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改革一旦走上邪路就是彻底的罪恶

为什么老百姓一听到改革就恐惧？

改革的年代，听到最多的语言就是打倒既得利益集团。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没有被打到，反而像恶性肿瘤一样急速膨胀。

改革前有没有既得利益集团？本人说，这个可以有。近几年，网上有关改革前历史反思的文章不少。本人通过阅读这些文章，知道了那时可能得确有既得利益集团。

据说，那时有个中央高级领导，喜欢喝茅台酒，可是，他的工资不允许他经常去喝茅台酒。当时，国宾馆在招待外宾后，把喝剩的茅台酒一点点地积攒起来，每积够一瓶，就把它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出去。可是，这个价格比较便宜的的茅台酒普通的老百姓是买不到的，可这个家伙，竟然利用特权，经常去买那些便宜的茅台酒。

后来，这家伙倒台了，最后老死在监狱中。这家伙倒台后，他的这点不光彩的旧事就被抖了出来。人们终于明白，那个时代也是有既得利益集团的！

那个家伙倒后不久，改革就开始了，改革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打到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咱老百姓被欢欣鼓舞了，打到了既得利益集团，今后那比较便宜的茅台酒，咱老百姓也该能够买到一瓶了？

改革了，那便宜的茅台酒还是没有卖到。不过，顶天立地的工人阶级倒是真正体会到“顶天立地”的滋味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工人的住房是单位分配的。当时，民间流行这样一段谚语：二层、三层，亲戚关系，四层、五层，干部领导，工人阶级，顶天立地。好的楼层，都被领导和关系户搞走了，那普通的工人，也就只能“顶天立地”了！

后来，市场经济了，也要房改了，这下，咱老百姓又被欢欣鼓舞了！市场经济不分官与民，有钱就可买到好楼层。那些利用特权搞好楼层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下看你还咋牛逼？

后来的结果，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咱老百姓真呀真的很苦恼，再也不会有自己的房。既得利益集团真呀真的很高兴，家有几百套房子无人住。

就这样，咱老百姓以后一听到改革，总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不过呀，媒体总说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革。于是，老百姓都很郁闷：难道这既得利益集团是些傻逼？（午夜星辰1968/应县章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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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吴敬琏：中国需要的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改革

灵台山隐

批判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问题。

最近，吴敬琏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我老人家对其很多观点不能认同，甚至坚决反对。如：

1、吴敬琏说：

“中国人的仇富心理是来自于‘仇腐’。这样就很容易自发地产生‘凡是有钱人就是坏人’的想法。有的人是靠权力致富的，有的人是靠勤劳致富的，你把它混为一谈就不对了，就有转移目标的嫌疑”。

翻开中国极少数富人的致富史，请吴敬琏先生逐一述说：哪一个富人属于你所讲的“靠勤劳致富”？

我老人家不敢保证所有的富人都非“靠勤劳致富”，但我老人家相信，“靠勤劳致富”的富人是个别现象。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贫富分化如此极端的中国，吴老先生告诉人们富人是“靠勤劳致富”的，真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2、在讲到民营企业家灰溜溜的时，吴敬琏说：

“目前移民的是两类人，一类是知识精英、专业人员，另一类就是企业家”。

吴敬琏在这里讲“知识精英、专业人员”，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增加他讲话的“正义性”，有故弄玄虚、存心不良之嫌，我们且不管它。

与农民工比起来，与广大的下岗工人比起来，与广大的工人农民教师解放军等比起来，谁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当然是企业家阶级。

被改革的广大人民为什么不移民？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阶级为什么要移民？

显然是这三十年中，肯定有些什么东西错了，需要改！

但我老人家相信，正确的改革方向一定不是吴先生说的那样！

好了，不再对吴先生进行过多的指责，他的很多观点，不过还是老一套，什么好的市场经济啦，什么坏的市场经济啦等等。你这个市场经济的教师爷，面对在自己指导下搞出来的怪胎，也好意思在人前说。

而且，市场经济到底如何，人民感受之苦、之深、之血泪斑斑，吴老先生完全可以到人民大众中去访一访，问一问。

自1840年以来，仁人志士们变法图强的一次次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一开始，人们以为中国的落后不过是洋枪洋炮问题以及制造洋枪洋炮的经济问题，可是当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人们一下看清楚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可是，从康有为的变法到孙中山的革命，直到推翻了清王朝，中国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这时候，人们又看明白了，中国的问题出在文化这个总根子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必须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的清算，用中国的新文化来引领中国重新崛起。

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仍有人在实业救国，仍有人在政治救国。最后，中国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按照砸碎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新世界的思路，通过领导人民进行完全的自身解放来重建新中国。

在新中国的建设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终还是发现，中国发现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问题，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就不能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近三十年来，中国完全否定了文化革命这个思路。三十年后，面对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向文化革命这个思路回归。

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面对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外，三十年来什么体制没改得面目全非？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看那上面写的，与现实的差别是不是太大了？

吴先生在这时候，叫嚣的政治改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人们不需要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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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就不能对改革评头论足呢？

----因为我们是改革的当事人呀，难道我们就不能对改革的得失进行评说吗？

汪华斌

        这几天我的邮箱里经常收到网友的指责，说我不应该对改革评头论足；说全国人民都对改革唱赞歌，就只有我总说改革的不是；说这是阻碍改革的行为。我就不明白了，我们社会能对文化大革命评头论足；咋就不能对改革评头论足呢？我们社会既然敢对毛泽东几几开，为何就不能对改革几几开呢？文化大革命中的利益失去者可以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

