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源——试论我国当前社会问题的根源

追源　　

——试论我国当前社会问题的根源　　

昨天看了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在同一天，都是因为贪污腐败问题，双双被处决的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两个人，原本都是共产党员，且都曾经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正如报纸上所讲的，是他们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与此同时又使我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处决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胡长清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苦孩子，人也很能干，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上了高级干部的位子。本来他还可以为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但是，他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企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最后断送了自己的人生，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其实在我国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的何止就是许迈永、姜人杰、胡长清这几个党员干部呢？据有关方面统计，省部级干部就有一大批，比如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继任者韦泽芳、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鉄英、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常征、原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鲁家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于飞、原青海省副省长韩福才、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交通部副部长郑光迪、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原福建省副书记石兆彬、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等等；厅局级干部也有一大批，如贵州省交通厅厅长斐济、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福建省厦门市副市长蓝甫、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罗鉴宇、河南省化学工业厅副厅长张景祥、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张昆桐：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厅级）李伯云、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河北保定市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刘占奇、湖南省计委副主任陈作贵、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郭久嗣、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沈阳市财政局长李经芳、沈阳市国家税务局长赵士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梁福全、沈阳市人民政协副主席焦玫瑰、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 实、深圳市劳动局长、深圳特区发展集团公司总裁、全国劳模陈宏明、原中南林学院院长粟显才(正厅级)、副院长姚东和(副厅级)、原珠海市国家税务局副局长杨明雄、当代世界出版社副社长（副局级）鞠建太、广州市司法局原副局长李金叶、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前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司司长谭艾幸、原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山东省黄金工业局局长（正厅级）薛玉泉、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三水市委副秘书长陈仲文、湖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龚旭东　深圳市建材集团董事长、副厅级陈小雄、中国有色金属报副社长（副司局级）胡京京、珠海市工商局局长钟维顺等等；县处级干部、乡镇级干部就更是多如牛毛。　　

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1年7月19日　通报，仅2008—2010年贪污受贿案件就有67494件，被判决的人数达69038人。　　

据　2011年　6月16日　　央行通报，有一万八千名贪官在外逃时，已将8000亿的巨款带到了国外。　　

据北京市检察机关通报，北京地区立案的在逃贪官，仅2002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　　

　2004年2月4日　香港《文汇报》援引内地统计数字说，单是2003年上半年，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　　

　2004年7月23日　《法制晚报》报道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2004年8月16日　《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　　

新浪网　2006年　10月30日　　报道：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语出惊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目前行贿犯罪中性贿赂已相当普遍。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至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合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而我国每年引进的外资却只有157亿美元。　　

除了这些触目惊醒的统计数字外，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也相当严重。有的人以概括式的方法总结出了我国当前的十大社会现象：㈠贫富悬殊两极分化；㈡信仰危机思想混乱；㈢个人主义极度膨胀；㈣道德沦丧风气败坏；㈤追求名利不择手段；㈥等级观念日趋严重；㈦社会沉渣重新翻起；㈧弄虚作假不讲诚信；㈨大事小事权钱交易；㈩工人农民没有地位。　　

有的人用列举式的方法从两个方面揭露了我国社会的现状：　　

第一，从人们的思想状况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一心为公的思想已经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所替代；集体主义的思想已经被个人主义思想所替代；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思想已经被等级观念所替代；爱护公物的思想已经被假公济私、想方设法侵吞国家资产的思想所替代；勤劳务实的思想已经被投机取巧的思想所替代；讲究诚信的思想已经被弄虚作假的思想所替代；究竟谁是社会的主人？谁是谁的公仆已经倒了过来！不知道办事送礼的人已经被当今社会耻笑为不懂人情世故，不合时宜的另类！　　

