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忧党心兴党责的旗号行颠覆党之实——评《炎黄春秋》建党90周年笔谈

打着忧党心兴党责的旗号行颠覆党之实——评《炎黄春秋》建党90周年笔谈

    

    《炎黄春秋》也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了。不要把它简单地看作是咄咄怪事。它的庆祝另怀一副鬼胎。同全党全民全军热情地由衷地庆祝党的生日，共同认真总结党的90周年基本经验教训不同，它通过抛出一组笔谈，既尽情地吐露了它对党的满腹怒气，歪曲党、抹黑党，又从几年一贯秉持的敌视党的立场出发，忙不迭地推销它一整套改造党、异化党的种种“谏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竟了无新意。就像旧社会集市上卖大力丸的那个汉子，身手架式就老是那么几套，让人再没有胃口看下去。参加“笔谈”的也都是“熟人”——其中不乏《炎黄春秋》麾下的那几位知名打手。靠他们那几段蹩脚的拳脚，能指望会使人们的神经兴奋起来吗？但是《炎黄春秋》偏偏给这组笔谈出了一个大而无挡的题目：“适应时代，与时俱进”。且看它是怎样紧跟时代、适应时代，总结我们党的经验教训的。
    一曰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教训是没有解决好党的民主化问题，其根源是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什么是他们嘴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呢？从何方的武器垃圾库里抛出来的货色是两条：一是什么马克思说他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恩格斯的解释是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论与目标，主张和平过渡和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抛出这两条的意思很明白，马克思都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都不再坚持共产主义了，中国共产党一再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成为空中楼阁了吗？其实，何方抛出的这两票货色并非什么新鲜货色。《炎黄春秋》营垒里的人们近年来一直反复地、重复着贩卖这两票货色。例如其营垒中的一员骁将辛子陵就在多次讲话中不断兜售过。这里，首先要明白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和恩格斯的这一解释纯粹是何方、辛子陵们编造的谣言。马克思这句话全然不是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针对某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说的一句讽刺那些冒牌货的话。当时在法国有一个叫马隆的机会主义者，以攻击马克思主义为能事，马克思针对马隆的陈词滥调，充满讽刺意味地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何方、辛子陵等人抛弃马克思这句话的具体时间、地点、当事人等背景，竟引用成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断章取义”这个比喻很难描述何、辛等人对马克思这句话是如何解读的。只能说他们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心理是何等阴暗，所采取的手段是何等卑劣！至于说什么恩格斯宣布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论，也完全是何、辛等人对恩格斯曾经说过的一个整段讲话的蓄意肢解后编造出来的谣言。恩格斯在那段话里原意是要用《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科学共产主义观点纠正自己早年未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时的一个“非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指的是“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党派性学说”的观点，换言之，即把“共产主义”理解成为各个阶级各个党派都适用的“学说”的一个“论点”，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恩格斯明明是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非科学的共产主义”的“论点”做出诚意的自我批评，而绝非“放弃共产主义理论”。看看，何方、辛子陵真是钻空子、耍阴谋的能手，把受到恩格斯批判的一个观点，生生地歪曲、诬蔑成恩格斯不再坚持以至“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这样的无耻和造谣惑众也真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恩格斯在紧接着他那段话后，尖锐地、严厉地批判那种“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更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能说何、辛这些人是需要更多学习的新手吗？他们是擅长歪曲、造谣的老手。而恩格斯最后的两句对这些人的批判，如果说是两顶帽子的话，倒像是量身定做的那么合适。在当着何、辛等人造罢了针对马、恩的谣言，他们立即一口咬定恩格斯主张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当年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所持的理论。今天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瑞典秉持的民主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是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狂热鼓吹者），究其渊源，盖是与社会民主主义同出一宗。而何、辛等人近年来对民主社会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且公然册封民主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教唆我们党也应该实施民主社会主义。而我们党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他们眼里却成了或称之为虚妄的乌有的东西，或称之为是什么传统社会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应该抛弃，应该让路。其偷梁换柱，恣意颠倒历史、颠倒事实，真是莫此为甚了。何、辛等人用谣言直接攻击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师本人，从而从根本上攻击了我党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这也就是何方、辛子陵这些人为我们党成立90周年总结的“最大的教训”所在。
    再曰中国共产党夺权后必须解决和迄未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党治国还是依法治国。我们历史上确实有过没有完全根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的教训，以“文革”时期为最严重。“文革”以后，我们党依靠自己，力纠“文革”乱局，所取得的进步是全国全党共见，也为国际共睹。郭道晖在他题为“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笔谈中竭力散布对这种努力和取得进步的怀疑。他用一种怪样的腔调说什么“人们常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接着，就引用邓小平对于作为国民党遗毒的“以党治国”的尖锐批评，称这种遗毒仍在我党遗留至今。
    人们明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作为一种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与作为国民党的遗毒的所谓“以党治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从1840年后的近代史发展来看，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进行种种试验，付出惨重代价，都告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无可替代的政治力量，艰辛奋斗，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一。再，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后30年经济总量已成世界第二位，如此辉煌的成就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人们不选择党执政，选择谁？再次，党领导新中国取得辉煌成就后，没有却步不前，而是继续肩负着复兴中国的伟大使命，要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使全国人民达到较富裕的小康，在建国100周年之际，初步建成现代化强国。对于有这样伟大抱负的党，人们不选择它，选择谁？