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2日，大河网《中纪委副书记：4年来公务员队伍每年增100万人 》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10日在浙江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会议上发言，……直言，官员严重超编给老百姓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也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公务员每年多100万人”“国外一发生经济困难，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官员。我们减过谁啊？谁敢减啊？”刘锡荣说，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有的地方秘书长就有十几个，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他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 “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刘锡荣说，中国的干部只进不出，没有流动体制，也给精兵简政带来困难，“你看国外，一发生经济困难，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官员。我们减过谁啊？谁敢减啊？都是上下级关系，面子拉不开啊！”
“上下级关系”是大实话，“面子拉不开”是打哈哈。中国千年的官僚秘诀就是门生遍朝野，有人好当官。扩张官僚小集团势力才是当官秘籍。
要是当官为的是人民群众利益，情景就不会是这样了。当年在延安，就是另一番天地。
在延安的年代，有位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上，李鼎铭等十一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斜的矛盾；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面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界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来源：中国新闻网，史海钩沉：毛泽东在延安两次挨骂，推出精兵简政）
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执政者因官满为患也不断挨骂，然而改革者“深化改革”的喊声不绝于耳，封杀网络骂声的措施雷厉风行，就是没有勇气推出精兵简政的改革措施。不是当今没有李鼎铭建言，而是少了一切为了民众利益的老毛等同志。如今的改革者别有眼光，不求自己求别人，不责自己责别人，不骂自己骂别人，两眼紧盯着国企唐僧肉不放，然而由此更挨百姓骂。挨百姓骂了抓个伍兰花枪毙是无济于事的。
在全球经济停滞的年代，“公务员队伍每年增100万人”的官僚重压，老百姓不骂娘那才叫做奇迹。要是在西方，至少也要引起一场抗议浪潮。中国的老百姓被驯服了数千年，相当乖顺。不到实在活不下去了，怒气不会贸然爆发。然而中国百姓的爆发，也属世界最强声，从吴广到李自成，一再震撼天下，何止于再爆发一次文化大革命。但愿中国的政治不要永远在莺歌燕舞与腥风血雨中恶性循环。中华民族也该学学协调社会利益，随时舒张，莫待高压之下的突然爆发，自觉走入政治文明的时代。
无论中外，政治都在进步，野蛮、欺诈的封建权术早已过时。不学会文明政治，对“危机”光说“不要”是无济于事的。
除了中国的延安，在国外面临经济困难之时，精简政府机构以应时艰也是常规。
2012年1月12日国际在线《美国农业部将关闭259家政府机构以缩减开支》报道：美国农业部（USDA）9日宣布，为缩减政府开支，该部计划将关闭其在全美近260家办事机构。美国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TomVilsack）透露，此举意味着每年从本部门1450亿美元的预算中节省下1.5亿美元的开支。目前，该部已通过减少差旅以及物资储备等方式已省出9000万美元，剩下的6000万美元将通过政府机构的精简来加以实现。早在去年，美国农业部去年就已宣布将关闭10个农业研究所。此次宣布的精简计划包括了农业部的259个政府机构、实验室以及其他机构，范围涉及美国农业部华盛顿总部、位于46个州的运营机构以及七个驻外办事处。2010年7月5日广州日报报道：美国大批削减公职岗位，约90万人难保铁饭碗。
2008年2月22日出国在线《葡萄牙政府将继续精简机构 7万名公务员下岗》报道：葡萄牙财政部长周三表示，在过去的2年中已经有近4万名公共部门的公务员下岗，目前政府将继续精编工作使公务员人数到2009年减少75,000人。
2011年1月4日国际在线《俄罗斯开始大规模裁减公务员 3年将削减两成》报道：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签署一项关于优化联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数量的命令，称联邦政府将在今后3年内削减20%的公务员，并严格控制政府机构的人员增长。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次大规模裁减公务员。
2010年9月15日中国企业新闻网《古巴政府裁减50万公务员减负 鼓励到私企就业》报道：“由于这些公务员的工资负担，国家无法支持企业的运转，经济上的损失给劳动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恶劣影响。”古巴政府日前宣布，截至2011年中旬将裁减50万名公务员，原因是国家已不能承担如此多的公职人员带来的财政负担。据悉，将被裁掉的公务员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国有企业中，相当于国家公职人员总数的1/10。
2010年10月22日新京报网《英国49万公务员将失业》报道：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坚持认为，830亿英镑削减开支计划的实施标志着“英国脱离（赤字）边缘的那一天”。奥斯本20日公开的削减计划显示，未来4年内，除卫生部门和对外援助开支外，英国政府部门开支将缩减19%，以节省大约60亿英镑政府部门管理开支。奥斯本证实，未来4年内，英国政府将从600万个公共部门岗位中裁撤49万个。
…………
足见，刘锡荣“国外，一发生经济困难，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官员”之言不虚。