为何我们这些改革的利益失去者就不能对改革说三道四呢？

我这次在美国才知道，世界上任何国家或社会都在改革；只是我们社会在高唱改革，而人家的改革是一种日常行为。如美国的官员就说，‘改革的目的就是两个，一是使社会更加公平；如美国对富人加税和对低收入者退税；二是使社会生产力增加，如美国的新移民政策实际就是要吸引中国和印度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到美国是提高了美国社会的生产率’。这就是说改革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在改革。只是我们的改革在口中唱，而人家的改革却是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其实任何改革肯定会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失去者，正因为如此就应该允许这些利益失去者发表意见；这样的改革才能更加公平。如美国的对富人加税，就允许富人发表意见并公开讨论；所以美国也有很多人反对这项改革，但反对不等于就是正确的；因为社会公平需要这项改革。从这里我们看到改革有阻力才正常，而没有阻力也就不是什么改革了。

然而我们社会的改革是没有阻力的改革，如我们的国有企业改制；因为它损失的是我们的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并不等于具体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社会的人对改革没有阻力，这就是中国特色。因为改革使部分人得到好处，而大部分人又没有失去什么。因为我们社会的人并没有从国有资产中得到好处，所以大家对国有资产流失也就无所谓。这也是我们社会随着改革的进行，最后国有资产是大面积流失；可我们社会竟然没有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改革。

由于我们是‘摸石头过河’的改革，当国有资产流失使部分权力者暴富后；从而刺激全社会的权力者‘以权谋私’。由于绝大部分的‘以权谋私’所侵犯的是集体或国家财产，所以‘以权谋私’同样也没有在我们社会引起争议；只是部分‘以权谋私’行为涉及到了具体人，如拆迁等，这样我们社会的侵犯权利的行为才引起轰动。但我们并没有对‘以权谋私’的行为痛恨，反而认为这应该是改革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社会直到今天还对它很宽容，因为大家其实都想‘以权谋私’；谁叫我们是一个全民所有制的社会呢。

我不是改革的阻力，因为我是一个管理者；管理者追求的改进实际就是改革行为。正因为如此，改革初期我还是改革的积极分子；因为我幻想通过改革得到公平，谁知我们的改革却向不公平的方向迈进；于是我被改革抛弃了，从而也就成为我看到的改革总是阴影；这也是我总产生灰色见解的原因。因为既得利益者沐浴在改革的阳光里，所以他们看到的改革当然是阳光明媚；而我却是在改革阳光照不到的角落，结果在改革阴暗面的我自然看到的改革结果不同。这也是为何我们社会官员与老百姓的观点对立的原因，因为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而看到的结果自然也就大相径庭。我们的官员看到的改革是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而老百姓看到的却是官员的腐败和社会道德的沉沦；我们官员看到的‘三公消费’带来的是社会GDP的快速增加，而老百姓看到的‘三公消费’带来的是全社会的假冒伪劣。这就是我们的改革，一个官员与老百姓认识完全对立的新生事物。

既然我们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社会，我们又为何害怕对改革的不同声音呢？难道我们‘摸石头过河’的改革全部都是正确的吗？既然是正确的，我们又何必禁止对改革的不同声音呢？因为这改革的不同声音，它能使改革更加完善呀。更何况我们今天的改革并不完善，难道就不应该对它拨乱反正吗？

其实我不是改革的救世主，我也不想评论改革；因为评论改革的人很孤独，最起码是没有组织的呵护。我只是一个平凡而又倔强的管理者，我也想有一个温暖的组织怀抱让我抵挡人生的寒冬，我也想有个坚实的单位臂膀让我静静休息停留；多少次，我是一个人面对人生的烦琐；那种迷茫和无助，无法用语言来诉说；多少次，回头看着自己孤独的脚印；一种涩涩的酸苦，让我的泪水涌上心头！可是它却不是我自己竞争的结果，而是由改革强加于我的；正因为如此我这暴露在改革风雨里头的人呐喊与呻吟几声，难道它就能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改革吗？

改革，难道我们这当事人都不能对你评头论足吗？还需要把你留给后人评价吗？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如何校正改革的方向呢？我迷惘，我疑惑；我真心地希望十八大能对改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改革还关系着我们今后的命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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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搞运动式改革

清风飘絮   

      运动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无一例外地走了回头路，运动式大跃进、运动式国企改革、运动式对外开放、运动式城市化建设等等，都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发展，也不断的破坏了社会共识，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个信号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否则国家将一轮又一轮地走向苦难和深渊。

      对于改革本身来说，运动式改革同样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回头路，“改革的顶层设计”蕴含着着运动式改革的巨大危险。因为“顶层设计”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原则，主流精英影响下的“顶层设计”又极有可能成为最终方案，而主流精英一贯的反人民立场不断地破坏者改革的共识，让大多数人对改革失去了信任，新的对立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这样下去是极其危险的。

      “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有被套上紧箍咒，必须在全民共识基础上达成一致，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必须有某种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底线，决不能笼统地就占人口极少数的主流精英的价值观强加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头上，决不能让占人口极少数主流精英的特殊利益凌驾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头上，决不能让新一轮改革成为占人口极少数主流精英剥夺绝大多数人民财富的借口，决不能让新一轮改革成为新一轮社会矛盾和对立的导火索。

      “改革的顶层设计”很有必要，但脱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反人民顶层设计”是万万要不得的，也是行不通的。“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尊重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为出发点，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落脚点。如果“顶层设计”更多的是按照占人口极少数的主流精英的一厢情愿和特殊利益而设计，那这样的“顶层设计”就是不得民心和反人民的，就是没有社会共识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就不会去拥护甚至是抵制和反对这种“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也就只能以运动式得方法强行推动，这样的效果显然是最差的，并且是最反动的。

