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外交官发现延安和国统区大不同：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刘宝东（中央党校教授）
2011年08月17日09:02 来源：《北京晚报》
美外交官发现延安和国统区大不同：一个国家"两个世界"--中国共产党新闻
约翰·Ｓ·谢伟思，1909年生于中国成都，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地道的中国通，他曾经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做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国统区：士气低沉，纲纪废弛。
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这样写道：“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的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处于无效状态。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的不满，已经广为发展，而且正在加强。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正在增长。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普遍同意，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如果说不是加剧的话，也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抨击委员长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公言不讳。”
谢伟思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但是国民党不仅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正在加速它的发展，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它的领导资格。
延安：士气高涨推进民主
在发出这份汇报的一个多月后，谢伟思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参加了“美国军事观察组”，于7月22日飞抵延安。到延安后，谢伟思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但是他和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这里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有变化。到延安6天后，谢伟思就如此记述了这个“新中国”给他留下的初步的非正式印象：“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领导人总是坦然的自信。”
通过实地调查和同中共领导人的广泛接触，谢伟思逐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边区根据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给美国政府发出了一系列通讯记述了这种观感。
国民党的宣传始终强调共产党边区的所谓“贫困”,因为陕北向来是以中国罕见的贫穷地区而闻名的，所以谢伟思在前往边区时，预期会看到一种相当绝望的经济局面。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谢伟思通过观察记述说：“有关陕甘宁边区经济形势的最重要的事实是，过去两年经济得到了改善。”“军队给养有了改善；党政工作人员伙食和服装比以前好了；当地医院里营养不良病例几乎完全绝迹了。”经济改善一方面得益于大自然，“然而，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共产党的鼓动和领导下，地方政府发起了一次极其强大而广泛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运动。”大生产运动中，“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全民劳动的景象，“使人联想起曾经读到的五年计划时期的俄国”。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其结果是“边区的经济形势是健康的，并且正在改善中”，“这些状况以及造成这些情况所大力执行的政策，同国民党中国的状况和政策对比是太明显了”。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谢伟思了解国民党中国许多地区农村里土匪横行，但是他却惊异地发现“共产党控制地区不存在盗匪活动”，共产党为什么能解决“中国这一古老难题”呢？就这个问题，谢伟思同陈毅、聂荣臻等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到了令他信服的答案。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改善及“深入细致和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不断推进民主化，人民选举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因而他们更关心保护它们，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更有力量去实施这种保护。既然这种政府是土生的，它能更好地与民众保持接触，并能识别和处置不法分子。人民选举也消灭了腐败的、暴虐的或不公平的政府”。共产党消灭匪患是“走向民主政治的经济、政治改革的很好的证明”，是“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一边是腐朽官僚 一边是青春年华
谢伟思还发现，延安和重庆明显不同的一个方面，是中共领导人的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重庆是一座有着官僚政治一切外部标志的城市——腐朽和走下坡路——但仍然坚持它的一切特权”，而延安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接触和交流，中共领导人给谢伟思留下了非常突出的两个印象：一是“青春年华”。中共领导人差不多都是40岁左右，他们“由于年轻而精力充沛”，“这些人的知识、兴趣和阅历极其多面”，他们具有“毋庸置疑的坚强信念”，他们善于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二是“井然有序”。“这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组织意识”，他们之间没有“旁敲侧击”，有的是“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总之，中共领导人“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这一印象——和使我联想起的他们的经历——把他们排列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团体之上。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给大多数或一切在过去7年里曾经会见过他们的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
在细致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根据地的新气象之后，谢伟思如此分析说：“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能不得到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谢伟思看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国，一个是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区域，另一个是共产党及其管辖的边区，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对立双方，他们的众多“不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
通过实地调查和同中共领导人的广泛接触，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认为延安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仿佛一个中国的两个世界。一边已丧失了早期的革命性并呈现四分五裂，另一边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而日益强大。（201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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