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他认为，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客观上就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他人利益的实现。如他说：“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①]一些经济学家竭力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商品生产发展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在存在商品交换的社会中，参与其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只要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客观上就一定会促进他人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取得了巨大的历史和现实的成就。因此，他们也就竭力把这一思想照搬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来，竭力鼓吹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利益出发，并以此说明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的经济发展，而承认和遵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唯物主义的经济发展，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问题在于，“看不见的手”果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吗?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最初产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生产者确实都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交换而生产，但任何商品都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作为交换的商品使用价值不是对生产者说的，而是对交换的对方而言。实际上是说，生产商品者在生产交换过程中在从自己利益出发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对方的利益，或者说从对方的利益出发。如果交换的对方感觉不到商品对自身的使用价值，就不可能与商品的生产者进行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从事平等交换的商品生产者主观上既是从自己利益出发，也是从他人利益出发，是利益兼顾原则。客观上也是既利于他人，也利于自己。
商品生产产生于私有制社会，在简单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应该说，相当多的商品生产者是从利益兼顾原则从事商品生产的。但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也必然会出现那种单纯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不考虑交换对方和社会的利益。如果商品生产者单纯地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只是顾及自己的满足，那么在生产或交换过程中必然弄虚作假，或偷工减料有意减小商品的使用价值，或有意无限夸大商品的使用价值欺骗交换对方。恩格斯在谈到这种商品交换的买卖关系时说：“每个人必然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所以在任何一次冲突中，两个人在利害关系中总是绝对彼此对立的;这种冲突带有完全敌对的性质，因为各个人都知道对方的意图，知道对方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每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该商品的价格的东西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见，在商业中是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样允许给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来没有的特点。总而言之，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②]特别是在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逐渐出现不直接从事商品生产，而专门从事商品交换职业的“商人”时，如恩格斯所说的“贱买贵卖”现象，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而无限夸大商品的使用价值，欺骗消费者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当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其与以往商品经济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出现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就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劳动者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是占有自身的劳动力。但任何物质生产活动必须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于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资本家付给个人工资，形成表面上的平等关系。按照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规律理论认为，在这种商品交换过程中，资本家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劳动者也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客观上都促进了对方利益的实现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典型的符合“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规律的典范，是所有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大发展的根源所在。这是典型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或者说市场经济发展实质的歪曲。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秘密。即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的前提下，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也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劳动力的价值就是劳动者自身及家庭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也就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本身。资本家购买了劳动者之后，就可以任意支配劳动者的劳动。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价值一定大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否则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没有任何意义。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主义整个生产的内在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作为商品经济来说，其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资本主义作为特殊的商品经济即把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在这个规律的运行下，资本家追求的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这种行为固然能够把劳动力与劳动资料结合在一起，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但物质财富的增加或者说价值的增值本质上不是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结果。
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马克思认为这一观点是极端荒谬的，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③]由此怎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呢?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确实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行为的真实反映，同时在我们今天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实践中出现大量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消费者的假冒伪劣商品的现象也证明了亚当·斯密思想的荒谬性。
