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泽东返回神（上）
--红歌、信仰与精神（七）
周作人在其《夜读抄》小引中为“欧阳子方夜读书”的意境感动，他写到：
“辄涉幻想，仿佛觉得有此一境，瓦屋纸窗，灯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榈。。。”
这里的欧阳子方即《朋党论》的欧阳修，有宋一代是魏晋启蒙之后仕文化旗帜高启的时代，在旧势力企图以朋党罪阻遏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时，欧阳修拒绝接受宋仁宗的“戒朋党”诏，犯颜直谏。
欧阳修《朋党论》的辩证即在于分辨君子之朋党与小人之朋党，他写到：“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在这里欧阳修清楚地做一个鉴别，即君子之“道”，小人之“利”。事实上他也十分明白所谓君子之“道”只是仕文化的一个类别，“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因此他建议宋仁宗“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说得好，可惜难以实现，即使是当代，服务于大众的好官不绝如缕，而贪官恶吏也前仆后继，这就是官僚文化—仕文化走不出的困局。
宋代的中国仕文化进入巅峰状态，但是欧阳修的《朋党论》引发的却是范仲淹一派改革者在政治上的崩溃。只是欧阳修的《朋党论》启发了仕文化的君子境界，续之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文章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后世知识分子入世的基本守则。作为政治的庆历新政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了，而欧阳修、范仲淹的君子风范却如同飞舞在历史海洋上的精灵，昭示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真纯。不过，作为仕子的精神终究是有限的，只有成为大众的精神，社会的生命才能有所皈依。
录一节《秋声赋》，感受君子意境：
“欧阳子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而今我论文化大革命，好一场暴风骤雨，其势雄声宏又远远大于欧阳先生的赴敌之声；而今我论中国文化，并不为仕文化张势，而是正视仕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嬗变，论之信仰，论之精神。
一）正视文化大革命
从社会及其文化演变的角度说，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其深度，就其宏大，就其久远，都远远超过当代的改革开放，这一个观点可证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现象看，当代人对于文革的隐讳证明中国的思想权仍然掌握于少数的一些人手里，而这些人仍然生活在这一次大革命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至甚超过他们对满清屠华、日本侵华的记忆。其中的原因，固然因为前者是当代权势人物的切肤之痛，而后者作为民族概念不免等而下之，不过一场运动所产生的震撼在几代人心中挥之不去，它的意义当然在于非常之列，如巨石击渊，波涌其久。
其二、对于文革否定的一致性和不可争议性固然在于政治权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演变的困境――我们仍然不能冲破旧文化的束缚，文化的演变不同于政治或经济的波动，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波动。毛泽东说“七、八年来一次”，看来是低估了这一个周期的长度，或者说毛泽东说的仅仅是指文革余波，沉寂和余波都在能量衰变期中――也就是新能量积聚期中。这个文化周期至少应该以五百年计取的，如孟子的观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
从这样的两个方面，又可以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二重性：社会矛盾的传递；中国文化的嬗变。
（一）社会矛盾的传递
有关报道：
2009年5月16日 ，正在支摊的夏俊峰被城管们送到勤务室接受处罚。这一过程中，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并且摸出削香肠的小刀向城管的身上扎去，两名城管死亡。两年中，夏俊峰迎来一审、二审两次“死刑”的判决。
笔者虽然同情这些无辜的弱者，笔者更想质问的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社会环境，否则夏俊峰之前有北京小贩崔英杰，夏俊峰之后又将是谁？我们不能不如同赫尔岑一样大声呼喊：“谁之罪？”我们不能不如同车尔尼雪夫一样充满愁苦地问到：“怎么办？”我们不能不质问，谁有这样的权力，让那些为了生存而忍辱负重的人们一个个拔出刀子？谁有这样的权力，让那些为生存而抗争的人们一个个躺倒在“法律”的枪口下？
下岗工人夏俊峰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勇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勇士，他在波澜壮阔的下岗运动的余波中下岗了，他选择了“抬不起头”的小摊小贩的职业――为了培养年幼的孩子他去卖烤肠――为了不使贫穷延续下去他去卖烤肠。可是这一个残酷的社会却最终逼迫着他把切烤肠的小刀剌入新时代的伪军的肚子里。
有的时候，民生并不是那么复杂，只是不要扑灭别人生存的希望，可是疯狂的人们说“不”。
有关报道：
2011年6月23日 ，吴学文在自己的房顶上拉出“政府非法拆迁，誓死抗争到底”的条幅。吴学文是一个普通的进城农民，他的小儿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变成残废，他因此得到了一点点赔偿，以之换取了8间平房用于住宿，用于经营，家庭渐入佳境。但是官老爷们要发展GDP了，发展GDP必须拆了吴学文的8间房子，通知下达半个月之后官府去了吴家里，拒绝了吴学文提出就地安置住宅一套、商铺一套的要求，其后半年多时间里，官府毫不妥协。
吴学文的坚持出自于谋生手段的担忧，这样的实际困难显然是官府没有虑及的。5月法院下达了司法强拆公告，6月22日区政府开会决定第二天大行动。而吴学文也挂出了那个条幅――大约是想让苍天也看看――实在的，他只能依靠那个阴郁的天了。
