化的速度反而快一些。看起来慢一些，反而快一些，现在希望寄托在那上头，我看反而比他可能比他快一能。因为苏联在二十一年内，以钢为例，老底子四百万吨，我们九十万吨，一九一三年战争的时候，苏联钢是四百万吨，一九一七年革命，一八、一九、二○这三年不算，打内战。从一九二一年算起，一九二一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这个时间有二十一年半，二十一年半里头由四百万吨钢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合起来一千八百万吨。我们老底子九十万吨，不是讲一九四九年，而是讲最高年产量，主要是日本的，至于蒋介石那是很少，只有几万吨。我们从那年算起，从一九五○年算起，二十一年是那一年？假如帝国主义给我们二十一年时间，可不可能？我前面说到可能的。有两种可能，一种不给，一种给，不给就打起来了，打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了。结果赤化全世界，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大半个世界，打了以后再建设，这也是一个办法。他要打有什么办法？更大的可能是他不打，很有可能给我们时间。二十一年照苏联那样，一九五○年，二十一年么到一九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七年。六八、六九、七○年还有三年。我们说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我看差不多，二十一年，钢九十万吨，可以断定不止发展到一千八百万吨，可能有两千多万吨，如果我们采取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针，迂徊一点，在市场方面多做点工作，使农民吃饱，使农民有购买力，轻工业又有了原料，又有了市场，重工业也就有了市场，化学肥料有市场，卡车有市场，水利投资要用钢，钢材有市场，用于轻工业、农业的电力事业要发展起来。关于经济问题，不准备多讲了，也没有时间。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才搞七年。革命比较有经验，如何作革命斗争，政治经验，我们翻过筋斗，犯过错误。而搞经济这个东西没有多少经验，我希望不要学革命斗争翻那个大的筋斗，把南方根据地丧失干净，来个万里长征，剩下一个陕北根据地。军队损失了百分之九七，党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一定要有那样的教训才把我们教育过来。那么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时间？相当缩短一点，不要那么长，犯错误所受的损失不要那么大，在革命中取得经验，花那样大的代价，要求这么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还缺少经验，究竟怎样恰当，有许多事情，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要不要学习？苏联好不好？现在似乎不好了。我看还是好的国家。谁人给我们设计、装备这么多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日本给我们没有？法国给我们没有？都不给。谁人给我们设计军事工厂、飞机、大炮、坦克？还是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有缺点这是一件事。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跟他们一类型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也是社会主义，只有这么一个国家援助我们，是不是？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一点是肯定了的，单学苏联不是这样讲的，一切国家都要学，英文也要学、法文也要学、德文也要学、日本文也要学。单学俄文不够，但主要我们还是学苏联。因为只有他们给我们这东西，只有他们委派工程师给我们设计，教会我们的人能够设计，只有他能够给我们装备，科学合作也是一样，原子能除了苏联，那个国家能帮助我们来搞。所以苏联是学习重点，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一切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经验都搬来，好的坏的一起搬来，这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学习落后的经验？我们并没有提出口号要学习苏联落后的经验，报纸上也没有登过。但是有时候实际上有些经验是落后经验，标签上写了个先进经验，实际上是落后经验，不应学习而我们学来了，也不少，这一部分要避免。要跟苏联团结，跟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这是个基本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堆人比较可靠。第二才是亚非国家。至于帝国主义，那些人是没有良心的，良心是疑问的，杜勒斯就那么多良心？我就不相信，你又不给帮助，不搞机器来，有什么良心，天天骂我们，霸占着台湾不走、不放。同志们，谈多了么。几点钟了？七点了。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不讲了。
（根据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原出版物有以下附记：“本集所收毛主席文章系根据各大专院校油印稿翻印，因为校对的荒疏，更没有经主席审阅，只能作为内部参考，不能公开引用。）
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http://www.cctv.com/special/756/1/50062.html）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已，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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