      “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必须以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现共同富裕，维护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维护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和独立为底线，这是“顶层设计”的方向，也是最根本的，含糊不得，不能有任何干扰和怀疑，否则就会走向邪路和万复不劫的深渊。其次，“顶层设计”必须搞好充分的调研，到最基层去听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在设计上必须首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到最基层调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次调研就能了解全部情况的，必须充分考虑到底层调研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要注重基础调研的科学性，畅通人民群众对顶层设计的反映渠道，听取最广大人民群众最真切的呼声和要求，全面、准确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正当利益诉求，排除占人口极少数的主流精英的蒙蔽和干扰。再次，“顶层设计”不能搞一刀切，必须考虑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特殊性，要允许并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在框架内先行先试，不断探索，这要具体到每一个省、市、县、乡镇、村，甚至是每一个村民小组。

      只有这样，“顶层设计”才不至于走过场，才不至于被强行搞运动式推动，才能更加凝聚改革共识，推动改革向正确方向前进。总之，改革的运动式推动不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不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只能葬送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庆经验”深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重庆经验”给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可贵的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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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热切期盼的“新改革36条”（第3版）

开坦克过海2

（E政广场综合提案中为第1版，现为第3版。改版主要增加有关个税改革等新增内容，以及房产税等方面的修改内容）

0、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中，按各阶层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确定其相应的人大代表人数；例如，全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约60%，则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人数不得低于60%；影视娱乐圈人口占总人口的不到0.1%，则其影视娱乐圈歌星影星代表人数不得高于0.1%；地方人大代表的产生，县级及以下全部无记名海选产生，并逐步过渡到市级人大代表也由海选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在各级地方人大代表中产生；所有人大代表的个人及家族财产、亲属子女就业等所有信息必须全部公开；所有在任官员不得参选和被选为人大代表，但应参加人代会，接受人大代表对其工作的监督、质询等；

1，全国人大切实履行对“一府两院”日常行政工作的严格监督和审查；尤其强化对国务院近年来频密的“非公XX条”及整个政府系统“招商引资，引进外资”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和部分法规进行系统全面审查；尤其强化对政府系统机构设置及公职人员编制的监管，坚决要求政府裁汰机构，精简人员，建设高效精悍的政府系统；

2，公布官员个人及家族财产，公布官员直系亲属财产及就业信息；公布全国裸官信息，尤其要公布裸官用以亲属移民的资金来源，并逐步将所有裸官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场；对贪官污吏实行“连坐”制度，即提拔任用贪官污吏的上级领导和组织机构领导须同步接受调查和问责，贪官污吏家族成员如有因其贪腐而住豪宅或移民或留学或就业等享受了贪腐好处的，一律至少以“包庇罪”或“共谋”接受法律严惩；

3、公布目前所有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高管层所有人员的个人简历信息及家庭情况，因为国企央企是全民全国共有财产，其掌门人及管理层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比政府公务员还要重要，必须等同甚至更加严格于对官员公务员的监督，因此国企央企高管必须参照官员实行财产公开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而且，国企央企高官薪酬标准必须提交人大审议表决后执行，而没有把国企央企经营管理好的必须滚蛋；

4、立即建立全国统一的由中央多部门联合监管监督的反腐败网络平台如论坛等，不设限制地接受全国民众的举报投诉，并且除涉及国家国防领土主权等国家安全可能是机密的除外以外，其他所有涉及经济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黑恶保护伞等举报投诉哪怕是怀疑等帖子，必须全过程公开，并却全过程公开调查及处理结果；

5、立即停止目前所有的“三公消费”拨款和财务报销，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经费只限于办公设备及人员工资薪酬发放，即等同于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支出；而且仅按目前各级政府“公车”配备情况，十年不增加新购车辆，都足够用了的；出国“考察”一律提交省级及国务院备案批准方可；“公款吃喝招待”全部取消，仅限于中央部委和省级外事接待保留并统一标准和费用标准；

6、全面清理清查历次改革以来的国资“流失”情况，追查相关责任人和犯罪分子，必须将借改革之名侵吞国资的国贼们悉数捉拿归案，接受人民的公开审判。

7、放宽民众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舆论监督自由，尤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对发生群体性事件、讨薪事件、黄赌毒黑恶事件等典型地方治理不力、社会矛盾突出的地区，实行“一票否决”制，先立即就地撤销该地区负责官员职务，经第三方调查后如果涉嫌充当保护伞等犯罪行为的追究刑责，如果是个人能力问题的让其下岗自谋生路；

8、改革官员及公务员招录制度。非选举程序产生的官员干部招录，不能设置学历、年龄（也可规定70岁之前）和性别等歧视性规定，招录竞聘过程必须全过程公开透明，被录用人员必须在完全公开个人及家族财产子女亲属就业等所有信息的前提下，才能上岗；普通公务员招录与此类似，所有最后被录用人员必须公开个人全部信息包括自己直系亲属的财产、工作就业等所有信息，接受全社会监督；鼓励普通港澳台居民参加大陆公务员考录招聘，考录，录取和监督机制与对内地考录人员一视同仁;

9、改革问题官员再上岗制度。所有经过问责、去职、撤职等查处以及自动辞职下台的官员，原则上永远不得再进入政府系统，而且自其下台的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其一切薪资待遇发放，并将此财务状况完全公开；该类问题官员的重新启用，必须进行事先公告、公式和民意调查，在获得资格后还必须参与相关岗位的社会公开竞聘程序，如果其竞聘成功了，方可入职；所有未经过该程序而暗箱操作异地或异岗重新上岗任职的，除了该任职无效外，相关决策领导一律撤职查办。

10、立即着手修改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力争三年内将目前针对个人收入征收所得税的做法，全部改为按居民家庭年总收入征税；或月度按个人收入征税，年终按家庭总收入实施退税或补缴税；