第二，从目前的社会状况看。　　

社会上缺乏正义、公正。医院可以不为交不起医药费的重危病人治病；看见坏人行凶可以置若罔闻；看见不公正的事情不敢站出来主持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越来越少；艰苦奋斗、厉行节约不再提倡；浮夸之风盛行，政府部门大兴土木，带头兴建楼堂馆所。一个贫困县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但却能花几十万上百万兴建县政府的办公大楼；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经“蔚然成风”。政府只管发文件、作指示，下面却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人身安全难得保证。家家装上了防盗门，但是入户杀人抢劫的事件依然接连不断，情侣不敢在林荫道上谈情说爱，一般人夜间不敢单独行走；旧社会的沉渣重新泛起，卖淫嫖娼禁而不止、黑社会组织重新抬头、欺行霸市者有之、吸毒贩毒者遍布全国；惟利是图的思想再次抬头。为了牟取暴利制假造假者充斥在各行各业（制造假酒、假药、假货、假文凭、假履历、假证件等等）；盗贼四起治安堪忧；拐卖儿童妇女的问题远未遏制；急功近利盲目开发致使国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煤窑主、金矿主、砖窑主大发横财，对雇工残酷剥削，使那些沦为雇工的农民工过着比旧社会的“包身工”还要凄惨的日子；知识分子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身份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有的入了党，有的掌了权。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因此掌权之后很快就蜕化变质，他们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而是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会一目了然。在基层单位中有相当一部分掌权的知识分子唯我独大，一手遮天，一个人说了算，对群众有利对他们不利的政策法令，想方设法不贯彻执行，他们对物质金钱的追求比老资本家原始积累时更加贪婪、更加无耻、更加残暴。为了榨取钱财，他们使用各种手段、钻政策的空子，把国家资产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使国家财产大量流失，而他们却一跃而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借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之际大搞排除异己之实，谁敢给我提意见我就砸你的饭碗，谁敢不听我的话我就让你滚蛋。以致形成了这样一个令人痛惜的现状：一方面真正的产业工人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和权利。一方面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权者却凭借着他们手中的权力，成为了一个特权阶层，分房子他们在先、升工资他们在先、各种荣誉他们先得，开着名车，包着二奶等等行为难以述尽。　　

这难道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向往的社会吗？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出污泥而不染，实难为之。于是坏人可以兴风作浪，好人只能无可奈何。老老实实根本办不成任何事情，于是老实人为了生存，在某些方面也只好跟风行事。一些原本可以学好的人也开始变坏。难怪有的人痛惜地说：现在的社会风气比旧社会还坏。长此以往，必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改变着整个社会。　　

    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在连续不断的对贪腐问题进行查处，杀了一批、关了一批，逃往国外的引渡回来了一批，但经济犯罪、腐败案件依然难以抑制。而且犯罪人数愈来愈多，胆子愈来愈大，涉及金额逐年增多，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动辄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个亿。为什么我们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如此多的贪腐问题？为什么落马的贪官有增无减，而且是愈演愈烈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腐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人们争相传诵着：邓小平的儿子搞募捐、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以致引发了六四动乱。尽管后来我们把它归结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颠覆我们的政权，而制造的动乱。还沾沾自喜地炫耀这次平乱至少可以稳定几十年。但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怎么能将“遁词”当作实事来看待呢？在动乱平息后，我们并没有认真反思，为了掩人耳目，只是敷衍塞责、轻描淡写地搞了一个走过程的反腐斗争，紧接着依然老调重弹，又再次重审了过去提出的那些所谓的指导思想：比如不要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取消四大、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白猫黑猫、推行一长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一心一意搞四化等等。使我们国家更加背离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的社会更加背离民主，更加脱离群众、更加纵容了腐败，从而创造了更加适宜于腐败滋生土壤。于是一批一批的、大大小小的贪官，就像雨后春笋般的成长了起来。而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却轻描淡写地说：“改革开放难免会有蚊子苍蝇一起进来”，并以此为由，来掩饰那些严重的社会问题，闭口不谈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根源！仅这一点，我们现在就远不如毛泽东时代那么认真、那么负责，那么重视对人的教育和关爱。当时，无论出了什么问题，组织上在作出处理决定时，都非常重视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以便让人们从中更深刻地汲取经验教训。比如，某个人犯了错误，对其进行处理时，组织上总是要派人同其谈话，指出他所错误的性质，说明组织上做出这样处理的理由和原因，同时还要帮助其寻找所犯错误的根源。一般来说，一个人犯错误的根源往往都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主观方面的原因，即思想根源。如主观上不努力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或者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第二客观方面的原因，即社会根源。社会根源，包括：或者受旧社会一些恶习的影响、或者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或者是某种政治思想的影响。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做法是不是就不适用了呢？我们认为现在仍然适用。因为这一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那么，我国当前存在的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怎样造成的呢？也就是说，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党前些年在指导思想和干部路线上出现的问题所造成的。具体讲就是前些年我们极力推行的以下主张所造成的：　　