对于中国的官满为患，网民至今骂声不绝于口。
2012年3月17日西亳老兵[网民呼声]中国社会究竟可以裁减多少官员？中纪委原副书记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带给全社会的思考！汪华斌说：最近有接二连三地有网友问我，为何没有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的话进行评价；说这是今年两会的一个亮点。我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以此来制止我们社会的“官满为患”。结果老百姓欢欣鼓舞，说这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从而在全社会引起轰动。其实中国官多也不是现在才引起注意，当我们社会把县提升为厅局级县时就引起争议；结果后来竟然是镇提升为处级，最后是村就成为了科级。当然科级下面不能没有人呀，于是村民组长升级为科员；这还不算，又把一些党员提升为辅助干部。这就是我们社会公务员越来越红火后的改革，从而使中国的官比扩军还快；这才是中国社会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自谋出路了，而我们社会的官却是每年都翻番。……由于我们现在的编制不考虑一个干部应该养活多少老百姓的问题，而是按照级别来定编制；结果我们社会很多单位已经没有一个老百姓了，但还是处长、副处长一大堆。也就是说我们社会无论采取什么途径精官简政，它最少可裁减百分之九十；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呀，我们不仅老百姓养不起；我们的国家也难以承受这重负呀。现在是两会有人说，我们才敢说；如果两会不说，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这两会说的建议，到我这里是不是又要被删除？我还真的不知道！
好个“考虑一个干部应该养活多少老百姓的问题”！如今的主流理论就是社会精英的高智能科技性劳动创造价值，普通劳动创造的价值已经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于是，社会精英养活了老百姓，官员是精英中的精英，经济一困难，就该增加精英的数量，扩官运动理所当然，这似乎就是摆脱经济困境的最佳措施。在如此妙论之下，中国的官员活该多如蝗虫。
然而中国政府不是没有“缩减”过机构，顶顶有名的“大部制”改革就是伟大的闹剧。在堂而皇之的改革背后则是每年100万人的大规模扩官运动。这比扩军竞赛还可怕。然而现实就是谁想在官场有立足之地，就必须门生满天下。这是官场生存的圣经，没有了官场的地位，也就没有了一切。
2011年2月21日《新世纪》周刊报道：“广东茂名官场爆群体腐败，茂名官场震荡，腐败主体正由个体向群体演化”。2011年2月10日下午，广东省检察院工作人员将其带走调查。配合调查的还有罗荫国的秘书及妻子。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第二天发布消息透露：罗荫国因涉嫌职务犯罪，已被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始自2009年底的茂名官场震荡，由此到达顶峰。在罗荫国之前，茂名市有多名官员先后“落马”，包括两名副厅级以上干部、含公安局局长在内的三名公安干警、一名区法院院长、一名市国土局局长，另有市检察院检察长跳楼自杀。广东省纪委书记朱明国2010年初曾对《南方日报》指出：腐败主体正由个体向群体演化。而盘根错节的茂名官场，无疑是这一现象的现实注脚。
2009年6月12日联合早报网讯“治粤大计遇阻：广东官场地震，汪洋坐收渔利 ”早就披露：广东官场持续震盪，继前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前任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之后，深圳市长许宗衡亦因严重违纪落台，被中央免职，广东官员人人自危，但却给汪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即使是广东省“用人失察”，酿成了诸多的群体腐败的惊天大案，高官们依然安然无恙，照样驰骋官场。
然而，谁要是得罪了官场的那门子势力，动了他们的奶酪，那就麻烦多多。朱总理至今需要提防。王某只好铤而走险。薄某“用人失察”，“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锡荣同志还需格外小心哦。
官场昏昏扬扬，个个把握“难得的机遇”，扩官备战忙，中国官场不乱何待？百姓何止是养不起官，更可怕的是不堪其扰。这人才是治国的真正危机。哪朝哪代不是因为官僚失控，滋事扰民，民不堪命才陷入不可救药的统治危机的？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有一个看法，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有人指出，官多酿成腐败祸患。官多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腐败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官？很多就是腐败产生的，而腐败上来的官又必然用更大的腐败弥补腐败亏空，形成腐败恶性循环。官多还酿成扰民祸患。是官，总得有点事干吧？于是一些官员无事生非，各种检查，视察，会议频繁，其实就是为了表明一下自己是当官的，而这种行为本来应该是促进工作的，现在许多时候却成了影响工作，对老百姓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形成了干扰。
一网民的帖子“官扰民可怒也”大发牢骚说：今天是这个星期第一天上班，本来平常都是8点出门的我，今天也是如常一样8点左右上了一个挤满人的公交车，……汽车开得很慢，而且眼看时间就快到了却老是到不了站，下不了车让我可以换地铁上班。到工作的地方才知道，原来有个大官到附近考察，所以要封路来让其车队通过！啊，天哪！
既然改革者有那么大的勇气，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敢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那就坚决从国家机构精兵简政入手进行改革，满足民众的心愿，获得民众的支持。似此，改革还怕不成功，还需要怨天尤人吗？如诺欺软怕硬，专图“国企”的全民财产，掠民济官来巩固官家天下，可不是什么英雄本色。日后在新《史记》上留下的决不会是什么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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