11，改革政府工作方针。实行“群众路线”的政府工作制度，各级政府所有政务及财务，只要不涉及机密类的必须在政策措施设计、制定、实施和绩效评估等方面，全程透明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批评和建议；凡是没有经过此程序公开的政府行政内容，一律无效，相关领导和责任人须受公开的处分直至下台；

12、立即取缔城管，所有城市管理工作，全部交由公安警察部分负责；各地区公安派出所和交警队伍，每天要有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警力全部走出办公室办公大楼，在所辖区的城市和农村进行巡查；城管取缔后，城市小商贩的经营管理采取“划定地段、严格卫生管理、严查缺斤少两、提供专用地段”等更加人性化的引导式管理，且全部由巡逻警察和交警来负责；

13、各级政府宣传部及公检法部门工作人员，每年必须要有不低于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深入城市社区和农村，积极主动地开展民主、法制、法律等宣传活动，让所有城乡居民深入系统全面地了解现代民主与法律常识，培养其自觉主动的现代民主法律意识、参政议政意识和自觉主动监督政府的意识；

14、在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措施方面，立即实行“实名负责制”制度，所有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条例等，必须向全社会公开参与拟定的专家人员名单和决策者名单；以往重要法律法规的拟定人员名单也要补充公开，例如《强制拆迁条例》、《城管条例》以及“嫖幼罪”等法律法规的拟定人员名单和决策者名单必须公开；

15、统一全民退休养老保险制度，立即将官员公务员退休养老统一纳入目前已经运行多年的社会保险系统，与目前参保市民一样，由官员公务员及其所在单位自缴保费参保，而且由政府替公务员缴交的部分保费必须全部明细公开，缴交费率及金额必须提交人大审议表决通过后再执行；

16、改革政府独享的计划体制福利。政府机关单位从中央部委机关到地方各级，目前独享的机关单位免费“大食堂”自助餐大锅饭及机关免费“幼儿园”等“计划体制”福利，必须立即一刀切地全部废除，尤其要取消政府食品“特供”制度，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用餐及子女入托入学与市民一致；

17、立即实行全国12年全免费义务教育，政府统一均衡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尤其农村校舍、师资配备及待遇不得低于当地城市教育资源配置，针对农村特殊情况，大幅度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以引导优秀师资到农村工作；

18、立即降低高校教育收费，逐步实现财政经费支持的公办高校全部免费；“上不起学”是之前教育改革的恶果，必须立即纠正过来，而直接第一步学费减半，第二步全免费，是立即改变“上不起学”改革恶果的直接有效也是最简单的新改革措施；

19、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必须从目前全球倒数末尾的状况，提升到当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即4%，并逐步改革过渡和国际接轨到与欧美国家持平即超过5%；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富国，根本不存在没钱的理由，教育支出必须跟上；

20、立即废除全民学英语的错误英语教学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仅将英语作为高等教育阶段的普通外语选修课之一，引导学生将大量精力和时间用于专业知识学习与个人科研兴趣爱好发展；职称评定中取消英语考试；

21、改革国家科研资助制度。在逐年加大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财政资金总量的基础上，将目前国家各部委财政支持的科研资金纳入统一监管；对所有科研项目的资助实行“宽进严出”的标准，即重在最终科研成果的考核和成果公开公示，而不是目前重在申报方面的数量限制，以此鼓励更多科研人员和科研爱好者获得资助，对科研成果弄虚作假的追回资助资金并严厉处罚；

22、改革海外人才引进制度。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大幅缩减对经济学、人文、外语等领域海外人才的引进，而过渡到主要引进自然科学、理工、工程、医药医学等科学技术领域的尖端人才和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才俊；与此同时，要抛弃“重洋人轻本土”的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思想，一视同仁和待遇平等地对待本土人才；

23、立即全面彻底降低医药费，医疗设备诊治费等；主要通过深入系统调查医药制造企业生产成本尤其是目前其出厂价，然后强制实行远低于目前价格的微利医药医疗设备诊疗费用，并全部公开，接受民众的监督和举报；所有公立医院医护人员个人待遇与药品设备诊疗费用等脱钩；大力鼓励但有效监管民间平价药店发展；解放军驻各地军队医院，一律回归原“为人民服务”宗旨廉价优质服务地方百姓的福利型“爱民”医院本质，加大军队医护人员培养并均衡配置优质医护人员到全国各驻地医院；

24、立即对全国城镇二套及以上住房实行高额累进级差房产税，或者超过一定面积如人平超过60平米且拥有第二套及以上房征税，比如第二套房每年征收房屋市价15%的房产税，第三套征收30%，高档豪宅别墅征收税率不低于50%；如此方可立即降低房价到合理水平，解除高房价对经济和民生福利的绑架与劫掠；

25、全面评估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所有稀有战略矿产资源立即大幅减量出口，并大幅提高出口价格，在三年内过渡到稀有战略矿产资源零出口，并同时建立各种战略资源储备，积极从国外进口战略资源；全面系统审查所有大江大河水电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切实保护流域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统一食品安全的国内和出口标准，并逐步提高和统一到当前“特供”食品标准；严格监管转基因农产品的研发和商业推广，禁止主粮品种的转基因品种销售和商业化种植，全面系统和前瞻性地评估转基因农产品的生态危害；

26、立即彻底废除吸引外资引狼入室式的主动让外资控制我国各产业的旧政策，将国民经济发展壮大的主力转到依靠国内14亿人民的力量，而不是依靠洋人，以此将大量产业利润留在国内藏富于民，如此则内需不用拉就会自然兴旺起来；尤其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并协助参与国际竞争，夯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使其惠及于全民；

27、立即行政命令各级政府部分，全面搜寻和救援流浪乞讨儿童，并全部安排入学就读；立即行政命令各级政府，全面系统深入清理清查血汗工厂，对拖欠薪资、劳工条件不符合规定的、非法用工的血汗工厂全部关停并转、限期整改出成效；处理不力的地方政府及官员接受调查问责和处分；