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富起来的人去帮助没有富起来的人。　　

这一提法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类社会自出现阶级以来，在此后各个社会形态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无一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那些富起来的人，都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当时的统治者阶级及依附于他们的那些特权阶层。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手中的权力，不是靠公平奋斗，而是靠那个社会赋予他们的特权而富起来的。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有哪一个去帮助过那些需要富起来的奴隶、农民、工人呢？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丑恶社会现象。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要砸烂这个几千年来丑恶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吗?建国后在短短十几年内，我们凭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从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制造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一个建立了完整工业体系、拥有该武器的军事强国、消灭了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把那些懒汉、地痞流氓二流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连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党的教育改造下，也能无情地剖析自己，进行自我改造，得到国家特赦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中来。那时我们并没有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办法，为什么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呢？几十年之后我们用这种只有少数人欢迎，而根本无法兑现的办法，作为共产党发展经济的一种政策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带来的却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哪些富起来的人，有多少人愿意去帮助那些没有富起来的人呢？他们相互攀比，面面相觑，都认为自己还没有富起来。即使是百万户，也会说他还没有富起来，因为社会上还有千万户、亿万户。再看看这些富起来的人，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淘来的？是靠劳动吗？绝大部分靠劳动为生的人是根本就富不起来的。于是，我们的社会里又重新出现了穷人富人，出现了穷人区富人区，出现了等级差别等等。这一命题的创造者，面对如此的后果，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⑵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在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中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如此。但是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只是一个社会阶层。由于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即依附于它所在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或者是那个社会的其他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那样，他们与所依附的阶级是皮与毛的关系）。它依附于那一个阶级，它就会为这个阶级服务，从而成为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甚至会成为这个阶级的核心力量和旗手。但是，在任何社会，知识分子都不是整体的从属于那个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赞同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会同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合作。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只有当知识分子接受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并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奋斗，从而转化为工人阶级，这样他们才能被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绝对化的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必然会得出：“凡是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的错误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国现有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内的和党外的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如果我们笼统的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每个知识分子都可以“以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身份拥有工人阶级一员的资格。这无形中就取消了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转化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这个必经的过程。由于没有了这个过程，那些根本就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又有政治投机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就可以借机混进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吗！如果按照这个错误的结论去执行，长此以往，那就将会导致无产阶级政党改变性质的严重后果。我国现阶段不少部门不就是让这些人篡夺了领导权吗。在他们执政的地方，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无人敢于监督，在他们的眼里产业工人只不过就是一个生产工具，他们没有知情权、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动辄就被勒令下岗，这究竟是哪个阶级在对那个阶级进行专政。　　

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论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并且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东西。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不应当肯定我们的一切，也不应当否定我们的一切，只能肯定我们正确的方面而否定我们错误的方面。对待文化大革命也一样。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绝不能用“这是党的领导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思想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斗争”而做结论，也绝不能用“彻底否定”四个字就将其打入历史的冷宫。文化大革命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一场政治斗争。因此我们应当历史地、客观地去分析它、研究它。　　

早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我们党即将进入北京的前夕，民主人士　黄炎培　先生就曾问过毛泽东。他说：“中国历代历朝都逃不出建朝、执政、衰退、灭亡这个怪圈，中共执政后能逃离这个怪圈吗”？毛泽东同志明确的回答他说：“能够”。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发扬民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还规定，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1954年 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这样写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证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嗣后，毛泽东同志又多次号召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尽管如此，发扬民主的问题仍然难以全面实施。在发扬民主的问题上两张皮的现象依然存在。正因为如此，当时所实施的民主方式很难起到实际监督作用，很难抑制党内、国家机关内的腐败、蜕变的问题。建国仅仅十几年，党内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一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进京以后自以为对革命有功，居功自傲、养尊处优。他们有的抽大烟、有的玩儿女人、有的整天打桥牌，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的，老子也该享受享受了。为此毛主席曾经对这些人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这些人哪里像一个共产党人，他们完全像一批封建的王宫大臣。毛主席曾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无数革命先烈，在革命的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我们如果掌握不好这个来自不易的革命政权，不履行我们曾经对人民的承诺，那就真的对不住九泉之下的革命先烈了。毛主席说，你要做共产党人，就必须准备一辈子奋斗，一辈子吃苦在前，否则，你就别当共产党人。当时党内有些人已经开始背离共产党的宗旨，他们不愿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企图走另一条道路。面对着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搞大民主，广泛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运动来推翻那些把持着党政财文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的九大报告中他说：过去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办法来揭露我们党内的阴暗面，解决我们党内存在的问题，但是一直找不到，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的重点就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解放了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了一个小岛上；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找到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对于前一件事几乎没有争论，但是后一件事，人们有争论。他说：对于文化大革命你们需要往后看，再看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希望你们不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场革命，客观的、历史的去评价这场革命，确实发人深省。尤其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察看，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革命的思路是正确的。第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确实存在着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第二、党内确实存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中国共产党要彻底走出历朝历代所经历的建朝、执政、衰退、灭亡的这个历史怪圈，就必须要充分地依靠群众，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度。　　

