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三国演义
梁 新
最近，在某网站上读了一篇文章，深有同感，觉得对于我们看清楚现在的各社会阶层的矛盾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特就其一些观点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也算是狗尾续貂吧。
文章指出：
“从社会的整体结构来说，社会分为有权的权力精英（官僚），有钱的资本精英（资本家、地主），有文化的精英（知识分子），这三者大约占了5%不到，最多也不超过10%。而剩下的超过90%的社会成员呢，是无权，无钱，无文化或文化有限的人，即人民大众。”
“从右翼精英的角度来说，‘官’，在他们所说的‘自由民主’的国度中，实际就是从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中，推举出一批人，以全民一人一票的形式加以确认统治合法性的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必须服从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整体利益，服从于整个精英集团的阶级利益，并在整个精英集团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所得的分赃中，维持某种平衡，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如果权力精英的权力行为破坏了这种分赃平衡，妄图独吞或者多吃多拿，尤其是损害了资本精英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对不起，这个权力精英就是“独裁专制”的。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是不会旁观的，他们会联合起来对权力精英进行监督制约，甚至进行惩罚性报复。”
“当然，那些不是按照右翼精英的“自由民主”标准选出来的、当上去的权力精英（比如政变上台的、世袭上台的），也是‘官’，但在他们眼里肯定就是‘独裁专制’的官。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里的那些‘官’，连资本精英都被消灭了，那更是‘独裁专制’板上钉钉了。”
“右翼精英所谓的官-民矛盾，本质上来说，就是【权力精英】与【资本精英-文化精英】之间的矛盾，即以【资本精英-文化精英】的利益冒充人民大众的利益，以精英利益集团的内部矛盾掩盖整个精英利益集团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
“左派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官－民矛盾，而是整个精英利益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无论是权力精英，还是资本精英，抑或是文化精英，他们都是精英利益集团的基本组成力量，他们固然会出现内部矛盾分歧，但在剥削底层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在整个精英利益集团中，资本精英占据了核心地位，文化精英和权力精英依附于资本精英而存在。而在人民大众中，普通劳动者也占据了绝大多数。所以，精英利益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由于的观点比较精辟，所以我在文章中大段大段地引用。不过在展开对我自己的观点的论述之前，必须对我题目中提到的三个概念的外延进行界定，一来有利于表达和理解的准确性，二来可以防止被误读和被歪曲。
所谓“权力精英”不包括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领导干部，特指某些政客；所谓“资本精英”，不包括那些通过合法经营和勤劳致富后，不忘回报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富人，特指某些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致富以后为富不仁，而且现在仍然有某些不当行为的富人；
所谓“文化精英”不包括那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特指某些有奶便是娘，沦落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御用文人的文痞。对他们进行上面的区别非常重要，可以防止有人故意把水搅混。
在对权力和资本勾结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文化精英”从两个方面误导民众：一是自以为是地“代表”民众把“权力精英”的外延扩大化，用所谓的“官民矛盾”来掩盖广大民众与某些官僚政客的矛盾，把自己和“资本精英”隐藏在“民”的外衣中，同时把矛头指向整个执政党和其它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领导干部，以配合某种势力的某种政治图谋；二是干脆直接站在“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立场上，直接指责民众对他们的不满为“仇官”、“仇富”，把民众对贫富两极分化的不满和合理的利益诉求斥之为“民粹主义”，为“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充当“文化打手”。其实，他们非常清楚民众并不仇恨所有官员和富人，但是他们要的就是故意把水搅混。
在“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三国演义”中，表面上看，“文化精英”的力量是最弱的，但是他们一旦与其中某一方联合，就会产生左右局势的力量。例如在西方的选举中，决定选举胜负的往往是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对舆论控制力的大小，因此，“文化精英”在其中往往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精英”对“权力精英”或者“资本精英”的依附性同时也造就了“权力精英”或者“资本精英”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精英”的依赖性，因为“文化精英”不仅具有倒向哪一方面，哪一方面的力量就偏大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利用手中控制的话语权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倾向性方面的舆论导向。这是文化人的一大特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使他们能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促进社会进步。而某些“文化精英”也能够利用这一特点来蛊惑人心，制造人们的思想混乱。
