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写了篇《没有理由苛求人民代表申纪兰》的帖，对某些蓄意扭曲与无理苛求申纪兰的舆论谈了个人的看法。今天是3·8妇女节，觉得有必要继续说说这位了不起的妇女代表。
对那些别有用心蓄意扭曲申纪兰的虽然已经无需多说，但从一些跟帖中可以看到，一些跟风苛求申纪兰的网友，实际上并不了解她，以为她真的是个只会投赞成票的老太太，老好人，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不能起到人民代表的作用，而不知道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妇女代表。
下面的这篇《德国记者盛赞：信仰毛泽东的坚强女性申纪兰》，也许能够展现出这位老太太的不同凡响的风采——
2010年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梅地亚中心接受了德国《世界报》和德国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不论对方的问题如何犀利，申纪兰始终沉着应对、从容对答。采访结束后，德国《世界报》记者约尼·埃林以一种敬佩的口气赞叹：“她始终如一的坚持和积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一个有信仰的坚强女性。”
采访开始，德国记者首先围绕申纪兰参加一届人大到十一届人大的经历提问：“你是否见过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所有的国家领导人？”
申纪兰回答：“是”。
德国记者问：“哪位领导人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申纪兰稍作停顿后，认真地说：“一次跟一次不一样。从当时讲，那时候毛主席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见到毛主席我很激动；从现在发展说，胡锦涛总书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小康社会，我同样激动。”
德国记者接着问申纪兰：“你当时怎么被选上代表的？
申纪兰说：“经过民主选举，谁能代表了人民利益谁就能当代表”。
德国记者问：“那当时你做什么工作？”
申纪兰说：“我当时在西沟村做妇女工作，第一个提出并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这都要感谢共产党，以前旧社会看不起妇女，都说‘好女不出院’。现在我们有了女省长、女企业家，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享有了平等的地位。”
对申纪兰的回答，德国记者紧追不放：“你现在说男女平等，但是人大代表中只有20%是妇女，并没有完全平等！”
面对德国记者的尖锐提问，申纪兰沉着地说：“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拥有同等的地位，不一定有一个男代表就非得有一个女代表。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谁有能力、人民选谁，谁就当，这同样是平等。”
德国记者又问：“你当了代表家里还有地吗？你还种地吗？
申纪兰告诉他：“家里有地，都是按人口比例分配的，我没有搞特殊。我是一个劳动模范，不劳动怎么能当劳动模范？作为人民代表，只有跟群众在一起，跟大家一起劳动，才能知道群众想什么、说什么，才能把群众的建议反映上来。”
德国记者又问：“参加了11届人民代表大会，中间经历了很多历史的起伏，比如‘文革’时期的人大会议，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对德国记者的追问，申纪兰平静地答道：“每一个工作都有矛盾，我们都是在矛盾中生活，在矛盾中成长，有矛盾是正常现象，应该正确看待这个问题。”
最后，德国记者问申纪兰：“下一届还要继续当人大代表吗？”
申纪兰看着这位记者，笑了笑说：“当不当代表，我说了不算，群众选我，我就当，不选我，我就当不了。不过，不管能不能当上代表，我都会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尽心做好应做的事情。
看了这段报道，不禁让人想到，现在的人民代表中，有几个能够这样从容坦荡地应对这些提问的？
