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着荧幕上的介绍，此人叫常乃超，国军暂编第七师师长，在被李云龙部擒获后，为免暴露，混在俘虏堆里。李云龙料定这些个国军将领多系平日养尊处优之徒，故想出让这些俘虏们每人围着圈跑五公里的招。果不其然，不一会儿，藏在俘虏堆里的国军领导们便一个个吃不消了，现了形。这常乃超情知自己已无退路，但仍倨傲不已；或许先前的奔跑让这位少将感到有些不舒服，他在李云龙面前先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从里面拿出疑似“救心丸”之类的药丸，然后又从兜里拿出个小酒壶，将药丸吞服；接着又掏出了盒香烟，抽出一支塞进嘴里，再从兜里拿出打火机点上。看来这位国军师长口袋里的玩意儿还真是多。这边正跟政委赵刚斗气的李云龙不耐烦了。听那李云龙同志咱说的，“你还有完没完，我看你这兜里象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这当然是笑谈。不过见着李云龙那颇为不屑的态度，想是对国军将领腐化奢侈的生活作风深为痛恨吧。
看着这个被俘的“常乃超”（我查了小说《亮剑》，原著中并无此人、此情节）那个狼狈样子，不知怎么就想到了自己的口袋所放之物了。
那么，现时节下，自己的兜里又都放了些什么呢？在夏天里，总想清爽清爽，口袋里放的东西越少越好；然而，一再精简，三样东西总是不能少的——钥匙、钱包和手机。再加上又染上了吸烟的恶习，烟盒、火机更是须臾离不开身。这么多的东西放在口袋里怕是不合适吧；于是，便将这些个全放进了手袋包里。平日里外出，这包便成了随身携带之物。只是用的时候稍嫌麻烦，有时要掏找个半天。心想，要真有一天，什么都不带，就好了。
这么想着，就仅止于想了。因为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这几样东西，除了烟和打火机外，都是生活所必需，不带不行啊。推已及人，那个常乃超，身为国军高级将领，其实随身放点酒、药及香烟之类，倒也属正常。心想这李云龙真够狠，使出了这么个辨别俘虏的歪招来，倒还真管用。那么，这李云龙的自信因何而来呢？
我想，大概不外是对国军将领的腐败习气了然于心吧。一是国军将领官阶森严，官兵绝不平等，官长自己疏于训练，生活腐化，身体呈“亚健康”状态是肯定的，根本无法进行长时间的奔跑。二是国军将领惜命怕死，追求享乐，身上随身带着的各式杂色“玩艺儿”，比如美式打火机，维它命药丸一类的东西多着呢。这些东西虽小，却是官长平日里须臾离不得的。上行下效，层层模仿，上至将校，下至马弁，军营里弥漫着一股子奢靡之风。这样的军队，怎能有战斗力，又怎能打胜仗呢？
手上有本颇为冷僻的书，估计很多人是不看，也看不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第403页）书中即收录有当时的西北军区政治部于1934年3月28日所发的小册子《俘虏工作须知》，这本当时即附注“此书对外秘密”的书就载有“白军中官兵生活绝不平等，其衣服装饰完全不同（官长的衣服、鞋袜、帽子及一切装饰都要漂亮些）……白军中的长官，因其平日压迫工农，克扣士兵，得享受一切优越生活，不论他再如何化装，在其颜容态度上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①颜容态度不象穷苦士兵那样焦槁，牙齿则洁白；②态度风采要比士兵大方一些。”）。按《亮剑》所交待的人物背景，这李云龙正是红四方面军干部；估计看过这本书。因此，从俘虏堆中识别个官长，当不是难事。
相比之下，共军将领的生活就简单多了。同甘怎样，不好说；但共苦却是能够做到的。官长与士兵不好区别。象朱德这样的军队统帅，外形、气质风度与伙夫竟相类似；这使得他曾从容在敌兵的面对面盘问下从容逃脱。统帅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下面的这些个象李云龙这样的悍将，要让敌人能识别得出来，倒真还需要点功夫。
相貌体质不好辨别，那么口袋里的东西呢？据笔者所知，那里的共军首长口袋里的东西倒其实比国军将领口袋里的要值钱得多。因为在当时戎马倥偬的情况之下，部队作战频繁，转移频繁，需要准备些经费以备不时之需，即使到了最后关头，这些经费也可以助其东山再起。在当时，只有携带黄金最为便捷，一来这黄金值钱，二来这黄金体积小，携带方便。因此，当时共军将领的口袋里带着这个的，倒不在少数。只是这黄金，是党的经费，也是部队保障的“命根子”，一般也只能放在政治觉悟最坚定、革命最为坚决的党的领导身上。