又次，我们党充满活力，锐意创新，尽管我们党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每次错误都是依靠自力，而不是外力，总结教训，“擦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奋勇前进。正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把中国引向富裕繁荣，信任这样的党是民意所向，民心所归，不选择这样的党，选择谁？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合理合法，非我莫属，天经地义。现在有一种谬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是非法的，还有比这种攻击更荒谬的吗？当然党有缺点、错误，改正了旧的错误，也可能犯新的错误，而且今天先进，也不等于永远先进。但是前面说过，党有缺点错误，自己有能力纠正。党有活力，拜人民为师，作为一名党员，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唯人民之命是从，除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别无他求，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将永葆先进。历史选择党，人民选择党和党要改正自己的不足和失误怎么能扯到一起？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举世公认，党又一再宣示党在宪法和法律内行事，却又一定要把党“打”成所谓“以党治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郭道晖先生以及《炎黄春秋》的诸位先生们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
声声宣称，“党与法的关系，也是迄今尚未完全摆正的老问题”。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他引用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违反法治的个案以及一些蔑视法律的‘雷人’言词作为整体和一般，完全不顾这些“雷人”的言词一冒头，就一直受到党组织的抵制，也一直受到网上和大众传媒的屡屡批评；而一些乱法的个案也大体上均已得到匡正，全社会上上下下，包括一些当事人也都从中汲取了必要的教训（当然，程度各异）。但是，郭道晖等人硬是扭住某些已经处理的个案不放，下死力气把种种罪名加到党和政府头上，不依不饶，不罢不休。他们无非是想把这些个案的面世，作为缺口，一路打下云，直捣“黄龙”，一直打到把共产党推翻为止。他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难道人们心里就那么懵里懵懂吗？
    三曰要把言论自由提到人的基本权利的首位，限制言论自由是对历史进步的反动。讲到人权问题，具有起码人权常识的人都知道，生存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如果一个人连吃饭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何谈什么其他权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取得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能够吃饱饭了。当然，由于政策和工作中的失误，也发生过一些暂时、局部的吃不饱饭以至饿死人的事件。但是一经发现都得到改善和纠正。人民的生存权利事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和利益正在不断得到保障和完善，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要讲占首位的人的基本权利，首推这一条，这是常识。言论自由，自然是人的基本权利。这在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宪法和以后颁布的经过修改的宪法内都有明确规定。尽管如此，还是不时发生过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损害的不如人意的状况。尽管是个别的或者是局部的、暂时的，一旦发现，必予纠正。有些人成天囔囔新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说什么全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即当权者的声音，说什么这是对历史的反动，已经走到了尽头。这里，我们不妨讲一个故事。一个西方记者到中国来采访，得到了一个深刻印象：总听人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到中国看一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中国土地上可以听到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骂领袖的声音，不是很自由吗？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到像中国这样有充分新闻自由的地方了。这位西方记者说这段话是从他自己的固有立场出发的，但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国思想宣传领域当下的实际状况。只要看看《炎黄春秋》这样的刊物，它什么不敢写？它诅咒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诅咒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到了违反宪法的程度，至于他恣意诅咒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更是像喝水、吃饭那样随便，几乎到了“遇毛必骂”的地步，还有比他们更加享有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吗？这样的一种自由，即便在这些先生们至为崇拜的西方国家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些先生们在中国则尽情享受着。自由不允许突破法律、宪法的界限，个人自由不允许触犯他人的自由。他们视这些常识为粪土，什么宪法，什么法律底线，什么禁区，统统都不在他们眼里。他们如同一匹野马闯进了一块摆满瓷器的场地，为所欲为，肆意践踏。而正是这些先生们成天价还在奢谈着中国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如何如何的限制。这是在总结对谁有利的经验和教训呢？更有甚者，在网络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从这些先生那里，更加暴露了他们的龌龊心态。我们知道，网络为全社会每个成员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这在短短几年以前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网络言论中有许多积极的理性的声音：歌颂先进，鞭挞落后，实施令人叹为观止的舆论监督，细微到某些无良公务员某些十分隐蔽的“不起眼”的不法、腐败行为都无法遁其形，而且屡屡奏效，使人心大快、社会振奋。但是谁都承认，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制造事端，扰乱人心，某些网络水军的无行、劣行，简直到了使人齿寒的地步。加强网络管理，弘扬正气，压制邪气，是国人共识，社会共识。《炎黄春秋》的先生们在网络的消极作用和加强网络管理的问题上，从未置一词，他们只是一味地怂恿、怂恿……要“保护”这方面的自由，他们按的是好心吗？
    这组笔谈中还“总结”了一些别的“教训”，什么要“还权于民”啦，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成了人民的对立面，把人民的权利攫到了自己手里，而完全不顾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彻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这个如同天地日月一般不可变易的本质。如此挑唆、离间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鱼水关系是多么荒唐，当然也是完全徒劳的，等等，诸如此类，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诉。再，诸篇笔谈的论述中大抵都采用一个手法：以个案代替全般，以偶发代替必然，以一时一事代替整个历史阶段。当然任何个案或偶发事件都不能予以忽视。但个别毕竟不能代替整体，这是常识。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个别，是不予置理，视若无睹，还是见微知著，认真处理，举一反三，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总的说来，前者是存在的，而后者则是工作中的主流，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纵览整个笔谈，所论所言，脱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背离全党全军全民隆重热烈地庆祝建党90周年的基调，白纸黑字，已成铁案，斧不能凿，刀不能砍。《炎黄春秋》装出一副装不像的忧党心、兴党责的哀兵姿态，却提出了一系列“祸党祸国”（借用周瑞金笔谈中语）、蓄意唱衰党的辉煌的种种主张。《炎黄春秋》的先生们也许十分得意于在我党成立90周年之际施出的这一招数，以为可以蛊惑人心，蔽人良知，却还是无可避免地露出了与党站在对立面的真实面目，露出了不仅是折腾，实际上是力图颠覆党、颠覆党的事业的大大的马脚来！（2011年7月15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