从上述意义上分析，亚当·斯密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根本不是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真实表述。如果从商品经济参与者的主观动机出发表明经济规律的话，其表述应该是：商品生产者从自己利益出发，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考虑个人利益同时，也从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利益出发，才能客观上既实现他人利益促进社会发展，也实现个人的利益。如果商品生产者单纯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必然不同程度地要侵犯和损害他人利益，危害社会发展。亚当·斯密的错误混淆了商品生产者上述两种不同的个人利益观。人是社会的人，如果只是单纯考虑个人利益，自觉不自觉地必然要考虑如何牺牲、侵犯、占有他人、社会利益。亚当·斯密把正当的个人利益观与错误的个人利益观混为一谈，实际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利益都看作正当的。把利益兼顾原则导致的客观结果夸大为所有个人利益导致的结果。亚当·斯密之所以提出歪曲经济发展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客观规律，从认识论根源讲，是把部分个人利益导致的有利于社会的结果夸大为所有个人利益导致的结果，而无视、掩盖甚至完全否认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对他人、社会危害作用的客观事实。从阶级根源讲，亚当·斯密实际是把剥削阶级的利己本性特别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夸大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本性，混淆资本家和工人参与经济活动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个人利益观，掩盖资本家利用资本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本性，同时颂扬和美化资本家的社会价值，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存在提供理论依据。
“看不见的手”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危害性
就是这样的一条错误的所谓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被我们相当多的理论家捧上了天，同时把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大家所熟悉的曾获美国博士学位的香港大学专门研究理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张五常教授就竭力鼓吹 “人性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都“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高斯定律”、“惟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惟一的选择”。
再如原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院长张维迎2011年7月15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市场制度最道德》一文中说：“经济学和宗教伦理的基本假设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为。”人的本性“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不一定说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
2004年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一本号称“国民素质研究专家”的解思忠先生著的《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一书在谈到公与私关系问题时引用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那段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重要论述。紧接着，他就开始批判“大公无私”的观点，说：“几十年的实践，已宣告了‘大公无私’神话的破产。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私有公’—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其所能，才会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积累，反过来又惠及每个社会成员;反之，大家都一味地依赖集体和国家，只能是永远捧着个讨饭的碗。”[④]解思忠这段话的含义非常清楚，意思是说，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真实揭示了公与私的关系，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大公无私”思想、“公而忘私”思想、集体主义思想都是歪曲了公与私的关系，对社会发展有消极、破坏作用。应当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及其包含的“人本性自私论”作为塑造中国现代人基本素质的内容和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2008年1月8日在《广州日报》发表的谈话中讲到，计划经济下，国家总是不停地寻找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人以利益—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个人利益实现的手段就是“交换原则”。“通过交换。工人用工业品换粮食，农民用粮食换工业品;多余的，换成人民币揣在手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禁止个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鼓励人们去追求合法利益。”王长江甚至还谈到，共产党自身也有自己的私利。
中国近些年来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其背后的经济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自由性和盲目性，就是强调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和最大化。
上世纪90年代把西方经济学的科斯的产权理论作为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且把其简化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写进了党的重要文件中，以混合所有制为名，实质是把公有制企业改制为私有制企业。他们认为，国家所有，产权就不清晰，管理者、劳动者就没有明确责任，就没有劳动的积极主动性，就实现不了个人利益。只有私有化，才有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才有管理者的责任意识，才有生产的发展。由此，贱卖国有企业、甚至卖学校、卖医院就成为各个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直接践踏国家宪法，把属于国家所有的煤炭等矿产资源低价转给私营企业，导致近些年来涌现大批依靠国家所有的煤炭而一夜暴富的亿万富翁，以及矿难事故的层出不断。另外，把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实质也是变相地改公有制为私有制，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逐步改为按资分配原则。甚至党的重要文件和个别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也直接或间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竭力扩大按生产要素分配比例，鼓励人们依靠非劳动性的财产性收入致富。不仅经济上实现市场原则，而且把市场经济原则无限扩大，推广到文化宣传、教育、体育和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前些年，全国大多数地区甚至把“公共厕所”和“公园”也推向市场，这还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吗?
由于突出强调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强调个人利益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所以在各个行业、部门、系统甚至包括学校，把调动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惟一手段都寄希望于物质奖励上，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物质奖励政策和措施，其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具体量化，都与个人的奖金紧密挂勾。包括高校甚至笔者所在的拥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没有一项领导认为该做的工作不量化的。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由此导致具体工作人员包括许多大学教师也已经变成数字的奴隶，实则金钱的奴隶。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及其包含的“人本性自私论”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本性的表现。马克思《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现象，实际上就是“人本性自私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和典型表现就是疯狂地追求商品、追求金钱、追求剩余价值，导致拜金主义文化。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及其形形色色的自由化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因而也导致全民族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即拜金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经济领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实际是追求金钱最大化已经成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企业、公司、银行、个人包括国有企业的主要甚至惟一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从不否定追求经济利益包括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主张的是依靠自身的劳动、依靠对社会的真正贡献，依靠合理合法的物质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相当多的上述企业和个人却依靠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行贿受贿权力者、制造环境污染、买空卖空等各种不道德和违法行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政治生活领域以及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那里，也把追求部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发展的衡量标准。甚至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公检法系统、税务系统、监督系统也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指标。
