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书生：请看凤凰网的《92派报告》

92派企业家，是指92年南巡讲话后，从体制内涌向体制外的一批企业家。
当然，企业家只是个掩耳盗铃的称谓，谁都知道，这些人的本名叫做资本家。

 

（一）凤凰网想报告些什么呢？
2012年，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房价高企、物价攀升，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正在给社会造成巨大张力。偏在此时，凤凰网推出了《92派报告》这个专题，并以“2012，改革快跑！”为副标题，来大肆宣扬改革的成就，并呼吁加速改革。

凤凰网首先引用了《南方日报》的文章说：“当时，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如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等，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将之称为‘92派’。”

于是，我们看清了92派资本家的本源出处，他们并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政府官员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

《南方日报》继续说：“国企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然后，举出了国企服装厂负责人步鑫生的例子。步鑫生身为海盐衬衫总厂负责人，通过积极的经营管理，使这家国企盈利百万。但很快，随着省厅下命令让步鑫生建设西装生产线，海盐衬衫厂的西装开始滞销，最后，企业陷入了亏损。
文章认为，改革初期所推行的国企承包制无法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所以无法发展中国经济，并指出，中国通过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政企脱钩”、“股份制”、“上市”、“产权改革”、“国资委”、“管理层收购(MBO)”、“外资并购”等等，最终在十七大指明了我国的经济出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读到这里，我真是惊叹中国语言的丰富。这些词语读起来是那么冠冕堂皇，但其实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通过这些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私有化的全部过程。如果说承包制和股份制是最初的铺垫，那么“管理层收购”和“外资并购”则是最实质的环节。想到这两个词所代表的真实含义，简直触目惊心！
当然，中国的改革与苏联解体不同。因为中国设立了国资委，在体制内还保留着国家的命脉企业。

文章继续用欢欣鼓舞的口吻说道：“似乎一切都是在为1992年打基础。是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了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国企收购者黄鸿年应时而生，这位“港商”掀起了国企并购浪潮，短短14个月里，黄鸿年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并完成了海外上市，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二）92派开始报告
92派们即将上台演讲了。
然而首先登场作开场白的许小年并不是92派，至于是什么派，请大家自己判断。
许小年是从美国归来的经济学家，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经理。
他说道：“现在社会上有两股浪潮......一个是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另一个是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人群之中，有官员子女，有成功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两股浪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企业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
我读到这里十分惊讶，这么一个聪明人，居然可以公然颠倒是非黑白。
大学生考公务员，正是因为“先富起来的人”已经占领了中国市场，大学生无法创业，也不愿打工；而向海外移民的，则正是那些在私有化中赚得盆满钵满的贪官富贾们，他们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许小年继续发挥他的超强的联系能力，他断定道：“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
之后，他举出了一堆例子，首先指责国有企业的扩张，其次把矛头对准政府部门，指责政府部门的权力寻租，最后干脆对中国的两极分化做了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鲜明”论断：“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中的腐败、土地的垄断供应以及垄断行业的收益。然而寻租者总是把舆论压力导向生产者和经营者。”
换言之，他认为正是政府的权力寻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

读到这里，我的想法是，政府的腐败和寻租肯定是有的，但许小年把体制外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隐藏得一干二净，实在是太过于不要脸了。
连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和英国的金融时报都承认资本主义会造成贫富差距，你许小年居然还在这里指鹿为马，试问，你到底是何居心！！

 

终于，许小年的开场白作完后，凤凰网贴出了对92派企业家们的采访实录。请看这些人的粉墨登场。

冯仑（参与创建了万通集团以及中国首家私有银行——民生银行）
凤凰网记者问冯仑：“体制内的经历、以及资源和人脉对你20年的经商生涯有没有提供便利？”
冯仑点头承认，但承认得十分含蓄：“应该说我们比更草根点的从业人员多了一些方便之处......比如1992年,我们拿到体改委的文件，我看了两遍就全明白了，因为我以前参与过这些，知道哪些能做、该怎么做，就把握住了时机。这就跟体制内的经历有关......再比如陈峰，如果之前他不在民航总局工作，怎么知道报批呢？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海航。”

我们看到，资改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伟大的光明的东西，它从头到脚都流着不公平的血液。

对这种不公平得来的财富，92派们担心得夜不成寐！冯仑说道：“今后十年，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历史上有这样的教训，1956年我们的企业敲锣打鼓捐款，捐完之后出现了什么结果呢？60年代初遇到大饥荒，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捐款的企业家全部被整治，家破人亡。如果我们只有善心，甚至是裸捐，但假如没有社会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结果将是很恐怖、很骇人听闻的。”

原来他们也有害怕的东西。我这人说话直接，就直接讲出来好了——他们害怕老百姓再革他们的命。
中国的私人银行家，看来夜夜都害怕小命不保呢。
那么他们希望的政治体制又是什么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也是一名92派，他对自己所占的体制内的便宜，就供认不讳了。
1969年，王梓木去了五七干校，可惜的是，参与劳动和接触马列著作，并没有能够‘改造’他的思想。
80年代，抽调进入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90年代初，进入国务院经贸办。
92年南巡讲话后，他决定下海经商。请看朱镕基与他的一段对话。
朱镕基问：“你在经贸委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筹建保险公司？你的股本金从哪里来？”
王梓木给朱镕基列出了投资者名单，都是大型国有企业。
朱镕基说道：“国有企业赚点钱可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王梓木问总理还有什么吩咐。
朱镕基说道：“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看完这段话，我又是触目惊心。
一个国务院干部，利用体制内关系让国有企业出资，自己搞私有保险公司。