在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大部长征走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官兵的经费就放在了项英、陈毅等首长身上。当然，这些经费，是党的经费。即使在身揣这么些值钱东西的情况下，陈毅却不乱花一分钱。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负了伤，伤未痊愈，仍带伤打游击，天天拄着拐杖和大家一起行动；却一直舍不得拿钱买药。伤口发炎长脓甚至生了蛆，可见骨头；他治伤的药，只是一盒万金油。他只能将蛆一一挑出，上点万金油就当是消炎治疗，仍咬牙坚持与部队一道爬山涉水行军。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其保管的经费却分文不少。
不过，这共军官长口袋里装黄金的这一规矩，也蕴含了一定人身风险。在财富诱惑面前，信仰就显得很重要了。与陈毅同属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过来的新四军政委项英，就命丧于口袋里的黄金。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项英与警卫员刘厚总一块脱离部队突围，藏身在一山洞里。谁曾想，两月后的3月4日，这刘厚总见项英身上携带有黄金便见财起意，将项英及与其随行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残忍杀害，劫走项、周身上的法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枝，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黄金捌两五钱，可耻地投降了敌人。至少从这一惨剧看来，这共军的口袋，更多地是一种责任的担当。
当然，当时对于这些个共产党高干来说，即使腰缠万贯，却只是代为保管的党的经费而已；于他们个人来讲，绝不能擅自乱花一文。清贫，是当时共产党人的普遍特征。身为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的方志敏在被捕那天， 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只有两个铜板。敌兵不相信，堂堂共产党领导，竟如此穷酸。正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面对着这样的在这样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又岂能不败！
由这个“口袋”生发开来，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扯远了。只是笔者觉得，衣服上设个口袋，其目的是为了方便着装人的日常需求。因为是随身而设，故而又只能装些与人生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相关的物件。而从这里面，这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精神境界。所以，在国共两党政治博弈的大背景下，这口袋虽小，却装着江山，承载了两党党员们对信念的坚持，也折射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追求。因此，从两党党员口袋中所装的物件中即可看出两党的高下。那时的共产党人，确实有一股子朝气蓬勃的劲儿。这股劲来自身系天下、心系群众的草根气、寒碜气，来自对理想信念的膺服，真真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啊！正是凭着这样一股子精气神，江山易手，共产党得了天下。
当然，现时节下，资讯便捷，随身的口袋里带着些手机、钥匙一类生活必需品倒也正常。不过要真全是这样，也就引不起笔者的这一番形如意识流般的神思了。因为关于现在官员的口袋里所放东西，笔者其实听到了民间传说中的某些灰色言论。虽是调侃，却叫人高兴不起来。好象是这么说的：官人口袋（包）里有三件宝，即：壮阳药、避孕套、佛光照，前两件为纵欲之用，后一样为求神佛庇佑，消灾免被“双规”之用，法力之大，足可以抵挡类似“2012”一类的灾难；但现在听说又多了银行卡、手机（看过冯小刚电影的人都知道它有多可怕）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要真放在包里，当然是须臾不可离身的。唉，真是风水轮流转啊，这才几十年光景啊，“共军”口袋里的东西就给丢了个干净，倒多了上述这些个莫名其妙的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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