28、全国煤矿立即全部重新国有化，并将所有临时挖煤民工纳入煤矿系统永久性国企职工体系，组织科技力量和相关产业攻克煤矿垮塌瓦斯爆炸等矿难不止的根源，煤矿下井职工必须实行休假调养制度；

29、从今后，将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科学合理规划农村道路、水网、商业店、山林水库等的布局和建设，主要为农村免费建设道路、文体设施等便民场所、绿化山林、农村生活垃圾回收处理以及提供农村生态与环境景观设计规划等；为每个人口超过百人的村庄建公立幼儿园至少一所；

30、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维护与建设管理；立即汇总各地区已经开工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然后进行统一公开公示，公开内容包括所建造农田水利涉及的农村、工程类型如是沟渠还是山塘水库、长度或面积、工程造价、工程标准、拨款情况、施工承担方、政府负责人、财务明细等等，并要求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维护维修必须要有本地村民参与，尤其设计规划要有利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完成后根据当地农民对工程设计规划和质量的评估结果作为结项依据，对涉及腐败和豆腐渣工程的一律严惩；

31、立即取消全国各地已经收费三年以上的所有公路包括高速公路收费站，逐步过渡到全国90%以上的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全国100%的国道和省道免费通行；仅仅完全私人投资建造的公路可以收费，但该类道路在当地道路系统中所占比重不得超过1%，且收费标准和收费年限必须经当地人大审议表决通过后方可执行；

32、改革彩票制度。取缔足彩、体育彩票等这类事实上已经与大众体育事业发展完全无关的彩票发行及其他类似的彩票种类；严格规范福利彩票的监管，主要是每期彩票大奖获奖人信息必须完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开设教育彩票，所集资金全部用于老少边穷地区和落后农村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33、改革股市制度。强制规定上市公司每年将公司盈利的不低于30%用于现金分红，严格禁止盈利型公司进行增发再融资；股票交易印花税及佣金征收，仅对个股清仓交易后的盈利帐户征收；对股票交易获利帐户征收资本利得税，也是仅对个股清仓交易后的盈利帐户征收，并按累进税率进行征收，例如对个股清仓后在该股交易上盈利超过200万元以上的征收10%的资本利得税，盈利超过2000万元的征税20%等；

34、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保护国家领土领海主权不受侵犯的外交斗争原则，以斗争求团结求和平；放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争议处理原则，旗帜鲜明和针锋相对地回应日、印、菲、越等周边国家对我国领土领海的侵犯；与印度加快展开收复藏南失地的外交谈判和军事准备，以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促和谈，尽早收复藏南失地；钓鱼岛及南海被侵占领海的收复，与此类同；

35、对支持资助藏独疆独和台独的欧美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建立黑名单并进行一切可能的制裁；对出售武器装备给台湾的美国公司实行贸易制裁，禁止其相关产品出口中国、禁止其母/子公司来华开展业务、禁止其公司决策层人员进入中国、中止中国已经与其签订的经贸合同、冻结其在华资产和金融账户；例如，波音公司或其子公司出售武器给台湾，则大陆立即中止购买波音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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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胜选后将清算改革与私有化

我们看到普京最近接连发表文章，比如在两周之前，他发表了一篇可以称之为“治国纲领的民主与国家素质”中，他严厉的斥责了上世纪90年代初始实行的私有化改革。

一拨名为休克疗法的改革，使得很多的国有资产落入了私人手中，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寡头，确使普通国民更加贫困，现在俄罗斯的一些两极贫富分化，也造就了一些人成为普京的反对者(?)。普京就是要继续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普京在他的治国纲领中许诺说，要建立新的民主体制，广泛启动基层的选举，要把财富按照民主原则分配大众。

普京没有为他自己在纲领提出任何主义的概念，那我们权且称之为民主公平制，而在大选从边缘地区开始启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又一个重要的信息。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局长叫斯捷帕申，他宣布准备重新评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一拨私有化的浪潮，是由私有化国策引起的。

说到这位谢尔盖·斯捷帕申，他曾经在叶利钦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年，就是1999年在5月和8月担任过俄罗斯的政府总理，当时正是叶利钦对于自己的私有化政策后果是感觉到积重难返。他走马灯似的更换了总理，企图扭转国家经济形势的危机，后来斯捷帕申当时看了也无力回天，所以他的任期很短只有3个月。

再后来就是普京当了一段总理，在当年的1999年12月31日，行为果断的叶利钦终于决定把总统大权交给了普京，普京上台之后，在延续了叶利钦不少政策的同时，也开始纠正全面私有化时期造成的后果。后来在2003年俄罗斯统计局就作出了90年代私有化的数字统计，今年普京提出要彻底的终结不公平的私有化，于是国家统计局就计算出当时国企的实际价值和拍卖之间的那种差距，准备通过法律程序一次性的从寡头手中索回这些差价，可相信俄罗斯的国家统计局在这个时候宣布清算，并向寡头们回收部分财产重新进行分配，这也是普京争取民意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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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关于“改革争论”的三篇帖子

毛牧青/文

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到“改革不可动摇”

　　乍看标题，你或许认为这两个口号风马牛不相及，一竿子卟拉不在一块。不过，我倒想分析一下这两个口号的来龙去脉，或许从中得咂摸出一点滋味。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1975年后出现的口号。它的全称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与其配套的还有那首同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同一口号歌曲当年喊的唱的漫天价响。直喊唱到1976年10月份“四人帮”的倒台方罢甘休。这个口号和这首歌曲的出笼是针对当年“批邓痛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对全面内乱和无休止的运动感到厌烦，急需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强烈倾向。特别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全力纠正文革偏颇抓建设和生产后，一股强大的质疑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涌动。于是，那些文革既得利益集团和“精英”吹鼓手便创作这个口号和歌曲。呵呵～～我就感到奇怪：在中国你越是上面高喊这个东西很好，下面就越感觉你这个东西不行了。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和歌曲便实际成了文化大革命即将完蛋的“回光返照”的“折寿”谶语。“文革”一结束，这个口号和歌曲也就寿终正寝了。