其中，申纪兰说到“我当时在西沟村做妇女工作，第一个提出并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可以说是申纪兰的对新中国和世界妇女运动的一个非凡功绩。历史的评价说她是“男女同工同酬第一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她的这个“男女同工同酬”不仅是“提”了出来，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干”了出来。要知道这是在60年前， 在这10年后，世界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才开始，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先驱贝蒂·弗里丹才在《女性的奥秘》中揭露了千百万美国家庭妇女的无名痛苦，号召女性冲破传统观念和家庭束缚，在教育和事业上谋求更好的机会，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所以，申纪兰的这种举动意义重大，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种了不起使她成为了当时的妇女典型并受邀出席了全国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3年6月，申纪兰作为唯一的农村劳动妇女代表参团出席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妇女大会。回到西沟后，申纪兰就参加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并和李顺达当选乡人大代表，之后又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村同时诞生两个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今天共和国历史上的记录是——共和国60年：申纪兰让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
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申纪兰当年的工作情况。大于把它找了出来附在后面，让我们一起来再睹这位妇女代表昔日的风采——
附：“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
本报记者 蓝村
“咱怎样劳动也显不出来”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是全国知名的先进村，是著名劳动模范、中共西沟村支部书记李顺达领导的村庄。这个村庄的生产成绩特别好，人们的思想觉悟也在不断提高，干涉妇女婚姻自由、打骂妇女的事早就没有了。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先进的村子里，在去年以前，妇女在家庭里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男人还是相差很远的。就说在家庭里吧，妇女穿衣服要向公婆、丈夫要，新媳妇过了门，三年以后每年才给八尺布；至于吃食，向来是男人吃好点，女人吃坏点。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申纪兰的婆婆就常常对她说：“纪兰呀，咱们全指靠你爹过呢，好的让他吃，咱吃赖点吧。”西沟村自从解放以后，十多年来，妇女们虽然都已参加农业劳动，但参加主要劳动的还是少数。多数妇女只是在秋收农忙时折折玉茭或在地里做些杂活。在互助组里，妇女们做了多少活也没人计算过，习惯是两个女工顶一个男工。妇女在劳动方面既得不到同等的机会和待遇，在家庭里和社会上的地位，自然就不如男人了。这种情况，在一九五二年一年里，经过申纪兰发动妇女参加农业主要劳动、进行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才彻底改变过来。
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是在一九五一年冬天成立的。到一九五二年，生产的范围和份量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扩大了。如果不发动占全社半数以上（全社男劳力二十二个，女劳力二十四个）的妇女参加主要劳动，增产计划就不能完成。一九五二年春天，社务委员会决定让副社长申纪兰去发动妇女参加农业主要劳动。但工作一开始，就碰到了许多困难。互助组组员张志秀听说妇女们要参加主要劳动，见到合作社的妇女就说：“看透你们了，起不了大作用。”上了年纪的妇女们说：“妇女离不了‘三台’（锅台、炕台、碾台），咱怎能参加主要劳动！”许多妇女认为参加主要劳动要有技术，怕自己没有技术吃不开。年轻的妇女们积极些，因为社里是以劳为主分红，她们很想多做些活；但她们不满意做多少活都是只顶“老五分”，而且把工分都记在家长名下的老办法。纪兰去动员张雪花时，她就说：“咱怎样劳动也显不出来。”申纪兰发现了这些问题，想到：要是社里能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又帮助妇女学习技术，这就好办了。