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副市长考察60国与三公经费

    一位老朋友一直关心我的博客，可能觉得我博客上最近的文章不过瘾，便发邮件给我，问：为何不多说说当今中国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比方说“三公经费”问题？今天正好有机会说说这个话题。任何问题都有两个层次，即现象和本质。无数的现象很多时候本质都一样，因此，我经常只说本质，懒得针对层出不穷的现象一一应对。但有时候，如果不将大千世界变化多端的现象与本质挂钩，网络时代的碎片化，也的确不利于人们理解。因此，有时候只能不厌其烦。
    这几日有一条消息，说是某地级市副市长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我去过60多个国家，深深懂得规划先行对于城市发展的至关重要性。”立即遭到了炮轰。后来，官方网页上删去了“去过60多个国家”这句话，但是，网络上、舆论上还是不依不饶，质问副市长用了多少公款“出国游”？顺便也带出各部门“三公经费”问题，顺便也把政府形象又描黑一边。这些质问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但是，首先，副市长“去过60多个国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人们并不清楚，绝大多数批评都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而这个想象又建立在某种先入为主的强大观念基础上，使得对此言论的大多数批评都没有意义，只是强化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废话。其次，假设副市长的话不是口误，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副市长为何会去60多个国家？为何还挺自豪地把这话说出来？
    先说真相问题。去过60多个国家，听起来挺厉害。但是，欧盟20多个国家，又小又近，一天走一个也没问题，就像在中国东部各省走一遍。本人今天花了一个半小时，坐高铁从北京到济南，要在欧洲，大概也能算走了2、3个国家了。非盟有50多个国家，如果副市长在非洲走了一遍，大家还会这么质疑吗？这就要说到第二个问题。副市长说“去过60多个国家”，在质疑者的想象中，那应该都是欧美发达国家，或者是风景如画的旅游国家。因此，所有的质疑，不管表面理由是什么，背后都是“羡慕嫉妒恨”：为什么副市长能去那么多好地方，而我不能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界倡导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简单说就是崇洋媚外。这种观念最严重的，彻底否定中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认为中国只有跟在西方文明后面才有出路。它的配套定论，人们也耳熟能详，甚至已经把它当成讨论一切问题的绝对前提：中国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这种观念在政府内部同样强大。在这种思路下，副市长去国外考察不是很正常吗？人家明明是想以最谦虚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甚至是每一个先进的细节，居然又被说成是中国特有的落后，这还让中国人怎么做啊？我们假设副市长也接受了“中国一切都坏，西方一切都好”的观念，一趟趟地亲自走访国外，希望把西方的先进完整地学来，不是很正常吗？他要是不出国，崇洋媚外者是否又要说他孤陋寡闻、井底之蛙？是否又要说他像乾隆一样保守和自大？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有必要“去60多个国家”吗？在这里我看到，的确有官员用公款纯粹出国游玩。但我也同样不能排除有的官员的确就是真心想要学习西方的先进。在我看来，只要“中国一切都坏，西方一切都好”的观念存在一天，去60多个国家，当然就有必要，而且很合理。比方说前一阵子国内不少城市下大雨，造成积水，很多人又批评中国了，甚至还拿青岛殖民地时代说事，说德国当年留下的下水道多么地好。我不想反驳，只想说，按照这种逻辑，副市长去德国认真考察下水道不是很正常吗？我还知道，除了德国之外，法国巴黎的下水道也很有特色，英国伦敦的下水道也号称世界奇迹。再往前推，古希腊、古罗马的下水道也很出色。那么，副市长一个一个地仔细考察一遍不可以吗？除了发达国家之外，再考察一下其他模仿发达国家的后进国家，在模仿过程中的得失成败，让中国吸取教训，不也很正常吗？除了下水道，还有公共建筑、城市交通、垃圾处理等各种城市规划的内容，如此一来，考察60多个国家不应该吗？人们光问副市长去60多个国家花了多少钱，就算几百万吧。假设他没去外国大规模地认真考察，拍脑袋花了几十亿搞了一个低效、无用的城市规划，是否又要被质问：为何不到发达国家学习一下？
    问题出在哪？就出在崇洋媚外。事实上，中国很早以前的唐朝、宋朝，就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城市里，各种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就已经领先世界了，比方说消防、下水道等等。至今，很多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在很多古老的城镇还能看到。但是，在崇洋媚外的理念下，那些都是落后无用的糟粕，谁还会去研究？而事实上，西方现代城市的一部分规划理念，就来自于中国古代，甚至，西方现在某些城市规划理念，还不如中国古代。当我们都成为崇洋媚外坚定的信徒时，自己的长处一点都看不上，不远万里地频频拜访别人，难道不是必然？