单看“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对应“革命”这个“属”，显然是带有“文化”范畴的“种”性革命，是个褒义词，实际“文革”已经沦为贬义的否定事物。因此，单凭自己的感觉去贬或褒一个事物，肯定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般的五花八门。

　　如何看待“文革”，中央已经定论。但对“文革”的时段划分我是有看法的。一般官方和人们普遍认为：“文革”是从1966年5月中央颁发《五·一六通知》到1976年10月粉碎“王张江姚”这十年，即称谓“十年浩劫”。实际略微了解当年历史事实的话，“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局限在文化范围。起因应该从1960年代初期哲学、经济、历史、文学等学术界内批判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邵荃麟、赵树理等人开始算起。开始时属于学术争论，后来与“阶级斗争”挂钩扣帽子打棍子，发展成当时称谓的“文化革命”（当时还没有那个“大”字）。而1965年底姚文元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上纲上线，拉开“文革”的序幕。1966年上半年的对《三家村》的批判和文化上“破四旧立四新”，形式基本上还囿于文化教育和传统习俗上。只是后来聂元梓所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被毛 泽东肯定，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少奇、小平等同志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并于8月颁布《十六条》，最终把目标定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突破“文化”走向全面的“大革命”上。后来的学生“造反”停课闹革命导致“六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和大批判）盛行。再后来工人介入，导致1967年的“一月风暴”夺权“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1967年后，各派发生分裂而派性盛起，最终导致武斗“全面内战”，国家真正沦为“大浩劫”。1969年的“九大”召开，实际上执政党上层想结束“文革”，即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准备“每隔七、八年再搞一次”（毛泽东语），开始恢复生产学习等。只是1970年到1971年发生林彪事件，便开始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1974年又开始了“批林批孔（丘）批周公”运动，其隐晦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1975年到1976年，又以“痛击右倾翻案妖风”矛头直指刚刚主持国务院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的邓小平同志。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一般都认为是“文革”的结束。其实那一阶段仍是“文革”时期。因为当时从上到下从媒体到宣传，仍把粉碎 “四人帮”定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英明领袖”主持中央工作的1977年到1978 年，仍旧洋溢在“文化大革命”的余威中坚持“两个凡是”而肯定“文化大革命”（李九莲、钟海源就是此时期被枪杀的）。只是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中央主要领导易人，才宣布“文化大革命”终止。真正从理论上否定“文革”，应该是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

　　所以客观的、科学的、尊重历史的划分文革时期，应该基本上是从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确定。粉碎“四人帮”应该是文革时期内的一场权力较量，实质上，远非是场真正否定和消除极“左”思潮影响的汲取运动。粉碎“四人帮”只是组织上消除极“左”势力，而思想上其影响远远没有消除（今天仍旧），并以不同形式表现的更为隐秘罢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嘛。从这种意义上讲，有人忌讳深层次探讨“文化大革命”很有道理。呵呵~~~俺调侃罗里罗嗦地扯远了

　　“改革不可动摇”口号是最近出现在一个权威笔名的文章中。显然，这个权威笔名之所以提出这个口号是有来头的，是针对现在社会上一个质疑甚至否定改革思潮的。不过这次它的露头不是第一次得到鼓掌响应，而是得到群起而攻之的“砖头”狂拍。“改革不可动摇”这个口号的提出与当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提出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只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应对质疑甚至否定“文革”的文革既得利益集团的语言，而“改革不可动摇”实质上是针对质疑甚至否定改革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的语言而已。

　　近来关于如何看待27年以来的改革成果和趋向上，质疑改革的倾向呼声增高。这种质疑显然是有事实根据的反馈。与1990年代前对改革的达成基本共识，到如今形成两种截然观点的分道扬镳争论，特别是改革趋向导致两极严重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形成，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我们的某些改革是否在制造“火药桶”？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坦率讲，改革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单从词义上讲它没有贬褒含义。因为改革是人类历史进步的趋势，任何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会改革——哪怕是小补小改。因此“改革不可动摇”是个伪问题。显然，这里提的“改革”，是特指我国的改革。那么谁在动摇改革呢？单从广义的属性的改革看，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有赞成的共识。但对“种”的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房产改革、机构改革等等，不同利益集团却不能得到共识。许多种的改革“基本不成功”或失败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如果把对这些改革的质疑统称为“属”的改革，用一顶“反对改革”和“动摇改革”的帽子压人，是不是有点霸道？真正动摇改革的是工农大众么？不是！是那些下岗失业人员么？不是！他们恰恰是希望改革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拥趸。一些改革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沦为弱势群体，许多起码的利益保障和人权尊严被剥夺，难道容不得他们质疑么？

　　其实动摇改革的恰恰是那些通过权势通过不正当手段通过“潜规则”获得非法利益者——那些贪污腐败、挥霍公共资源和权力、对人民滥发淫威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是他们败坏党和政府的威信，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和改革宏伟蓝图，把人们心中美好的改革愿望带向深渊的作为，把改革行动变成私利的工具，而直接导致人们对现今改革的质疑乃至反对上。

　　我自然是赞成改革的，对改革一些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是肯定的。但对一些改革的失误质疑和反思并不等于全面反对改革。试问：如果连这样的“问题改革”都不允许质疑，是不是在重犯了“文革”后期不容质疑“文革”的伎俩？