在三者中，“资本精英”的影响力是最强的。由于人的趋利性，“权力精英”可能会主动与“资本精英”勾结，实行权力寻租，形成人们常说的“权贵资本主义”；也可能是“资本”对“权力”的主动腐蚀和控制，借用“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我姑且把其称为“资本权贵主义”。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方面是共同的，差别在于是由权力主导的还是由资本主导的罢了。而“文化精英”在“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内部矛盾或者叫利益博弈中，往往会选择要么争取进入“权力精英”层，要么站在“资本精英”一面批评“权力精英”。而这种批评又出于几种原因，原因之一可能是出于知识分子天然的叛逆性；原因之二是通过反叛达到招安；原因之三是投靠“资本精英”可以带来实惠；原因之四是某些“文化精英”已经沦为某种外部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为了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有时候不得不牺牲与他们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一部分人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原因之五是，他们非常清楚，当他们不是反对具体的某个贪官污吏而是把矛头指向整个权力阶层的时候，恰恰是会对“权力精英”起到保护作用。“文化精英”极少会触动“资本精英”，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联盟还是牢固的。他们也一般不会针对具体的“权力精英”，往往会是以“代表”受压的民众“立言”的名义把矛头指向整个社会制度和执政党。
几种“精英”之间，有时候也会互相转化。
在上述的过程中，“文化精英”就可以向“权力精英”或“资本精英”转化或者兼成为“权力精英”或“资本精英”。即使是低、中层次的“权力精英”，也非常希望向“资本精英”的转化，在前段时间企业改革的私有化浪潮中，好些企业干部就是在转制的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由“权力精英”向“资本精英”的转型或者兼有“资本精英”的身份。
而“资本精英”一般不会满足于对财富的大量占有，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希望进入“权力精英”阶层，甚至希望国家发生让他们的一些不合法收入合法化的社会制度变化。但是在这一点上，权力层中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者不会让他们得逞。即使是“权力精英”也不好直接出面，因为他们还需要这样一件“外衣”。而只有“文化精英”是他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只有“文化精英”才会常常在“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之类老百姓不大关心的话题上大做文章，谎称只有在让民营“资本精英”的力量大到足以同国有企业分庭抗礼的情况下才会有老百姓的好日子过。他们才会利用某些国家规定的不向市场放开的行业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大做文章，利用其它公职人员对同那些垄断行业的人员的收入的巨大差距的不满大肆煽动把所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在中国彻底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转化。
不过，即使是在“文化精英”中，还是有两种人，一种是依附于“权力精英”或者“资本精英”的御用文人，另外一种则是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后者们常常会对不应该进行批判的东西进行批判，但是他们主观上没有恶意；他们也常常鼓吹某些制度，但是他们并不是出于私利。他们既与“铁肩担道义”的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有观念上的差异和冲突，与作为“权力精英”或者“资本精英”的御用文人的那部分“文化精英”也有差异。
在权力层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官员也与“权力精英”有矛盾，他们常常要在政治上与“右”的倾向作斗争，又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与左的倾向作斗争，同时又要随时揭发和清除那些权力层中的蛀虫。
在资本层中，虽然还没有出现中国的比尔.盖茨，但是类似的人物还是有的。他们坚持勤劳致富和合法经营，致富后不忘回报国家、社会和帮助他人，他们同情劳苦大众，常常能够慷慨解囊和为他们着想。
“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口头上也高喊“改革开放”，但是他们所要推进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完善，是对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另外一个“基本点”的全面颠覆，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但与同他们是“两股道上跑得车”的权力层、资本层、文化层中另外一部分人及其所真正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有观点、立场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有着根本的利益冲突。用过去的说法叫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这种斗争的特点，是由他们不断主动地发起进攻。
在“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上演“三国演义”的同时，权力层和资本层、文化层中的正直人士正由自发到自觉地走到一起，真正代表最广大的民众的根本利益去讲话做事情，与“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在政策法规的框架内进行必要的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正是他们，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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