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博物馆与历史真实

    这几天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开会，借用的地方是樊建川的“博物馆聚落”。樊建川很多人都知道，早年做过很多事，赚了不少钱，此后，痴迷于文物收集，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收集了大量的文物。他所建立的“博物馆聚落”，现在已有几十个博物馆，展出的文物超过800万件，还有更大量的历史文物尚在整理之中，还未对外展出。按照樊建川的设想，他的下一步可能还会再建30个左右的博物馆。历史文物当然与历史有关，由杨帆先生召集的这次学术会议也以历史为话题，放在樊建川的“博物馆聚落”召开也挺合适，在历史文物的氛围中探讨历史。
    对于樊建川的“博物馆聚落”，解读方向之一是“博物馆经济”。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博物馆聚落”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发展类似旅游一样的经济，博物馆就是一系列人造的旅游景点，与之配套的有休闲、消费、传统古镇等。但是，仅仅如此看待樊建川的博物馆，多少有点狭隘。不可否认，樊建川有超出旅游经济的设想，这一设想也与历史有关，与学术有关，与一个国家的民众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有关。因此，所有的博物馆不仅只是文物的陈列，实际上也是观念的展现。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称之为“文物”？在我看来，樊建川有“泛文物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凡是退出现实生活的东西，都能成为文物。这种珍惜历史的态度完全值得肯定，但也有浪漫化、庸俗化的倾向。人类社会始终在发展，很多东西不断被淘汰是很正常的。比方说曾经在中国广泛采用的粮票，现在已经不再使用，因此，粮票也的确具有文物价值。然而，收集大量的粮票之类的举动是否值得？我觉得大家可以各抒己见。
    樊建川引为骄傲的一件事情是打破了历史上建立博物馆的记录。博物馆由于同历史有关，总是要滞后于历史。汶川地震发生时，樊建川带人前往灾区，在废墟中找了大量的物品，在一个月内开设了汶川地震博物馆，所陈列的物品都是灾区被地震损坏的东西。我们不能说从地震废墟中寻找的物品不具有文物价值，但是，如果这些都能成为文物的话，那么，文物显然会太多了，包括救灾战士使用的物品，领导到灾区讲话用过的话筒等等，我们将被文物淹没。
    这个问题的涉及面相当大，比方说名人。当一个国家的历史很长，历史名人就会很多。但是，真正的历史名人是经历过历史的淘汰而留下的，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名人还活着或者离开尘世时间还不长的时候，他们是否具有真正长远的历史意义，或者他们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往往未能有明确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将所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名人都当成文物收集的对象，实际上会让逝者影响了活着的人。这一影响包含很多方面，例如房屋、物品存放、维护的费用等等。因此，就合理状况来说，文物的形成既有必然也有偶然，刻意地追求、制造文物，未必真的能得到有价值的文物。比方说大名鼎鼎的苏东坡，现在能够传下的文物并不多，如果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做法，当年就把苏东坡用过的东西、住过的房子等等都保留下来，也许现代很多人有此心愿，但事实上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从与苏东坡有关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文物，它的价值并不仅在物品本身，而更多在于消逝的物品所包含的一般物品所不具备的人文、社会、文化信息。这些东西既可以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
    保留文物有一个历史方面的学术观念作依托，即所谓历史真实。现代人常常人为，文字记录的历史可能是被加工过的，因而有不真实的嫌疑，因此，物品等文物所记录的历史就是真实的。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同样不能绝对。真实的物品数量巨多，即便是在当代，人们保留现代物品企图制造大量的未来文物时，也不可能像集邮那样事无巨细、照单全收，而是会做出选择或挑选。例如，樊建川到汶川灾区收集纪念物，一定不会统统囊括，而是会做挑选。那么，挑选的标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不管何种选择，最终都是真实的物品成为文物，但是，因为有某种事先的选择标准在，就有可能使局部真实被放大，超过了全部真实。以局部真实概括全部真实，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人为加工。
    中国传统对于历史非常重视，但是，中国传统与西方不同，它对物品所代表的历史真实并不非常看重，相反，中国更看重文字所表达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厚今薄古的做法，反过来我们可以说，西方人过于偏重历史物品实际上是他们厚古薄今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像当今西方人一样用大量的历史物品来保留历史，当今中国留给活人的空间将大大缩小。所以，中国古人更愿意用文字记载历史。它一方面使得保留历史的成本降低，能够保留更多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使文字保留的历史能为后人广泛服务，而非物品文物所体现的拍卖标价只对少数人更有价值。
    与选择物品记录历史一样，用文字保留历史同样存在文字记录的观念和褒贬标准问题，纯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甚至也是无意义的。历史不管是文字还是物品，它能存留下来，一定都是某种价值观的产物。任何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事后记录的历史都会有个人的倾向，所谓真相往往是极为复杂的事情。中国古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从两个方面力求历史的客观。一是官方史学由超越利益的知识分子记录，并且由其他知识分子进行整理和编撰；二是，除了上述官方史学外，还有大量的民间史学，从而以多元化的方式，在整体中体现客观。
    说过了大半天，并非要否定物品记录历史的作用，而是想指出，在记录历史的方式中，文字和物品都是很重要的。文字历史未必全真、全客观，物品历史也同样。从另一个角度说，用物品记录历史的成本要大得多，如果不是现代社会整体财富的充足，实际上很难承担用大量物品记录历史的方式。即便是富足使得人们能够这么做，博物馆的生存或盈利方式，也有可能对博物馆的内容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所谓历史的真相或客观。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粗粗看过樊建川的博物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猪坚强近况

    在樊建川的汶川地震博物馆，见到了今天的猪坚强。还有谁记得它？如今，猪坚强已经四岁，体重400斤左右，养得白白胖胖，它还记得那场地震吗？它是公猪还是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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