在文化、教育、出版、医疗等各种行业，几乎都把经济创收作为部门、单位发展的主要甚至是惟一内容。文化宣传部门以创收数量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价值，报社、电台、电视台为创收，大肆刊登各种虚假广告，欺骗群众;教育部门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更是比比皆是，学校各级领导都把本专业、本学院、本学校的经济创收摆到学校发展的重要地位甚至首要地位。出版部门几乎完全按市场原则即能否有经济收入作为出版的惟一或主要原则，各类医疗部门、机构已经程度不同的放弃了救死扶伤这一基本职能，以创收多少衡量一个医院、一个诊室、一个医生的价值，由此导致各种虚假诊断、滥开药品、收受红包等歪风邪气的盛行。
如果说上述现象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及其包含“人本性自私论”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外部的现象表现，其最重要也是危害最严重的就是把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完全颠倒、扭曲了。相当多的人已经成为拜金主义的奴隶。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近些年来，又与亚当·斯密的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金钱至上观念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当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内容。几乎到处都存在的权钱交易现象就是这两种文化结合的典型表现。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即塑造人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塑造的人格标准、具体内容不同。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文化相互结合起来塑造的人格标准就是拜倒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奴性意识，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的伪善和虚伪意识，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窝里斗的内耗性意识。任何一个有清醒头脑和判断意识的人都能感受到上述几种意识和人格标准的人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太多了。这种当代中国特色的腐朽文化直接腐蚀和危害了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三种类型的人：
一是官员。现实社会中的官员不同程度甚至完全背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为亲属、为利益集团谋取各种不正当和非法利益。所有被揭露出来包括还没有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其思想灵魂和人格标准已经完全剥削阶级化了，同时他们还要千方百计伪装自己和打压群众与弱势者，由此已经成为奴性、虚伪性、内耗性的典型人物。已被判刑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贪官徐其耀案发前给其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的一封信中嘱咐他儿子如果要选择走仕途这条路，就一定要把他的8条劝告铭记在心：一是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二是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三是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四是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五是要学会处关系。六是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七是要学会拍马屁。八是对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都是可以变通的。这既是徐其耀内心的真实思想，也是所有贪官做人模式的真实写照。不正体现出腐败官员的上述扭曲的人格特征吗?
二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真理，最重要的职能和使命就是引领社会意识、精神文明、道德风尚的进步和发展。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早已经把这种使命和社会职责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也疯狂地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名利、追求享受和社会地位。为此，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乌七八糟、丑陋卑鄙的手段和方法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包括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大学都有其突出和典型的表现，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许多所谓的“教授”、“博导”、“大师”、“专家”已经撕去了罩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文明外衣，变成赤裸裸的商人、政客和小市民。许多群众讥讽一些教授、专家已经变为“叫兽”、“砖家”，就是对知识分子现状的真实写照。
三是青少年。不能不正视的客观现状是，当前相当多数的青少年已经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没有为大多数人奋斗终身的人生价值观，没有对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崇拜、信仰和学习。他们的头脑已经为个人的名利地位、为小家庭的安乐生活、为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所占据。他们崇拜和追求文艺、体育界等各种明星。远离工农、远离劳动、远离艰苦已经成为这一代青年人的重要特征。《中国大学生》杂志2001年第1期刊登一篇大学生《为大学生辩护》的文章，针对该刊上一期有篇文章批评当代大学生丢掉了上世纪大学生“位卑未敢忘忧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精神，说有那些精神是计划经济时代，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大学生都面临生存和竞争压力，因此“我们不指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也不想做什么英雄，我们只想默默无闻，只希望过小男人、小女人的平静生活。”[⑤]这不正是当代相当多的青少年思想的真实写照吗?笔者在大学教育工作中，经常做问卷或座谈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大学。几乎每一次都是90%以上回答从个人找工作、个人发展、个人赚钱、个人前途、远离贫穷和农村地区角度回答的，只有极个别学生能够从国家民族的发展、人民的幸福和社会责任感角度回答。当我上课谈起后者答案时，遭到许多同学的嘲笑。他们认为，为国家为人民学习都是虚伪的，只有从个人角度出发才是真实的。笔者接触过许多中小学教师，谈起周恩来少年时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学习观念时，他们认为，现在向学生灌输这种思想已经过时了，也没有学生真正相信。现在就只有实实在在地跟学生讲，不好好学习，就找不到好工作，就永远受穷，就永远处在社会最底层。这就是当代许多青少年的思想现状，也是教育的现状。由此我必然想到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那段阐述穷人羡慕富人生活、地位而发愤学习努力，曲膝讨好权力者、有地位者、有金钱者而竭力向上爬，力求改变自身生活状况和地位，同时赞扬这种个人奋斗追求的精神是社会进步、财富增加的主要或惟一动力的一段论述。中国当代青少年的思想状况不正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理想楷模吗?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作为歪曲的所谓经济发展规律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奉劝那些继续把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的官员和学者赶快悬崖勒马吧!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0-601页
[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④] (《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30—131页)
[⑤] 《中国大学生》杂志，2001年第一期，《为大学生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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