她向社务委员会提出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意见，立刻遭到了男社员的反对，他们说：“妇女们劳动得怎么样都还不知道呢，就要享受同工同酬？”申纪兰的建议被否决了。她很苦闷。党支部委员（也是社务委员）宋金山安慰她说：“纪兰，别难受，妇女们要在生产上做出成绩，就能争取同工同酬，有什么困难党帮助你们解决。”纪兰又鼓起勇气，第二次提出合理化建议，要求派三个妇女到县去受技术训练，同时派两个技术好的男社员帮助妇女提高技术。这个建议被采纳了。社里派宋金山、张偏则负责给妇女教技术。纪兰、吕桂兰等三人被派到县里去受训。她们回来的时候，正是锄麦的时候。社里分配三十五亩麦地由妇女锄。纪兰就去发动妇女锄麦。
妇女发动起来了
最初，只有七个妇女愿意去锄麦。纪兰向妇女积极分子们提出发动李二妞参加锄麦的意见。大家听了很惊讶，都说：“李二妞能发动起来？只有活神仙才有这本事。”原来李二妞是个一天到晚锅前灶后，不出门，不学习，开会也不参加，做活也很慢的人；她男人秦克林看不起她；村里人都说她是“傻子”。纪兰说：“人们都说二妞落后，其实是咱们工作没做到；要是能把她发动起来，其他妇女就好办了。”她先和秦克林说通了，晚上就去动员二妞。她和二妞讲了许多参加生产才能解放的道理。但二妞说：“你进步你去锄麦吧。我活了半辈了，死了就是一辈子，还有啥解放不解放的？”纪兰说：“过去克林看不起你，你穿的也破。如今合作社是多劳动多分粮食，你要能参加劳动，家里多分了粮食，保险克林就对你好了。”这就打动了二妞的心。纪兰走了以后，二妞的丈夫回来，对她说：“你要吃，就去锄麦吧，不吃就不去。”第二天，纪兰等七人刚要上地去，二妞也扛着锄来了。纪兰十分高兴。到了地里，二妞说：“我不会。”纪兰就教她，她会锄了就表扬她。二妞越锄越有劲，别人锄两垅，她也锄了两垅。当天收工后选举模范时，大家要选纪兰，说她发动妇女有成绩。纪兰提议选二妞，说她初次上地就作得不坏。大家都同意。纪兰丢下晚饭不吃，就请广播员广播李二妞当选模范的消息。这时全村妇女都端着饭碗站到门外来听。二妞也端着饭碗走出来，她说：“活了半辈子都没人广播过我，劳动就是好。”别的妇女说：“我要上地，保准比二妞强。”第二天，社里十九个妇女都下地了。三十五亩麦地，妇女们三天就锄完了。原来“看透”了妇女们的张志秀这时说：“妇女们可看不透呢，就是行！”接着，为了团结老年妇女搞好生产，并解决妇女上地时孩子没人管的问题，纪兰又发动老年妇女成立了农忙托儿组。
一连串的斗争
但是，锄了三天麦，妇女们每天所得的工票还是“老五分”。大家都不愿上地了，说还不如在家里做鞋底。纪兰向社里提出这个意见，男社员都不同意加分，说：“刚领导你们学技术，就来要工票，我们劳动了几十年，也不过十分呀！”纪兰十分为难，又去找党支部。宋金山说：“党是重视这个问题的。你们要再做出成绩来，社员们这种思想就能扭转。”纪兰又去动员妇女。结果有几个妇女仍然上了地。
在耙地的时候，女社员张雪花和男社员马玉兴在一起。张雪花牵牲口，马玉兴站耙。照规定牵牲口的算四分工，站耙的算十分工。耙了一前晌，雪花很不服气，她说：“我为啥不能站耙？”马玉兴说：“不怕把你摔下来？”雪花要求试试看。两人换了以后，雪花站得满好，整耙了一后晌。到晚上发工票时，雪花说：“我这工票怎样发？”男社员们说：“就这样糊糊涂涂两人一样发了吧。”纪兰很快把这第一次胜利告诉大家，大部妇女又都上地了。第二天，社里把耙地的事都交给妇女干，留下男人去修整土地、改良土壤。妇女们带着六、七个牲口，一天就耙完了七十亩。
春播快开始了，需要把成堆的粪往整块地上匀。男人担粪匀粪，妇女用铣往粪篓里装粪。一个妇女供应两个男人。照规定妇女装一天粪七分工，男人挑、匀一天十分工。干了一天，妇女们都想挑粪匀粪。男人说匀粪要有技术。妇女们提议男女分开来比一比。社里答应了，给同样多的男人和女人分了同样多的地。男女同时在一个山梁上匀粪。纪兰让雪花先给妇女们匀了个样子，大家才动手匀。男人休息了，妇女不休息。结果不到上午，妇女的粪都匀完了，有的男人还没匀完。这一来，连最反对同工同酬的男社员张女孩也说：“应该提高妇女的底分了”。社务委员会从此取消了妇女只顶老五分的决议，按照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重新评定了妇女的底分。申纪兰、张雪花、吕桂兰评为十分，李二妞评为七分。因为男女同工不同酬而不肯上地的六、七个妇女，这时也都上地了。六十二岁的老太婆王招根也要参加担粪。这以后，男社员对妇女的态度开始改变了。到下种的时候，妇女仍然和男人混合编组，都按活计分。妇女为了多做活，到晌午时不愿先歇工回去做饭，而在歇晌时回去做饭：男的烧火，女的端锅。这是祖辈以来没有过的事。王招根老太婆乐得到处对人家说：“我活了六十多啦，从没人给烧过火，每天人家回来了，我双手把饭端上去。这下子大家在一起做饭，有说有笑，真是劳动解放了我啦！”总结春耕工作时，全社评选了十六个劳动模范，妇女占了六个。妇女们说：“要像过去，那会有这么多女模范！”
男社员还不服气
