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抓关键与要害,社会治理尤其如此。过去一句老话叫“抓纲治国”,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这个道理今天依然适用。当今中国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其中哪些才具有关键及要害的性质呢?
这当然是言人人殊,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笔者认为,如果排序的话,第一位是贫富的问题,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不能指望穷人为富人去奉献、去战斗,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其内部矛盾必然也大,这将极大地削弱其发展潜力与对外张力;第二位的是腐败问题,道理仍然很简单,如果不能遏制腐败的发展蔓延,与腐败对着干很可能演变成与政府对着干、与制度对着干,这同样也将极大地削弱国家的发展潜力与对外张力;排在第三位就是汉奸问题,这是一股中国社会内部日益猖獗的破坏势力,理应清除。但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清除汉奸充其量只是一个理想的口号,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但不能不做和不得不做的是,必须打击汉奸势力使其不得影响乃至左右中国的发展,否则中国社会同样也要出大问题。笔者以为,上述三个问题都应该属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题中应有之义,缺一不可。前两个问题,笔者在《我们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中国要打一场反腐败的全民战争》两篇文章中已经做了一点叙述,接下来就在这里谈谈打击汉奸势力的问题。
为什么把打击汉奸势力列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前三之一呢?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内部奸细从来为害最甚。
战略经验告诉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有脚底风刮不倒人”。战略对手在中国内部扶持反对派,力图从内部搞垮中国,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发展崛起的中国需要在内外两个方面保卫自己的安全,捍卫自己的利益,二者不可偏废。过去讲“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今日中国是否做到“敌中有我”不敢说,但“我中有敌”毫无悬念,只不过他们都有各种保护色,总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笔者在此愿意大声疾呼:发展崛起的中国要有足够的敌人意识,这一点,得好好向美国的战略家们学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为到处都是敌人及其阴谋固然不对,但以为可以高枕无忧而卧,放心睡大觉,则是非常有害的。连老百姓都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发展崛起的中国在任何领域都不能不设防,对内部的奸细也理应如此。
第二,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汉奸大量滋生是必然的。
当代中国还有没汉奸,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社会历史条件给汉奸的滋生发展提供了多大的机遇。窃以为,在所谓全球化、一体化的推动下,以普世价值为引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当代中国社会给汉奸的滋生发展提供了丰饶的土壤,盲目崇拜西方的洋奴,思想价值上的香蕉人,经济贸易领域的买办队伍,官僚资本势力等,是汉奸的滋生发展的各个烂泥坑,在这些烂泥坑中每时每刻都有汉奸在滋生、成长和壮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鉴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社会还将继续沿着多元化的道路前行,上述各类队伍还将呈日趋雄壮的趋势,所以也必将使汉奸势力如暮春三月的荒草一般疯长。这是发展崛起的附加代价,也是社会进步难以排除的一种悖论,所谓“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杆”是也。
第三,中国的汉奸队伍呈高端化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可估量。
现代化、“国际化”、“一体化”给汉奸队伍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面貌。过去,汉奸的基本成分是层次较为低劣的人等,其中以地痞流氓狗腿子居多,多为人们所不齿;现在,“精英”类汉奸比重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文化领域每每以“知名”现身,以权威自傲,形成相当大的舆论价值导向能量,在相当程度上渲染社会氛围,具有不可估量的思想感染力、社会影响力和政策推动力。现在,他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压制民族声音、爱国声音的水平,民族自信自强的信念被贴上舶来品“民粹主义”的洋标签,爱国的声音被贬斥为“爱国贼”,痛加围剿,使让民族的声音、爱国的声音在重压挣扎奋争,这已经足够触目惊人的了,但更危险的是,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在向高层冲击,目标是或者打造一个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或者直接掌握中国社会的主导权。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上下不可掉以任何一点轻心,不要以为只要把经济抓好,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汉奸就不会继续以搞垮中国为己任了;也不要以为向他们放权让利,让他们成为上等人、座上宾和既得利益者,就能使之成为执政党的同盟军,就能与“中国道路”“同舟共济”。对待他们,“拉”的一手固然需要,但“打”的一手也必须有足够的力度,只有“打”“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确保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总之一句话,汉奸不除,国无宁日。当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不能让“韬光养晦”成为变相的“鸵鸟政策”,对内也不能“绥靖”至上,一味迁就退让。汉文帝说过一句话,汉家之术,王霸道杂之。“没有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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