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实事求是”观的缩影——再揭杜氏《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感言画皮背后的真相

杜导正“实事求是”观的缩影——再揭杜氏《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感言画皮背后的真相

    

    我们在前一评中责问杜导正先生自诩的所谓20年来守住了“实事求是”原则。那么这个“实事求是”究竟有多少，是我们党倡导的实事求是吗？人们认为，20年来，《炎黄春秋》不懈地翻历史的案、颠覆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论，以及非毛化、丑毛化、反毛化的恶行劣迹累累，堪称罄竹难书。第八期《炎黄春秋》的内容是杜氏“实事求是”观的缩影。它的许多文章再一次为广大读者做出了杜氏“实事求是”观的最新诠释。人们越来越看清楚杜氏“实事求是”观同我们党倡导的实事求是光荣传统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两回事。
    一曰把普世价值奉若圭臬。由王占阳写的“新中国：百年来的现实与实践”一文硬说：中共七大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建国思想是“普世价值”。这种强加和篡改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党提出的独立、自由、民主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专制、强权、反民主而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价值观，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完全不同。用所谓“普世价值”来硬套到我们党头上，岂不是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合用一个价值观了，天下有这样滑稽的事吗？还说：这个作为普世价值范畴的建国思想，“也是使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主流的根本指南”。这是什么现代文明？心目中不就是西方的现代文明吗？要说融入，又怎么融入？那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怎能成为我国建国思想的根本指南呢？在“独立”问题上，说什么“国内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合理、思想文化的陈旧落后等等，实际也都是导致我国的政治、经济独立仍然严重不足，国家也仍然未能享有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尊严的深层原因”。按照的逻辑，种种落后和严重不足的深层原因，盖也是出于没有遵照普世价值观作为根本指南吧。
    二曰刻意贬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此文为丑闻遐迩的反毛急先锋茅于轼。他在题为“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一文中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人民第二次站起来，而把抗战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受尽三座大山压迫的痛苦日子称作中国人民已经第一次站立起来了。大家知道，新中国的成立表明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自从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说过以后，六十多年来，这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最近，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又明明白白宣布，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茅于轼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地唱着反调。茅于轼还说，抗战胜利后，“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这个急先锋蓄意把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的旧中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捆在一起诅咒，完全无视从1949年到1978年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抹煞中国人民“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切身感受。
    三曰攻击社会主义改造。“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一文中说：“如果1953年后，中国不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穷过渡，不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非公有制，取消市场经济，全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这段“如果”论，完全无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正确结论。历史已经证明，党在1953年提出的“一化三改”（即实现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决议所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我们现在回溯当初，这个“三改”的时间急了一点，还可以放长一点，但“三改”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迫切和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客观存在，岂是《炎黄春秋》所能贬损得了的。
    四曰肆意喧嚣改革已走偏方向。由北京大学张千帆写的“谨防改革走偏”一文，说什么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改革走偏已有迹象。文章宣称：“中国法制改革的规律是良法难落实，恶法则落实起来尤其快……个别法律的修改甚至不进反退，连漂亮的文本表面都维持不住”，“司法人员的外观得到改善，看上去更像一个法官了，脱了军装大盖帽，穿上了法袍……但是法院和法官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独立，……十年之后，我们走到了一个方向不明的十字路口”，等等。不仅如此，按照观点，当下改革已经“越改越糟”，“倒退的伏笔早已在20年前就已经埋下了。”20年前，1991年，这是什么年头？那时，正值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不久，驱散了中国上空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打倒共产党的妖雾不久的时刻。而在看来，则是埋下了改革越来越糟的伏笔。在文内举了不少所谓改革走偏方向、越来越糟以至倒退的事例，尽管某些事例在表象上是存在的，但对这些表象的认知、判断和这些表象成因的分析同党的观点和主张是完全相悖的。说：“如果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一连串折腾，我们还‘家国破碎山河在’，几十年不受控制的非理智发展，却可能摧毁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大好河山’。如果到那个时候，空气不能呼吸，水不能喝或不够喝，食品里都是三聚氰胺、瘦肉精、有害添加剂……我们如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呢？”们不是一直在诅咒“大跃进”和“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祸害吗？而现在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祸害则更大，将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生存下去。并称这些话“绝非危言耸听”。完全无视我们近许多年来在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方面的实践和成就，无视我们近许多年来在治理环境、保护资源和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尽管人们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也不能过高估计我们所做的努力，但是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容易一笔抹煞的。为了治疗“改革走偏”的“恶疾”，开出的处方是，按照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范式，开辟“一条民间宪政途径”，在攻击目前“人大制度不工作，基本上是一种摆设”之后，提出“必须完善大选举”，说什么“需要老百姓不做专制社会的臣民，而要做民主社会的公民”，“知识分子要为民请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保护中国的言论环境，和负责任的媒体一起坚守言论自由的底线”，云云。《炎黄春秋》声嘶力竭地发出此类叫嚷，无非是鼓吹民间修宪、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其目的就是否定和取消党的领导，改变人民民主专制国家政权的性质，取消人大制度，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度，等等。这同吴邦国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郑重声明的：“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完全唱的是对台戏。
    五曰在中共建党问题上，恣意歪曲列宁对我党的政策，歪曲我党创建人的形象。在“苏俄对华政策与中共建党”一文中，攻击中共成立完全是列宁远东政策的产物，称列宁和他组建的第三国际的远东总政策是“为苏俄远东利益服务的，这个政策是沙俄扩张政策的延续”。二战以后，“虽然远东区域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但苏俄远东总政策确实起到了加剧这种冲突的催化作用。”这等于说，美国侵我台湾，发动旨在觊觎新中国的侵朝战争也是苏联远东总政策催化出来的。按照中共成立完全是苏俄远东政策的产物的观点，中共的成立以及成立后的活动都悉听命于共产国际，受共产国际的摆布。而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创始人似乎都是没有头脑的、任人操纵的傀儡。在看来，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完全丧失了独立性的，无从来没有抵制过共产国际在和中共交往、发展关系中的任何错误。这些，都是严重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炎黄春秋》之所以作如此宣扬，无非是要说明中共的创立只是仰人之鼻息，只是别人手里的玩偶，这样一种政党的成立、存在还有什么伟大意义？这种傀儡还为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这种谬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年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共的诬蔑完全如出一辙。《炎黄春秋》竟然堕落到这个地步，实在令人吃惊。
    《炎黄春秋》是“异质思维”时下当今的典型版本。对这样的“异质思维”是不能包容的。它不同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在处理民生问题上的某些不满而引起的某些激烈批评和过激言辞。那样一种激烈批评和过激言辞，也呈现为一种异质思维的状态，但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状态，自应采取包容态度。而《炎黄春秋》展示在公众面前的那种“异质思维”，人们很难与之交流，如与之交融，则不啻自杀，唯有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和交锋，庶几扬正气，压邪气。20年来，《炎黄春秋》在中国社会内已成为一个和人民群众以及党和政府相敌对的“品牌”。杜导正却不惭地吹之擂之为“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重任。”《炎黄春秋》的编辑思路构思出并持续宣扬普世价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诋毁党和毛泽东……等杜氏“实事求是”观发酵而来的种种垃圾和污秽。与其说是推动、形成实事求是的风气，毋宁说是力图扫平、摧毁实事求是的传统。褫其华袞，示人本相。杜导正先生担当着这样一个“历史重任”，是无愧的。（2011年8月22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