　　请不要把善意的质疑某些“不成功的改革”的担心和反思看成“敌对”思潮！那种把“改革”当作褒义词来迎击所谓的“质疑、否定改革”人们的做派，无论是从语言逻辑上还是从良心道德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都是匪夷所思的卑鄙的“强奸”行为。

　　有意思的是，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改革不可动摇”这两个不同时期不同运动的含义不同的两个口号时，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的——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始都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最终都得到质疑。

　　为什么同是中国这一些人赞成，又为什么后来出尔反尔翻悔呢——呵呵，确是个发人深省是有意思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为的庸人自扰的逆潮流而动（尽管发动者可能出发点是善意的）。它的发动和初期很轰轰烈烈，有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绝对权威作祟，但更与全国人民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参与分不开的（尽管有极少数人反对）。这是文革一开始得到人民坚决拥护和积极投入的思想基础和狂热动力。这是个客观。凡是经历过当年这场运动的人不会否认。文革的折腾最终“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觉醒。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四人帮”被粉碎的喜悦心情可以作证——尽管他们违心的空喊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口号，还是用这个铿锵的口号和雄壮的歌曲埋葬了“文革”。

　　改革显然与文革不同，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它的初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和希望说明大家都是赞成的（尽管也有极少数反对）。它一开始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积极参与，是与进入小康的几代梦想和追求分不开的。这也是事实。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使许多领域的改革走向歧途，此刻的前后比较也会使“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对这种改革感到失望和恐惧——尽管有利益集团的“精英”和精神太监在鼓噪“改革不可动摇”口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喊着唱着最终成了文革的葬歌。“改革不可动摇”喊着叫着能否成为现今的所谓“改革”的丧歌，我不敢枉下结论。但真正的改革肯定会给人民带来实惠带来幸福、给国家带来尊严和强大，相信这样的改革不会夭折，更不会受到人们质疑甚至否定的。

　　　　　　　　　　　2006年2月14日晚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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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的“两个凡是”思潮

　　近来，关于改革的争论风起云涌，大大激活了人们反思和探讨改革的趋势的气氛。这是一件好事。大家对于某些改革存在的问题提出异议和解决方法，说明人们关心改革，赞同改革。这无疑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有着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但是，一种顽固的文革遗风呈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有人借人们反思和质疑一些改革成败问题扣帽子打棍子，斥之为“否定改革”和“别有用心”，并声称“改革不可动摇”。更有甚着，把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不争论”当作教条来否定和斥责这场民间的争论。在他们眼里，似乎人们争论问题就是违背小平同志的理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尽力处置于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和关注。

　　199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指示，是特指1980年代末期极“左”的势力猖獗而引起的关于改革某些机制“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小平同志还专门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和鉴别的“三个有利于”理论。这些都是正确的，无庸置疑的。

　　但是，历史的看，对“不争论”口号，并非对所有问题都实用，更不能拿着伟人的指示和手中的权力到处唬人。如果真是那样，简直是对小平同志理论的严重歪曲和糟践！

　　争论者，问题探讨商榷之辩论也。人类是在各种是非、各种流派、各种理论的争论和实践中明辨真谬前进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就是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和实践中进一步与时俱进、发展壮大的。这一点无论是从共产主义运动史看，还是从我党党内斗争历史看（暂且用传统的课本知识引证），都证明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争论如同其他矛盾一样，始终贯穿人类历史全过程。

　　改革可不可以探讨？出现的问题可不可以反思、争论甚至否定（这是最坏的现象）？当然可以！问题是必须通过事实的证据、实践的鉴别来取舍。因此，出现争论和不和谐的气氛实属正常，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质疑、反思改革的问题上纲上线到“反对改革”，无疑是重蹈“文革”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老路上的卑劣伎俩，是与21世纪开放、法治、民主趋势格格不入的。

　　其实，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历史。这个“变革”缩小到每个领域，就是“改革”。我曾在一篇帖子内谈到“改革不可动摇”是个伪问题。（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984245）因为改革是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存在的事实。例如先秦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按传统说法那时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时期），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和清末的戊戌变法（封建社会）等等。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改革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改革不可动摇”这句话本身也不抗推敲。“改革”本身是动感的，它本身也在不断完善和彷徨中曲折前进，那算不算“动摇”？显然，提出“改革不可动摇”口号的人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实际上，他所说的“改革不可动摇”特指改革趋势和成果不可否定和质疑。问题来了，对于改革前进中出现的失误乃至问题的反思和质疑，难道可以扣上否定和“动摇”的大帽子能解决的么？显然不是！

　　有的专家（如孙立平教授）说：改革初期人们对改革达成共识，后来出现问题发生分歧。这话很对。这里提出的“共识”太专业化，容易发生歧义。其实，“共识”化成大众化语言就是赞成的意思。为什么当初大家都赞成改革，现在又出现异议和反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改革确实在某些领域出现偏差。因此有异议有争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是很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庸人自扰故做“高人一等”的贵人状。

　　扯远了。话归正题。“不争论”犹如小平的另一句话“摸石头过河”，都是特定时期有针对性的话语，在特定事物面前是真理，在发展的事物或另外事物面前就不一定适用。“摸石头过河”在改革初期探索面前是适用的，但到了改革实质的攻坚阶段即“深水区”时，“摸石头过河”就不适用了。如果继续盲目的“摸”，势必早就“人或为鱼鳖”了。同样，“不争论”口号，在探讨真正是非和利害关系时，就显得力不从心的苍白无力。这个秃头虱子明摆的道理难道还须用更深的理论去证实么？最近看到一位专家提出“大辩论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有负作用”见解我很纳闷。——难道我们需要这种误导专家去继续为某些改革失误辩解而搞耸人听闻的“打棍子”做派吗？

