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无非是要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共享模式；第二种，是交易模式；第三种，是强制模式。第三种，通常是奴隶社会的模式；第二种，通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第一种，通常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模式。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混合模式，同时使用共享模式、交易模式和强制模式。其中，对内主要是共享模式；对外主要是强制模式。理论上，全世界均以交易模式为主要关系模式。
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试图建立对内共享和对外交易的混合模式。但是，由于残酷的外部封锁，仅仅建立起来简单的内部共享模式（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享模式），而无法建立公平的对外交易模式。过于简单的共享模式，往往忽略劳动者劳动价值的差异，致使高端劳动者积极性丧失，从而导致全员劳动生产效率递减。同时，由于无法实现公平的对外交易，剩余生产力无法释放，整体发展速度受到影响。所以，最后，中国还是选择了改革开放。改革的主旨，就是建立内部交易模式；开放的主旨，就是建立外部交易模式。改革的理想结果，就是先用交易模式替代共享模式；然后，再由交易模式转向共享模式。邓小平理论的一般论述，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实与理想是两回事。中国尚未建立起规范的内外部交易模式，却已经开始向强制模式过度了（维稳的涵义）。失控的权力和强势的资本，开始介入交易的各个环节，并获取不合理的暴利。并且，权力拥有者和资本拥有者，在合谋寻求强制模式的制度化安排。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谓的“顶层设计”的本质。
一般而言，交易模式需要私有化和市场化作为前提条件。所以，鼓吹交易模式的人，习惯于将一切问题归结为私有化不彻底和市场化不充分。在中国，鼓吹交易模式的人们，认为所有交易模式的失败，都是过去共享模式影响的结果。所以他们将改革简单化为，彻底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也就是彻底根除共享模式。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是这种逻辑的系统论述。这种逻辑正确吗？事实上，中国的私有化比例和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事实上，就私有化绝对比例和市场开放程度而言，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了。甚而至于，中国已经出现了过度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的问题了。请注意，中国交易模式的问题，是中国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存在不规范的问题。私有化没有真正合法化；市场化没有真正规范化。换句话说，中国交易模式的问题，不是比例和程度问题，是管理水平和制度建设的问题。简单一点儿说，中国交易模式的问题是被强制模式渗透的结果，而绝非共享模式残存的问题。有些中国人，有意或无意地偷换概念。他们一再将中国的改革方向引入歧途。
有意思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本国私有化的边界（很多领域严禁私有化），非常重视本国市场化的底线（很多领域严禁市场化），他们在国内越来越强调实现高水平的共享模式（通过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当然了，他们在国外推行强制交易模式，为此不惜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如邓小平理论的设计，在建立比较完善的交易模式后，开始转向更加理性的共享模式。
然而，在中国，共享模式被刻意污名化了，成为了国际强制模式和国内强制模式的代罪羔羊。利益集团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说成是共享模式的问题，不遗余力地鼓吹无限度地私有化和市场化，为国内外强权介入中国市场获取暴利提供舆论掩护。这种掩护，面临国内外有识之士的严厉质疑，他们便发出“血路”和“死路”的威胁。
笔者是合理私有化和规范市场化的赞同者。笔者认为，在人类的特定历史时期，必须接受采用混合模式的现实。在发展的必要时期，可以采取以交易模式为主的发展模式。但是，笔者反对走极端。过去，笔者反对走极端共享模式，现在笔者反对极端交易模式。当然，笔者更加坚决地反对在国内实行基于权力和资本的强制模式。基于权力和资本的强制模式是新井田制，它可以将全体国民沦为新型的奴隶。
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在不断完善交易模式的同时，建立基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共享模式。请注意，这将不同于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下的共享模式。事实上，从巴黎公社到北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人类慢慢地找到了更加适合人类自然历史特征的共享模式。
无论是完善交易模式，还是建立共享模式，都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伟大的智慧来自于基层，伟大的力量来自于底层。必须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必须时时刻刻地依靠群众。不要通过“高层论坛”来搞“顶层设计”。所谓“高层”、所谓“顶层”，会严重脱离群众，会严重脱离实际。当年革命不能靠洋人，今天改革也不能靠洋人，改革需要人民的支持，改革需要社会共识。
改革的方向，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让人民得幸福。搞改革的人，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真正需要的是立场，而不是天花乱坠的理论。改革的方向，就是立场的试金石。改革的终极指向，是建立适合国情民意的共享模式。共享模式，当然要讨论如何分蛋糕的问题。若非如此，改革的方向就一定有问题。试想，不是为人民谋幸福，那是为谁谋幸福？古今中外，可有一家理论证明了，私有化可以提高国民福利？不积极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形成的共享模式，却非常积极地破坏生产资料公有状况的共享模式，这是为人民谋幸福吗？那个自称为幸福的地方，人民真的很幸福吗？
注：
1、 谨以此文纪念邓英淘先生。
2、 推荐阅读旧文《论占有价值》和《由共产到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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