为此，我们党应当认真地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以总结，吸取其革命的精神内核并加以完善，进而找出一个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斗争方式，以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革命；在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如何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从而使无产阶级政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彻底走出历朝历代所经历的建朝、执政、衰退、灭亡的这个怪圈。我国的现实告诉我们，现在确实存在有一部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已经窃取党和国家一些部门的领导权，一旦形成气候这些人就会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实践证明，仅仅靠建立制度、健全法律、群众举报，上级查处，枪毙几个，关押一批的办法是不能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问题的。因此党和国家应该采取措施，要彻底抛弃以往那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错误观点，取消一长制、恢复党委领导下的企业负责制，恢复四大，从组织上制度上确实保证人民群众享有监督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权力，成立各种形式的人民监督机构，把各级干部的乌纱帽交到人民群众的手里，凡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干部；凡是欺压人民群众为非作歹的干部，人民群众就可以通过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监督机构罢免他们。　　

⑷取消四大、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这些话既违背一般常理，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人常说话不说不透、理不辨不明。“四大”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新的革命形式，后来被写进了我国的宪法。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支持这种形式，因为它符合毛泽东所购想的要通过广泛发扬民主，充分依靠群众来打破历朝历代都曾经经历的历史怪圈的方式。不让人讲话是不行的，不管是好话坏话，讲出来总比不讲好。毛主席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讲出来我们才能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才知道该支持，还是该反对。不能因为文革中用了四大，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从宪法中去掉四大。这不就是因噎废食吗？关键是要正确引导人民群众运用四大来监督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这些年来我们党员干部中出现了那么多犯错误、犯罪的问题，究其原因，取消四大、不争论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取消了四大，现在人民群众申诉冤屈、揭发那些贪官污吏罪状就只有一条渠道了，即通过政府规定的正当渠道，一级一级的向上反映或者上信访站去信访。但是现在的问题大都是一些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事，于是不少地方官官相护，相互推诿，能保就保。致使信访、申诉的事情大都被发回原单位，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遭到更大的打击报复。取消四大谁最高兴，当然是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人民群众只能是无可奈何。　　

⑸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共产党的宗旨，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就是对共产党宗旨的背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公开声明他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人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不问姓社姓资我们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不问姓社姓资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人。 　　

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好坏，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物质的状况，一个是精神文明的状况。因此，不能单纯看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还要看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精神面貌、社会风气、思想道德等等。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两个极大，即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人们思想道德极大提高。所以共产党人在为实现其宗旨而奋斗的漫长过程中，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给人民谋福利，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日子。解放劳苦大众，给人民谋福利，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日子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劳苦大群不仅仅是使劳苦大群从万恶的旧黑社会中解救出来，还包括解放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同一切反动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道德观。这项工作将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贯穿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如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以为解放劳苦大众的任务已经完成，就仅剩下为人民谋福利，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这项任务了，那么，不仅难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且我们的政权还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质变。现在我们从不向人民群众提起“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号召，而是叫人们不要争论，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味地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吃、喝、玩、乐”。只要你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到，从城市到农村，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麻将桌、游戏厅、夜总会（好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言下之意，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老百姓应当管的，国家大事是我们这些管理者的事，你们就去“吃、喝、玩、乐”吧！　　

一个执政党，特别是领导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执政党，绝不能信口开河，随便向人民群众提出那些具有错误导向的口号。既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办事。而绝不能离马克思主义之经、叛社会主义之道。　　