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到谷地间苗的时候，男社员提出了意见：“同工同酬也不能每一件活都同呀，间苗更得讲技术了。”他们没有料到妇女们已经向技术老师学会了间苗的技术。干活的时候，女人的手灵巧，苗拔得很快；男人的手粗拙，钻到那密丛丛的谷苗里很不灵便。结果妇女间苗又快又好。有三个妇女超过了男人，她们比男人们多得了一分工。这以后，社里又把间苗的工作交给妇女了，男人去锄玉茭。
锄二遍谷时，男社员张方云领导妇女锄。二遍要锄得深，是很累人的，但妇女们还是赶上了他。张方云着急了，他想：“什么都和妇女一样样还行！”他向妇女们说：“咱使王登高耘锄（一种改良农具）锄吧，王登高耘锄锄的快！”他以为妇女们没使过这种农具，一定不会使，想用这来赛过妇女。可是妇女因为真正体会到学技术的重要，对什么技术都特别操心，经过几个月来的锻炼，掌握技术已不太困难了。张雪花大胆地说：“咱也使王登高耘锄锄。”果然，她很快就使开了。但男人们还是有些不服气。社务委员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动了一次技术比赛。比赛结果，妇女并没有落后。各人的技术高低也分清楚了。大家再没意见了。原来男社员不让妇女去丰产地里工作，怕妇女没技术搞不好，这以后也让去了。总结夏季生产时，全社评选了二十一个模范，妇女占了九个。大家喜欢地说：“快赶上啦！”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男社员也还没有最后服气。旧历六、七月间，社里买回来一百多只羊，还没确定谁放羊。男社员张女孩说：“妇女样样都行，男女同工同酬，现在羊还没人放，叫纪兰放几天羊吧。”纪兰还没开口，雪花就抢着说：“妇女放得了羊，担得了饭，剪得了毛，垫得了圈，什么事儿都能干，放就放吧。”“妇女谁放过羊呢？放出去收不回来怎么办？吃了别人的庄稼更糟糕。”纪兰脑子里起了斗争。但她又想：“人家妇女还开飞机、开火车，咱就连放个羊也不行？”她终于鼓起勇气答应下来了。这天晚上，她一夜没睡着觉，光盘算着怎样才能放好羊。第二天一清早，男社员张东海一见纪兰就说：“怎么还不去放羊？也不能让羊一天待在圈里呀！”雪花也来了。纪兰赶羊出了圈，不慌不忙地把鞭子一扬，领头的羊就走到前面去了，接着，一百多只羊都跟着顺溜溜地往山上走。纪兰在前面领，雪花在后面赶。就这样连续放了三天。
西沟村出现了许多美满幸福的家庭
秋收以后，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总结了一年的生产成绩，全社一百七十三亩秋田，得到每亩平均四百四十二斤的丰产成绩。修滩、造林、挖蓄水池等工作，都按计划完成了。这些成绩和妇女们的劳动是分不开的，总计全社二十四个妇女，共做了八百七十四个劳动日，占全社总劳动日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参加修滩造林等工还没有计算在内）。由于妇女参加了主要劳动，腾出男劳力去搞副业，挣了一千二百斤小米。并腾出六个人专门放羊，保证畜牧业的发展。妇女本身的劳动技术也大大提高了。有四个妇女成了农业生产上的全把式，十二个学会犁地，其余的都学会了使大锄。
经过去年一年来的斗争，妇女们无论在社会上或家庭里的地位都大大的改变了。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干部已由三人增加到八人。大家都很关心妇女。男社员们说：“财旺还得人旺，妇女们要注意身体，不要累坏了。”社内的生产已按男女的特长和体力的强弱作了科学分工。纪兰也和妇女们讨论了“不要光为参加生产而丢开家里应做的活”的办法，并规定谁家里有要紧的活，妇女互相变工，轮流上地，做到农事家事两不误。为了保证妇女身体健康，男社员们又提出给每个妇女买两条月经带。社章上增加了一条规定：妇女月经期间五天不上地。社里又给妇女准备好了新法接产箱。妇女在家庭的地位也完全改变了。就说纪兰吧，现在家里讨论什么问题，都要听纪兰的意见。婆婆说：“从前常说一家八口全指靠老汉过呢，现在看来离了纪兰就不行。”往年只给八尺布，今年给纪兰做了两身新衣服、一条花褥子。过去张雪花的男人张偏则常说她“光吃闲饭不做活”，在秋收分配劳动果实时，他两人把自己得的工票比了比，雪花的工票比男人的并没差多少。张偏则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地说：“以前说你是吃闲饭的，真不应该，现在应该说你是家中宝了。”雪花说：“你也好好劳动，你也是家中宝，咱两宝合一宝，共同把社办好。”像这样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普遍地在西沟村出现了。申纪兰在总结她们一年来在劳动战线上所作的斗争时说：“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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