　　记得“文革”后期的1977到1978年初期（我始终认为这段时间仍然“文革”时期），“英明领袖”针对社会上质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顽固坚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呵呵~也是争论吭）最终导致“两个凡是”破产。陈云同志当时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指示，就是针对教条僵化引用马列经典现象的。今天回味他的话更显得有现实意义。

　　马列毛邓理论是指导思想，是发展的理论。片言只语不合时机不合适宜引用经典，去论证某些问题某些事物是正确的做法，只能把自己引向歧途；如果是掌握公共权力资源的某些人也这样做，既不符合“与时俱进”趋势，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其误导后果将是严重的。

　　对小平同志的理论，我们应该深刻的理解，用发展的眼光去接受，用针对性的探索去实践。而不应该用它来别有用心搞新的“两个凡是”去压制人们探讨和争论。这样不好！

　　记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才是真谛！

　　　　　　　　　　2006年2月28日上午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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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识”话“改革”

　看了赵牧先生的《两会旁白：从“夫妻共识”看“体制改革”》的帖子，觉得很好玩，便主动上来也凑个热闹。

　　说起“共识”和“决裂”，不是孙立平先生的专利。我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共识”和“决裂”的意识了。当然，这种意识趋势是随着上级领导的变化而变化的。

　　譬如“文革”（“四清”、“大跃进”“反右”等运动太远就算了）运动一开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核心就达成“共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后来形成另一个所谓的“司令部”，于是“文革”的“共识”也就“决裂”了。同样，全国人民开始也“共识”的狂热，只是后来“窝里斗”折腾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才与“文革”决裂了。不过我们的这种由“共识”到“决裂”的轨迹，是伴随着始终与执政核心“团结、胜利”“保持一致”的一次次反复折腾的变化而变化：同是这些上面的领导喊“文化大革命好”，我们百姓自然“共识”跟着唱“文革棒”；还是这些上级领导大喊“文革是内乱”，那同样也是这些百姓也跟着“共识”大骂“十年浩劫”——草根平头百姓，怎懂内宫秘史？要自保生存，就必须跟风——中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神奇。

　　其实老百姓才不管你什么“共识”“破裂”的冠冕堂皇词儿，他们只知道风调雨顺给他们带来实惠的事就是好；电闪雷鸣给他们带来损害就不好或坏。别光看上下一致的喊统一的动听口号——如今谁不会喊啊！喊喊口号只是履行公事或则自我保护自我隐蔽的违心假象而已。毕竟如今人们在觉醒，怎能不明辨口号下的虚弱？如果还停留在30年前的愚民手段，岂不叫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贻笑大方？

　　要知道——动听的口号和贼一样是靠不住的。

　　不过由改革谈到“夫妻共识”，我倒是有几遭，不妨说出来：

　　第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夫妻必须省吃简用，勒紧裤腰带过艰苦生活。1993年太太所在企业效益不好人员大批下岗，太太不幸就在其中。当时她厂三年换了两个厂长，他们离任时买了装修的新房腆着肚子到另外“寺庙”任“方丈”去了。失业落魄、生活拮据和更年期症折磨的她大病不愈，最终皈依基督去追求解脱了。我仗着有点“才气”由企业“跳槽”到政府部门。本想企业机构改革能放我一把，结果所在企业全然不顾我20年的功劳苦劳和疲劳，狠兜兜地宰了我东借西凑的才“买身”的八千元所谓“培训费”才放“档案”。当我和太太都是四十多岁的人时遭此大难，老来积攒无几，怎能不达成“共识”而感慨国企业机制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伟大成果”呢？

　　第二个“共识”，那就是从1993年起，我俩必须拼命攒钱供女儿上大学和买下旧住房。1999年正值教育改革高唱“教育产业化”的颠峰时期，女儿考上北京某艺术类学院。每年纯学费就是八千（还不包括学杂、书本、交通和生活等近万元的费用）。四年本科下来七八万，再加上购买旧房费用，把我家自己使尽所有力气的十万积蓄全部填上。这不！女儿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最低社会养老保险缴纳和将来婚姻部分陪嫁，还让我们挂心挂肚操劳费心。所以现在的“共识”就是为了孩子未卜未来险境生活必须节省、大疾小病能将就咬住牙坚决不进医院。

　　第三个“共识”，那就是“计划生育好”。呵呵，计划生育大约应该算“生育改革”吧。这个政策好哇，幸亏让我们“只生一个好”，才使我们生活提高。试想一下：双职工养活一个孩，生活焉能不提高？如果像毛泽东时代一个职工养活老婆和一大群孩子（还有老人），现在恐怕喝凉水吃地瓜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也养不起全家。这就是我们的“共识”。但“一个孩”的独生子女政策引发的社会弊端现已初显端倪，也是我们夫妻未来忧虑的“共识”。

　　虽然我家的“共识”只是个例，并不代表所有家庭。但相信类似我家情况和类似我们“共识”的家庭绝不在少数！

　　不过，我倒比较赞成孙立平先生关于改革共识到破裂的论断。我的理解可能与专家的不一样。我认为80年代初期改革达成共识的原因文革刚结束，实践证明极“左”的路子行不通了，必须改弦更张独辟蹊径，于是不改变体制的缝缝补补的改革就能自然达成共识，这主要体现在决策层方面（我这点倒与赵牧先生的观点相似）。而近些年来，由于许多领域的重大失误和两极分化严重，形成了一种形右实“左”的跛足改革的进退维谷境地，于是“共识”导致“破裂”观点体现在上层和“精英”中并不很明显（这从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文章中可以管窥），真正认为破裂的主要体现在下层特别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弱势群体层面上。

坦率讲，６年过去了，真正的改革早已失落，只剩下不公和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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