⑹白猫黑猫论。　　

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观点既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过去人们常常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的是，取财不能不择手段。用那些违反伦理道德的手段和方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君子所不能为的。再以战争为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政治争端无法解决时，就采用战争的手段去解决。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行为。在战争中为了取胜，是不是可以适用白猫黑猫的理论呢？在这里我们举两个史料来加以说明。第一、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千百年来，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包含于三大奇书中。即：《君王论》、《孙子兵法》、《箴言书》。其中将《孙子兵法》列为上乘之作。因为，《孙子兵法》虽然是讲用兵打仗的，但是孙子不是通过不择手段的杀人去取胜的，而是用谋略，即以不死人或少死人的谋略来取胜的。第二、近代战争法中有一个“马顿斯条款”（注：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发展远比法律的发展要快得多，但法律无明文规定不能成为战争中为所欲为的借口，目的是限制战争中交战各方采用手段的权利。这一原则是由1899年出席海亚和平会议的俄国代表马尔顿斯提出的。1977年该内容被写入《海牙第四公约》因此也被称为“马尔顿斯条款”），该条款规定，在战争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也不能使用极度残酷的武器和手段。就是说，尽管战争是极度残酷、你死我活的，也不能为了制胜，在战场上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使用什么武器，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不择手段地去使用什么武器。由此可见，“白猫黑猫论”也不适用于战争。　　

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个特定的命题，它仅仅是用能不能逮住老鼠这个具体的事儿，来作为评价一个猫的好坏的标准，而不是一个普遍规律。如果将个别现象，当做普遍规律，并将其作为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一种哲学观点、理论观点，那我们就要犯形而上学、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将其不加分析地应用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以及对人才的使用上，必然会导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极其恶劣的社会后果。改革开放后我们不就是按照白猫黑猫这一理论观点，在指导我们的工作嘛！比如，在发展经济上，按照白猫黑猫的观点，只要能致富，什么手段和方法都行。因为只讲目的不限方法，这就给那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提供了借口和条件。难怪我国这些年会发生那么多触目惊心的事件。有些人为了致富，可以不择手段，什么抗蒙拐骗、贩毒、卖淫、什么走私贩私、杀人越货全都敢干；为了致富，可以不讲诚信、无视道德、践踏法律。事实证明用白猫黑猫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确实是贻害社会的一种丑恶理论。　　

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稍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是指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中所具有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第一、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它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第一位的；第二、劳动资料，即劳动手段。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第三、劳动对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这三个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至于科学技术，马克思早已作了非常科学地界定：认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马克思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之一的劳动资料中包括有科学技术，但是，它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居于第二位。就是说再高超的科学技术也是人创造发明的。科学技术永远都不可能跃居于创造科学技术的劳动者之上。如果把科学技术放在第一生产力的位子上，那么，人又往哪里摆呢？ 　　

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不仅是同唯物史观是相悖的，而且导致了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　　

由于我们大力宣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造成了这样一个现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员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的地位就远远高于工人阶级，进而使我国第一线的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直接下降。看看近年来各企业中工人阶级的状况就一目了然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瞧不起工人，青年人都想去当干部、当技术人员，没有人志愿去当工人。正如电视连续剧《师傅》中伊厂长的女儿说的：“我才不让我的孩子长大后去当工人呢！”　　

这里产生了一个令人难解的社会现象。我们一方面大肆宣扬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方面又鄙视工人阶级，将其一步步的置于社会的最底层。那么，工人阶级究竟是光荣的、伟大的，还是卑微的、低下的。既然是光荣的、伟大的，为什么工人阶级现在会被人瞧不起，没有社会地位呢！因此，对于宣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所产生的严重社会后果，现在应该是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⑻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一群搞冒险的人，将“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他们去探险的口号，还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领导着十几亿人口，进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的政党，将其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未免有些荒唐。是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但是我们党从来都不提倡“打无把握之仗”。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我们党总是要先进行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然后集体决策，即使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我们也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紧而冒然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去打仗。在和平年代，更不能借口商场如战场而采用这种方式。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就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摸着石头过河，在全国引发了盲目发展的恶果。我们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分配制度改革，企业改革等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结果怎么呢？我们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我们的医疗改革是失败的。我们把教育、医疗工作推行市场，使教育商业化、医疗商业化。学校原本历来就是统治阶级为他们自己培养和造就人才的地方。无产阶级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然而我们却放弃了这一阵地。各个学校不再明确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素质教育也名存实亡。教育已成为了办学者的摇钱树。学校盲目贷款、盲目扩招，目的已不再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而是为了赚钱。现在有的大学生连挪威是个国家都不知道，就连中国外交部长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究竟做什么并不明确，他们价值观念取向多元化、个人利益价值取向强化；大学生道德观念模糊、责任意识不强，有些人存在有及时行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竞争不能顾及道德和良心，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等观点；不少人过分追求个性，忽视自身能力的完善。这就是教育商业化的结果。再以奥数为例。一个奥数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发出了多少文件，进行了无数次表态，结果依然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至今奥数依然风靡全国。原因就是这里有经济效益（一切都要为经济工作让路）。如果禁了奥数，那将会断了一部分人的财路。于是明明知道奥数扼杀了少年儿童纯真的童心，明明知道奥数使少年儿童失去了童年的欢乐，明明知道奥数使无数家庭为之付出了不必要的财政负担、精神负担，夺取了他们多少永远也无法挽回的美好时光，但却依然要明里、暗里加以支持。或者用小骂大帮忙的办法、或者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抓一阵松一阵，就这样半遮半掩的使其至今仍然“长盛不衰”。医疗商业化后，许多医院将救死扶伤的标语从墙上取了下来。病人没有钱，没能按时交纳费医，医院就可以公然从病人身上拔掉针头，不给其治疗。垂危病人放在地上，因为交不起钱，一家人眼睁睁的看着其死去。现任重庆市市长的父亲就是因为交不起钱而死在医院的过道里的。这难道就是我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吗？矿山资源是国家的财产，我们却将其承包给一些私人矿主，他们缺乏技术、设备简陋，企图以最低的成本获取巨大的利润，结果事故不断，不但草菅人命，使很多农民工命丧矿下，而且大片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我们这一代人急功近利，将其破坏殆尽，后辈儿孙怎么办？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工人与管理者的收入差距拉到了几十倍，有的人一年挣的钱是十几个人一辈子也挣不下。于是有些人常年酒天花地、出入大宾馆大酒店；有些人包二奶、养情妇（有的竟然情妇多至上百个）真是妻妾成群。这就是繁荣背后的真情。正像电视剧《师傅》中所说的那样：我多么想往过去的那个时代啊！现在人心散了，那时我们生活虽然困苦，但人与人之间是真诚的，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弄虚造假，没有坑蒙拐骗。　　