    说到“三公经费”问题，崇洋媚外的观念认为，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因为崇洋媚外的观念认为，人人都是自私的，人人为自己牟利都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官员也是自私的，也是时刻想为自己牟利的，这难道不是崇洋媚外观念的必然？崇洋媚外者还认为，道德是没有用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点双重标准，由于“中国一切都坏”，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传统道德是没用的，西方的基督教道德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崇洋媚外还是认为，相信道德、相信好人没用，只有制度只有体制，才能制约各种坏人。所谓“三公经费”公开透明，其实就是这一“人性恶”的前提下制度崇拜的结果。
    “三公经费”公开有用吗？应该说，还是有点用的，但绝不可能就此彻底解决问题。为什么？首先，前面说了，崇洋媚外认定自私是每个人的权利，做雷锋可耻，谋私利光荣，那么，用公款谋私利从源头上就无法避免。其次，公开了又怎样？现在已经有报道说，很多部门公开的三公经费，名目繁多复杂，让人看不懂。的确，不是专业人员，很可能看不懂密密麻麻的数字，就算是专业人员，你看到一张单据上2000元是餐费，你又如何知道它实际上是嫖娼费？第三，相信公开化制度的人还会说，群众的监督是最强大的。但是，当群众也被教育成自私自利后，会怎样？

    崇洋媚外者经常说日本人的素质比中国人高，我就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日本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有超过23万的百岁老人“下落不明”，其中，有的已经150多岁。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高素质”的日本人很多都在利用莫须有的“百岁老人”骗政府的钱，其实就是人死了不注销，继续领钱。百岁以下的“莫须有老人”有多少，更加说不清。于是我们看到，在自私自利天经地义这一崇洋媚外的观念下，群众的监督，无非只是一群自私自利的真小人，监督另一群自私自利的真小人，其结果呢？无非是让挪用公款的技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已。日本23万多“下落不明”的百岁老人现象证明，公开化无非是政府应付群众，群众也同样应付政府，大家都在玩挪用、贪污公款的游戏，谁被抓住谁倒霉，抓不住就是大爷。
    如果我们抛弃崇洋媚外呢？中国传统讲究道德不假，但中国传统同样讲究制度，为何不能回到中国传统的理念中？在公款使用问题上，既注重道德又注重制度？双管齐下、两手都硬，不是更好吗？然而，这种做法和观念将颠覆“中国一切都坏，西方一切都好”的崇洋媚外的观念，将颠覆“丑陋的中国人”的“定论”，因而，被很多崇洋媚外的精英所不接受。
    一些人在讲“三公经费”制度时，又沿着崇洋媚外的老套路给中国开药方，说什么某某西方国家是怎么做的，某某发达国家又是这么做的。对此我想说，首先，沿着这种思路，前面提到的那个副市长，再多次出国考察一下西方先进经验如何？我们用公款，出国去考察、学习先进国家限制公款的先进制度！否则就是封闭，就是拒绝先进。这就是崇洋媚外必然导致的悖论！其次，西方国家公款使用的确被限制，但是，很多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例如，美国不少议员花着企业的钱出国旅游，住别墅、玩沙滩，多了去了。还有花外国企业钱的，例如，美国不少议员到韩国花天酒地，不需要美国政府花公款，因为韩国人会买单。前不久突尼斯前总统下台，也爆出法国某部长花了他很多钱的消息。即使是利比亚，法国的萨科齐不也同样花了卡扎菲的钱，而没花法国公款吗？因此，学习西方所谓先进制度，谁能说不会把这种方式学来？其实，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这种方式已经出现了。当我们说，政府只花公款，花多花少还能监督的时候，一旦变成像西方那样，不花公款了，只花私人钱款了，连监督都更加困难，官商勾结将越演越烈。
    认为西方在公款消费上比中国先进，就是崇洋媚外观念下导致的另一个巨大错误。这种错误丝毫无助于中国解决公款消费问题。再举一个例子。美国众议院前女议长洛佩西，其职位相当于中国的人大委员长。洛佩西任期结束后，人们发现，她在两年时间里，光在空军提供的公务用飞机上，吃零食就吃掉了10万美元！这是真正的公款，还没算美国空军飞机的耗费。人们说，平民出身的美国女议长显然把美国空军当成了她的私人旅行服务机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英国官员胡乱报销公款的丑闻，最终要求他们退还公款，我们见到要求洛佩西退款了吗？所以，先入为主地认定西方在公款消费上比中国先进，差不多就是白痴的思维。这种崇洋媚外的思维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公款消费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中国立场，面对中国现实，寻找自己的解决办法。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道德和制度，一个都不能少。但是，我们偏偏又看到，当重庆在官员队伍中提倡道德的时候，一批崇洋媚外者又集合起来，竭力地讽刺和打击。当今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崇洋媚外造成的，崇洋媚外者又在批评崇洋媚外的结果，却不反思崇洋媚外的观念，显得自己有多高尚，因此，他们的药方是不可能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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