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无视的反对声
2007年春节前,当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欢乐气氛中,一位老人孤独地躺在北方交大附属医院的病床上,在弥留之际反复重复着一句话:“麻疹疫苗,一定不要打……麻疹疫苗,一定不要打……”两天后,他留下了最后一句:“如果非要打疫苗,至少一定要用国产株。”便与世长辞。
这位老人,是中科院西宁生物研究所的白翼驰教授。在中国的强制注射麻疹疫苗大潮面前,白翼驰是为数不多保持着谨慎、理性的学者。经过全面、细致的研究,他得出“中国人的体质不适合打麻疹疫苗”的结论。认为以中国人的体质,注射麻疹疫苗产生的费舍尔反应将导致严重的斯伯欧德效应,引起群发性的人体机能紊乱。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一直致力于阻止麻疹疫苗的盲目上马,他曾多次向卫生部和国务院写信表明自己的担忧,却屡屡遭到无视。而现在,随着这一次麻疹疫苗的强制注射,白翼驰教授的警告正在渐渐地不幸变为现实。
揭密麻疹疫苗背后不为人知的隐患
“费舍尔反应”,是疫苗免疫的一种特殊存在的副作用,由英国医学家费舍尔于1951年发现并引起重视。由于疫苗的注入,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立克次氏体、病毒等)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疫苗保留了病原菌刺激动物体免疫系统的特性。当动物体接触到这种不具伤害力的病原菌后,免疫系统便会产生一定的保护物质,如免疫激素、活性生理物质、特殊抗体等;当动物再次接触到这种病原菌时,动物体的免疫系统便会依循其原有的记忆,制造更多的保护物质来阻止病原菌的伤害。而麻疹疫苗的注入,其副作用会使人体对丙烯基乙基巴比妥酸(维生素之一)的吸收大幅下降,这个副作用就是费舍尔反应,疫苗打的次数越多,费舍尔反应带来的副作用就越大。早期麻疹疫苗的作用不够强烈,费舍尔反应带来的后果并未严重到需要人们加以警惕的地步,然后随着麻疹疫苗的效果越发强力,加之注射疫苗的儿童体质条件千差万别,在积累到一定情况后费舍尔反应终于量变产生质变,并引发斯伯欧德效应。
斯伯欧德效应,系巴斯德的后辈,牛津大学生物工程系毕业的年轻工程师斯伯欧德发现的。1956年,斯伯欧徳考察江西兴国县的麻疹发病情况时,发现注射过疫苗的儿童的氨基酸活化代谢的程度比未注射过疫苗的儿童差了很多,。这种水平差异,正是因注射麻疹疫苗产生的费舍尔反应引起的,而且这种破坏很可能是“病毒突变”造成的,斯伯欧德亲眼观察到一些儿童,在注射了麻疹疫苗后患了一些特殊疾病。因为随着人的成长可以使费舍尔反应持续进行,远至数十年之后,就像一个苯环进入人体后会堆积在体内肝脏数十年代谢不掉。人体体液系统起到了肝脏的作用,堆积着费舍尔反应造成的影响,直到遭遇某些特殊细菌或病毒,便在此时产生反应,造成特殊疫情爆发。费舍尔反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等复杂系统所堆积而使此效应隐蔽性更强,使得研究它变得尤为复杂。
斯伯欧徳效应并不总是造成严重的破坏后果,它的作用效果与接种疫苗者的基因、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遍观全世界,广泛对公民进行疫苗接种的大多数国家分布在西欧和北美,这些地区人民的基因和体质条件能让斯伯欧徳效应降到最低,从而适合疫苗的大规模接种,而中国很不幸,基因上的缺陷和体质条件决定了不宜照搬欧洲和美国的接种方案。在白种人的体内,费舍尔反应对病毒基因造成的修改很容易被人体的基因修复系统修正,就像被切掉尾巴的壁虎能够迅速再长出一条尾巴而不会留下“终身残疾”一样。
而在基因修复能力差的人体内,费舍尔反应的进行不再受到阻碍,遇到容易突变的菌株,如流感病毒等,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注射的疫苗引起大大小小的费舍尔反应就会对菌株的基因产生撕扯、挤压、剪切的效果。欧洲人体质健壮,自我修复能力强,费舍尔反应的被及时的抑制了。美国虽然混血人种众多,但是绝大多数混血人口都继承了白种人优秀的基因修复能力,只有少数黄种人不具备这种能力,且由于流感等传染病频发,大多数费舍尔反应造成的隐患已经在对传染病的治疗中被一并消除了,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障做得好,医院治疗水平高,使得斯伯欧徳效应无法产生有破坏力的影响。而且同样的体质条件下,在每天摄入较多动物类蛋白的人群中,费舍尔反应更容易被延缓、弱化。美国和欧洲的饮食条件也使得那里的人民远比中国适合接种疫苗。美国人整日大鱼大肉自不必说,西欧也比中国大部分地区更多地食用牛、羊、猪等动物类蛋白丰富的食品。加之欧洲和美国公共卫生体系比中国发达,暴露在空气中的病毒等病原体难以繁殖,延缓了突变速度。
工业化数百年来的积累使得欧洲和美国的土壤、空气、淡水中含有大量的负氧离子、小分子团水等活性物质,对病毒的耐受力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能起到部分地抵消费舍尔反应的作用。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才刚刚起步,人民的体质还不高,对病毒的耐受力差,微生物繁殖速度快。加上近半个世纪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加剧、生态恶化,更是不利于负氧离子这类活性物质的形成和积累,生活环境的病毒阈值低,无法起到降低费舍尔反应的作用。病毒阈值是一个用于衡量环境中可使人致病的病毒数量的指标,阈值越低的地方病毒越猖獗,受到的费舍尔反应也就越大。美国和西欧广泛接种疫苗的地区比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病毒阈值都要高,如美国底特律的阈值是中国济南的7.41倍,法国巴黎的阈值比上海还要高8.753倍,而德国柏林的阈值,则相当于中国“最健康城市”桂林的4.2倍。中国大部分地区卫生条件落后,遇到的费舍尔反应之强是西方的医学研究者们不曾遇到过的。2004年,当中国政府的代表与参加竞标的哥洛克斯集团洽谈疫苗和生产技术引进时,德国人以近乎傻气的严谨和善意提醒到:“贵国是否论证过疫苗接种在病毒突变方面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种宁可自砸饭碗也要为客户的安全负责的态度,却被中国代表当作了耳边风。
