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最大的危险”，这是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不久前公开承认的事实。过去有人说：将所有的官员排成队，挨个枪毙，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最近有人说：将所有的官员排成队全部枪毙，还是会有漏网的，因为贪官的家人、秘书、情人，甚至司机都有可能腐败。这些话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触目惊心的腐败事实，让人们无法觉得这样的黑色笑话有什么好笑。的确，今天的中国，腐败已经是一个几乎渗透每一个角落、牵涉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它使“政息人亡”由警告变成了迫在眉睫的现实。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几年变成了一个如此腐败不堪的社会呢？社会上关于腐败的原因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公有制是腐败之源，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必然导致腐败，即所谓“绝对的权力一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遏制腐败，在经济上就要全面私有化，应该将所有国有企业全部“民营”化；在政治上则要实行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和“一人一票”的大选。与此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则是，中国现在之所以腐败猖獗正是私有化的结果，私有化刺激了人的贪欲，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清除腐败，在经济上就必须回归公有制，在政治上则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的领导。本人从来无意派别，但在这篇文章里，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暂时将第一种观点称为右派的观点，将第二种称为左派的观点。
尽管如此针锋相对，但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两种严重对立的观点却有共同的特点：第一，它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坚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就是唯物主义的观点）；第二，它们都带有很明显的形而上学的痕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也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既依附于经济基础，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经济落后的社会可以产生先进的思想，经济发达的社会也可以产生落后的思想，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上述的两种观点虽然争锋相对，却都是“制度决定论”，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但也都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而我们都知道，人不是机械，人的思想更不是机械。除了上述的两个共同点，它们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相同之处，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会谈到它。
一篇文章讲一个观点。这篇短文不比较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优劣，不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问题，而只是分析中国社会腐败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腐败是指狭义的腐败，即利用公权谋取私利。广义的腐败也包括利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他人的劳动；这篇短文不讨论这个题目。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谈到的右派不包括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真正的汉奸，也不包括以反腐败为借口试图瓜分国家财产的“待腐败者”；关于这些人我将在别的文章里专门讨论。同时，这里谈到的左派也不包括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个人野心家。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右派的观点是片面的和缺乏依据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政府官员的腐败，就是共产党人的腐败，这一点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但是，能不能说，今天的共产党腐败就等于昨天的共产党也是腐败的呢？能不能说，今天有很多官员以权谋私，过去也一定有很多共产党干部以权谋私呢？能不能说，政府官员腐败，就一定是这个政治体系不行呢？不能，因为这不符合事实。这种否定一切，一棍子将共产党打死、将社会主义制度打死的做法是蛮横的、僵硬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也不会有多少拥护者。应该承认，“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民主形式对于制约独裁专制是有一定效果的，这在许多国家都有先例，否认这一点就是不实事求是。但是，“三权分立”也可能变成三权勾结，司法独立也可能变成司法独裁，新闻监督也可能变成媒体腐败，否认这一点同样是不实事求是。有人用德国总理在中国不住总统套间为例说明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人物的清廉，但别人也可以用台湾的陈水扁因贪污蹲监狱的例子来说明西式民主的腐败。离开人的因素，仅仅从制度上着眼，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左派的观点同样是片面的和缺乏依据的。的确，中国社会这三十几年出现的大面积腐败和迅速的道德堕落是与私有化相伴出现的。但是，相伴出现就一定就有因果关系吗？这两种现象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更深刻的原因的共同结果呢？要知道，今天中国的腐败比许多私有化更彻底的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这说明私有制并不一定会出现严重的腐败。毛泽东时代确实比今天的中国清廉得多，但这同样也不能机械地作为公有制比私有制腐败少的论据，因为，新中国的初期并不是完全的公有制，可有谁能否认那时的廉政呢？而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江西苏区和延安那些地方，共产党也是实际的执政者，那些地方的社会经济基本结构也不是公有制，但那些地方即使有腐败也是极个别的。以目前执政党的基本状况来判断，恢复了公有制，腐败能够消除吗？我不那么乐观。那些后来的官员会不会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跳过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直接把打包好的公有制企业当成自己家的钱柜，或再次“改制”成自己的企业呢？我看完全可能。事实上，近三十多年来的许多暴富户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民族和人民来说，如此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比白手起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危害要大得多。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人可以参阅本人的旧文《一个经过历史检验的真正理论创新》。因此，那种认为恢复了公有制中国的腐败就会迎刃而解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了；这样的反腐败思路同样也不会有什么群众基础。