⑼推行一长制。在企业中党不是领导者，只是起监督保证作用。　　

一长制是前苏联曾经在企业中推行的一种制度。建国初期我们当时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也在工厂中实行过一段这样的制度。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不利于党对企业的领导，仅仅实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停止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将其作为一个新玩意抬了出来，还真把它当成了一个法宝，很快在全国进行推广。接着又效仿西方国家，推行公司制，不几年公司化就遍布全国城乡。这样工厂也好、公司也好统统试行一长制。工厂叫厂长负责制，公司叫经理负责制。就是说无论是工厂厂长，还是公司的经理他们都可以一个人说了算。至于企业的党组织，不是企业的领导者，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因此党委书记并不掌握企业和公司的实权，党委会并不是决策机构，再加上推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理论，掌权的厂长、经理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吗？实践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尤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没有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他们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当时重新上台的干部中就有一部分是原来的走资派，他们怀着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大肆诽谤毛主席、丑化毛主席，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本主义社会好，把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说的一无是处、一塌糊涂。当时的年轻人真搞不懂，究竟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无所适从，从而出现了信仰危机的问题。再加上整天灌输在他们脑海中的就是要人们不要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化；不要争论，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看到的就是经商、下海；就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就是有钱的就是爷（至于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并不重要），于是社会上炕蒙拐骗、投机倒把、制假卖假、卖淫嫖娼、吸毒贩毒、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皮包公司随处可见。总之只要能发财，干什么都可以。至于政治思想、道德情操、共产主义理想统统是假的虚的。存在决定意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且逐步走上工作岗位，加入了共产党（他们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走上领导岗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他们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其中部分人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们不喜欢甚至反对共产党，认为西方的两党轮流执政好得很。在有的场合公开散布我们国家不民主、没人权都是一党专政造成的。如果让这样一些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思想上却反对共产党，或者干着违背共产党宗旨的人来领导我们的事业，那竟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⑽自封“自己是党的一代领导人”，党内生活极不正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几届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总书记都不是党的一代领导人；不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位子上的人，却成了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九八八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会见了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但却不算会见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不明显的是“垂帘听政”吗？）。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客观地看待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任何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集体决策。决策时发挥核心作用的人物，有时并不一定就是党的一把手，但按照一般常规，党的领导人的“划代”却不是以决策时发挥核心作用的人物为标准进行的，而往往是以党当时的第一领导人来确定的。因此，不管这一届领导人是多么的无能，犯有多么严重的错误，但他们确实是我们党当时的一届最高领导人，怎么能够无视他们的历史存在，而把他们排斥在“划代”之外呢？可见，对我们党在建国后领导人进行的所谓“划代”，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做法，它既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能说明我们党当时的党内生活是极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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