苍天没有回答，那些凶神恶煞的衙役们却来了。吴学文只能依靠自己了。那些衙役付出了一死一伤的代价，吴学文的妻子也死了，他和大儿子戴上了手铐，房子被推平了，邻居们说，这一家完了。呵，灭门的GDP！
有的时候，民生并不是那么复杂，只是不要扑灭别人生存的希望，可是疯狂的人们说“不”。
仇恨是要传递的，整个人类史证明，无论多少个次传教士的絮叨都无法改变社会矛盾的传递。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狱中回忆》中讲到这样一些旧事：
文革前一个叫做“三毛伢子”的小偷在管教所受到一个干部的虐待，文革中他挖去了这个干部的眼睛；
文革前企图逃外的李良成了“三毛伢子”的场友，文革中他们组织了“长沙青年”，文化水平最高的李良成了造反队的领导，主导了一系列武斗。
杨小凯写到：
“李良的命运却悲惨多了，他象张九龙一样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向土匪知道对李良的判决后，好几天都在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长沙话，他忍不住会骂起来：
‘这些公检法的家伙真是一帮畜生，他们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长沙青年的人乱打乱杀，早就没有命了。他们今天得了势，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认为他有文化，有头脑，政治上危险，不杀他不安心。这些家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套!’”
杨小凯企图说明，对于一场大革命，各个角度的观察并不同，那些被牛鬼蛇神视为土匪的人们也是一些正气凛然而视死如归的人们，起码比现在还在哼哼叽叽的人们要好多了，他写到：
“象张九龙一样，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良被拉出去杀掉了，因为李良也是‘政治隐患’。与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时，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枪决的那天早晨他拖着他的死镣从九号门前走过，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到阎王老子那里先占个位子，明日你来时，一定不会亏待你，’边说边笑，‘十八年之后又会是条好汉!’他相信来世又会投胎，成为一条好汉。”
经济学家杨小凯说，“听到三毛伢子那轻松的语调，我们才觉得心里稍为好过一点。”这种同情性的心态很大的程度应该说，成为大经济学家之前的杨小凯也是三毛伢子们的难友。
这种感觉并不见得准确，例如现代中国人喜欢赵本山的“二人转”，大约官老爷们看着这一份“轻松”一定轻松，但是如果老爷们能够知道“二人转”是满清淫威之下的苦难深重的闯关东们的自我精神调谐，相信一定不会轻松。“二人转”是仇恨和绝望的结晶，甚至不具有李某功的拒绝――拒绝也是一种态度，有了态度就有了妥协的基础条件，可惜继李某功之后出现的“二人转”连态度都没有。
社会的矛盾并不是那么复杂，难办的是传递。这种传递的动力其实不在夏俊峰或者是三毛伢子身上，主要的是来自得势者们，因为得势者们缺乏一种自我收敛的心态，即给别人留一点阳光――那怕是一点点阳光。例如让夏俊峰有个地方卖他的烤肠，让吴学文保留一个赖以生存的小店铺，让三毛伢子生病的时候能够躺一会儿，让李良去他要去的地方。例如，与“向土匪”同牢的杨小凯得到了读书的机会，于是中国有了一个大经济学家――差一点点成了第一个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
那种轻松的感觉如同三毛伢子一样从囚徒杨小凯面前晃过，杨小凯忽然有一种并不轻松的感觉，他写到：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是由政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不会想到，对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暴力迫害引起的，正象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这位长沙话都讲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无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识形态黯然失色。”
这种传递是人性放纵的必然，唐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也感慨于这种人性的弱点，他写到：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夏俊峰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自己的厄运――这个时代创造了多少工人、农民的苦难？吴学文们为什么不能活下去，那个GDP的海啸到底要吞没多少无辜的家庭？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这个“斩”字，笔者总是以“结束”作为注解的，而夏俊峰、吴学文事件却让笔者回复至“斩”的本意“杀”。是下岗、拆迁运动的“杀”；是下岗工人夏俊峰、农民工吴学文的“杀”，是精英把持的法律的“杀”；是人民起义的“杀”。
孟老夫子啊，睁开眼睛看看吧，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血腥的“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中很重要的动因是关于造成大量农民死亡的信阳事件的思考，以及彭德怀类对这一类事件的不问青红皂白。我们今天重温历史上社会矛盾形成和社会冲突发生的原因，我们作为文革后的当代人能够看到那些放纵自我的人们在骄横跋扈的同时是如何扭曲文革形成的机理，我们能够在目之所及处看到这个社会疯狂的一面，不能不说文革的鼓号是中华民族前进的脉搏，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旗帜。
（二）中国文化的嬗变
人间的一切现象最终只能归结于社会文化本身，要深刻理解种种社会现象唯有辩证于社会文化。我们所看到的不幸都是官僚文化的产物，我们伴随着官僚文化的衰败应该能够有所新的倡导，因为，如果新文化不能建立，旧文化就有留存下来的理由。
关于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的变革是一个长周期性的演变，或者能够这样表述：
