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读中国历史，就为知识分子感到遗憾，那些分邦裂国金戈铁马的英雄，要么是李世民那样生自豪门旺族的子弟，要么是刘邦那样的流氓地痞，要么是朱元璋那样的农民，要么是朱温那样士卒出生的军人，偏偏就没有一个来自书香门第。国外其实也这样，知识分子要么依附于权贵阶层，要么依附于民众势力，进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并直达欲望的彼岸，衣锦还乡，灯红酒绿，用他们祖先的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区别在于，西方知识分子能正视自己，无论是在权贵面前，还是在工农面前，都很谦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想活的更好，除了依附于他们之间的某个群体，绝无第二种选择，正因此西方从古到今都没有“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时光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朗化了，在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权贵阶层的同时，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大了农工阵营，最终导致了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年。
中国知识阶层的演化，却走出了另外一种模式，他们既反权贵阶层，又反工农阶层，并试图构建一种以他们的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模式，这种社会模式，他们称之为“第三条道路”。但梦想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因为无论是代表权贵阶层利益的国民党，还是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都不认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遂成历史笑柄。
可是这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清醒，所以解放后，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知识阶层都很不得人心，在大陆反右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台湾蒋氏父子则忙着反左。大陆把他们送进牛棚劳动改造，台湾则把他们送到绿岛服刑。好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后来清醒了，放弃了第三条道路，逐渐的跟平民融为一体，最后靠着民众的支持，成功的登上了政治舞台。
大陆知识阶层至今还做着“第三条道路”的春秋大梦，他们跟当年的黄炎培、沈钧儒等一样，一方面在跟权贵阶层藕断丝连坐地分赃的同时痛恨并反对这个阶层，另一方面又坚定不移的与工农为敌。512大地震，《南方周末》称之为“天谴”，这不啻于是他们政治态度的自白，——自绝于人民的同时兼自绝于权贵，所以在政治上他们必然是日益孤立。
政治上的孤立，让他们并变得暴躁、歇斯底里，以至于丧失了起码的理性，一是与民族为敌，替汉奸和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丑化民族英雄和毛泽东，直至喊出“再当三百年亡国奴”这样的话来；二是与国家为敌，他们里通外国，阴谋分裂国家，并极力跟西方反华势力唱和，要把中国推向春秋战国时代。三是与工农为敌，点滴好处点滴权力不给工农，以至于说，中国贫富差距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一个投靠了外国政府，并坚决要与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工农为敌的阶层，它的前途在哪里呢？我们当然相信，在现代社会和今天的中国，大规模排斥和虐待知识分子的事情，肯定不会再次出现，但这就能说明他们的明天会变得更加美好吗？我们倒是有理由担心，倘或他们耗尽了权贵阶层的耐心，谁敢保证，不会拿他们开刀呢？
表面上看，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风光无限，他们掌握着媒体、掌握着社会舆论、掌握着潮流。可无论是吐沫淹死人的互联网，还是牢牢掌握着政权的官方，对这个无耻的知识群体，都已经忍无可忍。互联网逐渐散布开来的民意，已经不加掩饰的显现出彻底清算知识阶层的欲望，假如不是官方为了某种目的庇护他们，他们的命运只怕比当年还惨。
非常尊敬台湾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理性、正义、客观，不谋取知识阶层的一己私利。所以我们便看到，台湾知识分子格外地反感大陆知识分子，包括香港知识分子，对大陆知识分子也十分的反感，比方说郎咸平，对大陆学者几乎不屑一顾。假如中国有那么一天，真的走向了民主化，能够担当起重任的，肯定不是大陆知识分子，而一定是来自香港或海峡对岸的学者。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出发，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他们既不具备容人和兼听的胸襟，也不具备扭转乾坤的实力和魄力。知识分子要想实现自身的价值，就目前的社会发展趋势而言，除了跟工农站在一起，绝不会有其它出路。否则在他们被权贵阶层抛弃的同时，则必不可免的就成了社会的弃儿，因为长了教训的工农阶层绝不会再一次滥施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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