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如果制度本身不是中国社会大面积严重腐败的原因，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灵魂的堕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今天，这个灵魂已经正在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切向钱看的腐朽庸俗的世界观。
每个人都有生物和社会的双重性；前者表现为为我的私心，后者表现为为他的公心。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总有那么一批公心较多的仁人志士，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我们承担着社会良心的功能，引领着人类道德的提升。人类社会不应该成为镜花缘里的“君子国”，那样，人类就失去了物质进步的原始驱动力；人类社会更不应该成为极端贪婪的“小人国”，那样，人类社会就会自我毁灭。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就是少数私心较少的“君子”心甘情愿地全心全意为私心较多的普通人服务的社会。从前有个老歌，其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什么叫优秀子孙？不是什么“精英”，不是什么“智者”，而是心甘情愿为普通百姓服务的“傻瓜”。当年的共产党就是由这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组成的。
今天，一切都变了，执政的共产党里集合着一大群比普通老百姓自私百倍的“精英”。几年前，我在一篇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社会最优秀的人在共产党内，最腐败的人也在共产党内。经过这二、三十年持续的“逆淘汰”，那些优秀的人已经被边缘化和被腐蚀得差不多了。可以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社会各级政权和其它重要岗位的大多数都不掌握在优秀的人手中，而是掌握在非常自私的人手中。就是这样的一群人管理着我们这个国家，迫使亿万普通百姓为他们服务，这和上面说的理想社会正好相反。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谈论什么和谐社会就难免成为一个笑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今天的腐败，就是因为这些年执政党奉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引导了一条以人类私欲为激发点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将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什么不可以的吗？没有，完全可以。但是，很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错过了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机会。世界市场的瓜分完毕，使后来试图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变成经济和政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中国，这不仅为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的实践所证实，更为今天的现状所证实。而使这个发展道路错上加错的是，这种私欲最先被唤醒，或者最先得到膨胀机会的，又恰恰是共产党里掌握公权的一部分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上看，这话似乎没有错。但是，如果不加上一句“共产党员必须是最后富起来的人”，这个党想不腐败都不可能，这个社会想不堕落都不可能。
共产党也看到了这种腐败，也意识到了它的危险，因此，也就一直在搞“体制内”的反腐败。结果呢？渡痴禅师网友曾出过一个上联“反复反腐反复腐”。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合适的下联；没有下联，是不是意味着腐败就是“绝对”呢？但愿不是。对上面提到的体制外的左右两面的朋友，我是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着想的仁人志士的。看得出，他们都对当前的体制不满和不信任，但他们和体制划清界限的做法有所不同。右派的做法似乎是喜欢“欺负”死去的人，无论今天出了什么问题，无论执政党犯了什么错误，他们都会将责任推到毛泽东的头上。左派的做法似乎是喜欢“欺负”没权力的人，他们谴责的对象一般是社会上帮闲的“精英”混混和网上发牢骚讲怪话的网民，对体制内的人，最多批评到“政府”一级。虽然都是“体制决定论”者，他们却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也就是我在文章开始时提到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喜欢在体制内寻找他们的“梦中情人”，并都非常希望“情人”们能听到他们的梦话。他们都不太相信普通群众，很多时候，也不太相信自己。
不久前，一位党的领导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党过去伟大，不等于现在伟大；现在伟大，不等于将来伟大”。这话说得不错，有点辩证法，但还不够坦率。要我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过去确实是伟大的，但现在不一定伟大。但是，只要它的灵魂能被拯救，真正回到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上，它一定还会伟大。最近看到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救党保国”。我是很赞成救党的。在我看来，救党就是拯救它的灵魂，而批评正是拯救的最有效手段。我在从前写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群体》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不作具体分析的所谓‘依靠组织’不仅是荒唐的，更是危险的……用这样的说法去启发和教育群众，是为虎作伥的行为”。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我认为，目前，执政党已经失去了灵魂自我救赎的能力，因此，我真切地希望，人们能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普通人民群众的身上。“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真正的反腐力量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为了民族的群众。群众苏醒了，人人起来监督政府，共产党的灵魂就可以拯救，中国就不会再次出现政息人亡的周期性悲剧。但是，目前冷峻的现实却是：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人对腐败现象是麻木和随波逐流的，其中还有不少的人甚至正在利用这种腐败。他们或者投机钻营谋取好处，或者卖身投靠“消费腐败”。腐败已经从党内和政府内蔓延到了整个社会；社会的道德正在沦丧。因此，唤起民众的任务是艰巨的。好在中国的两极分化将会警醒大量即将破产的中产阶级和毕业即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会学会怎么掌握自己命运的。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也是永远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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