我们崇拜毛泽东，并非因为他曾经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在于他启开现代中国新文化――大众文化的大门。即便把我们的远祖的开天辟地都算在内，毛泽东式的启示在五千年的中国史上也不过二、三次。
相对于大众文化，中国旧文化即仕文化――也就是仁文化，是在孔子手中汇总而成的，我们把它称为轴心时代的文化。仁文化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即方法论上的“为”，是上人对下人的关爱，是下人对上人的拥戴。它不仅仅区别于大众文化――即民权（皇权、仕权和民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支柱），也区别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贵族和僧侣的依存关系太密切了，类似于中国仕文化的僧侣文化事实上并没有能够独立出来。
方法论上的“为”有其致命的缺陷，荀子因此否认“仁”的自然属性，认为“善者伪也”，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谈到荀子的自然观，他认为荀子的封建制是社会的自然形成。但是，作为仕文化中人，无论是荀况或柳宗元都无法摆脱“为”的思维。中国文化并不如同西方文化存在于两个方向上――即中世纪贵族僧侣作为上帝的代表而无所不为，以及启蒙运动之后社会大众的自我作为。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两个方向之间，以社会自然属性为界线在有限的振幅内左、右波动，形如同道家阴阳双鱼的转化。
后人一般认为荀子与孟子相对立，主张“人性恶”，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荀子的“伪”指的是“人为”，事实上是在强调仁文化的方法论“为”的特性，并且因此提出崇圣隆礼――毕竟，荀子也是仕文化中人。中国传统文化――旧文化中的方法论“为”，其非自然属性在汉代四百多年的实践中因为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而漏洞百出，以至于支离破碎，因此在后世经受三次激烈的反思，即魏晋玄学，中晚唐道学和宋理学。可惜的是这三次文化上的演变仍然没有超出仕文化的制约，毕竟困窘于“为”――与人结合即成“伪”。
宋后的仕文化一直在衰败中，在晚明达于崩溃。一般以为顾、黄、王是明晚清初的思想、文化的代表，其实不尽然，这一时期在文化和思想上的代表者应该是钱谦益，他把中国仕文化的痛苦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代仍然耽于仕文化的自由主义者们没有能够进入钱谦益的场景，他们不能明白仕文化的制约――即制约非自然属性的“伪”的方法之一就是专制，在这一点上清代的理学家们就非常明白了，例如曾、左、胡、彭，他们的功业不谓不大，他们的律己之心不谓不重。其实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半桶水，他们身在仕文化中，却把“伪”尽情发挥，他们没有秦始皇的残暴，可是他们的统治却比秦始皇短促。
笔者简论这一个大周期，是在证明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史上的意义及于对当代和未来中国的意义，因为是毛泽东企图结束延续三千多年的仕文化的影响而展开大众文化的新境界。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比较明显地出现于延安整风时期，它包括三个部分：
1941年至1945年间发生于重庆的关于晚明政治的大讨论；同时发生于延安的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大讨论；归纳总结于毛泽东思想，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大众文化的宣言。
发生于重庆的晚明政治的讨论主要是关于南明政治的讨论，这个讨论本身就说明了国民党文化始终囿于仕文化的圈子，而左派中柳亚子、翦伯赞、吴晗等都参与了这一个圈子的讨论；唯有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擎起关于农民起义的话题――毛泽东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献，印发全党。两党政治所依据的仕文化与大众文化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分水岭。文革中毛泽东把翦伯赞和吴晗当作国民党论，应该就是以这一个讨论为依据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一次狂热的张扬，毛泽东的一些行为不为后人理解，在于他的行为的泾渭分明，毅然决然，更在于不理解者萦绕心头驱之不散的仕文化情结。
如果不能辩证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就走不出旧文化――仕文化的情结；不能辩证文化大革命，中国人不能衔接自己合理的历史；不能辩证文化大革命，找不到中国未来进步的起点。
中国当代34年的改革开放是以文化上的沉默――“不争论”为代价的，也许，过去的经济成就能够遮蔽文化的缺位，但是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因为沉默并不是激愤的消失，而是能量的积累。中国的官僚体制――仕文化的政治表达式，已经步入寒鸦古道而疲疲如老马，对新文化――大众文化的呼唤已经极具现实性而充满压抑性。不要以为大众文化的产生只是文化大革命式的试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然社会存在已经赫然在目，社会意识又怎么可能被长期遏制？
辩证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是一场仕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发生的强烈冲突。所谓文革，是仕文化的浩劫，是大众文化的生成；是封建法权受到的强震撼，是民主主义的大张扬。其实，飘浮在那一波大风浪之上的只是一些沉渣，而真正的涌浪在大海的深处――在文化层面上，笔者深深地感觉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壶公评论家011-08写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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