这位王梓木还有一个“跳水理论”，他说：“跳水一定要选择五米跳台。三米太低，十米太高，五米最好。我选择在司长这一级，感觉正好站在五米跳台上，这个时候再不下海，就永远也别下去了。为什么？太早了下去，体制内积累不足，难以做大；职位太高了再跳，动静太大，有失常理，别人会认为你真的疯了。”

真是一语道破真相啊！

当然，如果你认为92派都是这种口无遮拦的实话主义者，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其他的92派在接受采访时，纷纷撇清了自己与体制内的关系，俞敏洪说：“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不是寻租企业家。要寻租也容易，但我从没那么做过。”
王梓木的跳水理论和俞敏洪的“撇清”理论，到底哪个更接近于实话，各位还请自己判断。

 

当然，不可否认，在10万下海公务员中，肯定有些人是白手起家的，比如慧聪集团董事长郭凡升。人家是受90年的前一年的事件的影响，被强行踢出体改委的。后来从中关村收集广告信息开始，生意逐渐做大。
他说了如下实话，更是惊世骇俗：“我们这批人，并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拨‘下海’的，之前还有两次下海潮，分别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一拨人一般都是找工作有困难的，当时有人把他们称作‘剃了头、坐过牢的’，走投无路只得下海；第二拨有不少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关系拿到批文，做‘官倒’，靠钻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的空子赚钱。”

看来92派，只能算是资本家中的中层人士了。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
这三批下海经商者，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资本家阶层。第一批是真正的体制外资本家，第二批是官僚资本家，至于第三批是什么，那就要看你是否相信王梓木的“跳水理论”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郭凡生承认，他的慧聪集团曾发生过重大的投资失误，导致业绩下滑。

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上面所提的海盐服装厂的例子，所以要问问《南方日报》：既然资本主义也有投资失误，那么为什么计划经济不能有投资失误呢？

 

（三）笔者华夏书生的观点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
如果第一批下海者还能算是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那么第二批和第三批下海者，则是对公有制经济的肆虐鲸吞。
无数革命先烈换来的人民国家，就这样被少数人据为己有。
说实话，身为80后，我深感痛心！

随着公有制的式微，这三批资本家开始主宰地方经济。
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后两批资本家具有体制内背景，所以他们能对体制内官员形成强大的政治游说压力。

为何“改革开放”这面大旗，一定要屹立不倒呢？

这些问号我无法给出回答。

但为什么凤凰网、南方日报、还有92派们，要拼命推进政治改革呢？
这个我可以回答——他们要做的，就是彻底扎下私有制的树根；他们知道，如果大型国企还在掌控着经济的火车头，他们这些人就会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成为改革失败的祭品；他们需要一种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拿他们开刀。
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的广大百姓当然希望政府能够解决。
但是请问，哥哥会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吗？

我们不得而知。
......

 

（四）对中国左派的批评

恨铁不能成钢啊！
早在主席在世时，中国的毛派就已经不团结了，坐飞机的坐飞机，搞小帮派的搞小帮派。
主席死后，则更是一盘散沙，鲜有精英人物。
真正的无产者，只剩下体制内下层员工和体制外的下层工农了.....

这些下层的无产者，根本没有人给予马列主义的引导，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中，但除了默默忍耐，别无作为。

看着人民的财产在30年中被侵吞殆尽，看着宪法规定的“无产阶级专政”被彻底无视，毛派们却在忙着打嘴仗，为毛主席的名誉苦苦地辩护。
我曾经指出毛体制的不足，但毛派竟认为我是在批评毛主席。毛体制，不等于毛泽东的体制，因为一个时代的体制，是由这个时代的世界形势、领袖、官僚和民众共同促成的，批评一个体制的不足，不等于是在批评领袖。
有的网友说毛派已经成熟壮大，但我以为，毛派还十分的稚嫩。在理论上，没有拓展和建树；在行动上，则把维护毛主席的名誉作为几乎唯一的事务，甚至敌我不分，矛头乱指。

很多毛派，始终把失败归咎于敌人的顽固不化。
但是看了此文，你是否还是这样想呢？
在改革开放中捞到巨大好处的官僚资本家们，他们的官是不是毛时代就当起来的呢？
他们的儿子当官的当官，经商的经商，这个权力，是什么时候积累出来的呢？

实际上，斯大林体制是必定会产生计划经济失衡的（主要是工业发展过快，农业无法给予支持，导致生产瓶颈和消费品短缺），也是必定会产生官僚特权阶层的。于是，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必会利用经济运行失衡的时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文革，就是对斯大林体制强行实施的外科手术。可惜的是，外科手术治不了内科病。（治内科病的良方，在马列的文章中可以找到，但药引是：无产阶级需要逐渐成熟）

 

有些朋友认为，问题仅在于丧失了意识形态教育。我以为，这些人并不懂马列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都丢了，你的意识形态又能从何谈起呢？既得利益者会因为看了本马列就人格回左吗？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

 

还有些朋友，对马列主义一知半解，居然说中国利益大于无产阶级工农利益。
要知道，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是一个全世界的国际性运动，因为她的对手——资本主义——已经超越国家层面了。

在列宁的领导下，国际主义精神被发扬光大。到了斯大林时期，这个精神有些打折，斯大林死后，则荡然无存。只有在毛主席这里还能体现出国际主义的马列精神。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你爱国，就要爱那个宪法里写明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这是宪法白纸黑字写出的），而不要去爱那个官僚资产阶级兴风作浪的中国。后一个中国，是人家的工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最后，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搞知识分子精英团体，搞儒学复兴，精力都花在之乎者也上，对下层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属于哪类左派。

 

真正的工农左派是谁呢？
是毛主席。
以及那些曾经和正在为工农利益付出努力的马列主义者。
这样的人不多，但我希望在未来，能够越来越多，直到宪法中的那一句话得到真正的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