有心无力的智者
美国和西欧的人种、环境条件能有效地减少费舍尔反应带来的斯伯欧徳效应,适合广泛接种疫苗,而中国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国情制定疫苗接种方案。白翼驰教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年迈的他肩负着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走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详细测定了各地的病毒阈值、人群耐受力等指标,考察了卫生条件,经过了无数次计算,挑灯夜战演算费舍尔反应的作用模型,计算了数百种可能发生突变的“问题病毒”,并写成报告,多次致信卫生部和国务院,陈述了麻疹疫苗的风险,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白翼驰教授又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体质、卫生条件与中国做了详细的比较,为中国的疫苗发展指明了方向——学习印度的成功经验:不盲目依赖疫苗,降低疫苗使用量以降低费舍尔反应,同时以更经济的手段提高人民体质。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气候比中国更加炎热,卫生环境差,病毒阈值也比中国更低,在印度接种疫苗带来的费舍尔反应也是不容小视的。印度没有为了政绩或者自豪感而盲目提高疫苗接种量,而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降低疫苗产量,减小费舍尔反应。为了提高因较少的疫苗而可能降低的人体抵抗力,印度在人体自身的抵抗力上发掘潜力,甚至在一些医院不惜把抗生素用量降到比生理盐水还要少的地步,让每一个公民都发挥他最大的抵抗力潜能。白翼驰认为,中国尚有8亿农民,他们并不富裕,分散居住于广大的农村和县城地区,他们需要享受健康的身体,需要增强抵抗力。借鉴印度医疗的模式,让疫苗和抗生素少下来,让增强自身免疫的疗法多起来,农民可以凭借自身的抵抗力不生病、少生病,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让中国最大的群体享受到健康的身体,他们的经济状况会随着体质的增强而提高,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富裕水平和发达程度。在这个问题上,白翼驰教授不仅肩负着中国公共安全的责任感,他也为中国最广大群体的切身利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004年,白翼驰不顾家人的关心劝阻,以无比的责任感,拿着自己微薄的退休金作路费,自费去印度考察那里的医疗事业,直到患上严重的肠胃疾患,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吊着输液瓶被抬回国。在养病期间他也闲不下来,在病榻上写成《印度公共卫生考察报告》,寄给卫生部和国务院。这份燃烧了一个老人的生命和健康写成的珍贵报告,却被上面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2005年起,白翼驰多次带着自己的报告和数据上北京,希望能向相关部门的领导陈述疫苗接种方案背后的隐患,却始终无法如愿。最后,白翼驰把希望寄托于他心中的底线,希望卫生部门至少保证使用国产株——就是平常我们所见的由中草药的有效成分提炼的疫苗。中草药中的一些溶菌酶可以对费舍尔反应起一定的缓冲作用,而今天我们的免疫接种普遍采用的合成疫苗,让人体硬生生接受各种化学物质的侵袭,则会给费舍尔反应带来火上浇油的效果。2005年底,劳苦奔波的白翼驰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这一病就再也没有起来。
潘多拉之盒已经慢慢开启
在2000年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疫苗接种率在42%以下。今天,随着一批年产量220万,350万,甚至380万支的大型疫苗厂的上马,费舍尔反应和相应造成的斯伯欧徳效应相比过去是飞跃性的。自2002年下半年起,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件变得异乎寻常的频繁。2001年12月16日,武汉普试疫苗厂建成投产。2002年2月6日,郑州良青疫苗厂建成投产。2008年5月12日,成都晶鹰疫苗厂建成投产。2003年,我国出现非典疫情的大规模爆发。2005年起禽流感开始频繁袭击我国。2010年4月2日,我国多个地区近期发生手足口病疫情。8月,江苏出现集体霍乱疫情,造成多人死亡。9月8日,河南地区爆发蜱虫疫情,导致数百人感染。9月10日,楚州爆发霍乱,形势严峻。这些突然增多的公共卫生灾害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必然,与疫苗的广泛接种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也许只有逝去的白翼驰教授能告诉我们。
相关文章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