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之际，《中国作家》杂志和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一部优秀报告文学——铁流和徐锦庚两位作家，历时三载写成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在我看来，这既是一部文学著作，也是一部教育学著作。文学和教育，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有一个共同点，一提到这两个领域，往往群情激愤，社会各界都有无穷的意见要提。但可惜这些意见又多是老生常谈，我几乎在各个场合，都听到对我所跨的这两个领域慷慨激昂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立场和路径，实事求是的说，多数是不靠谱的，是盲人摸象甚至以讹传讹的。这是两个看上去跟每个人的生活有关，实际上却很难全面了解和深入体验的领域。
今天文学的问题也好，教育的问题也好，确实多如牛毛。但有一个新的问题是大家激愤之余不曾留心的，或者说正是在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批判声中自然产生的，那就是指挥棒太多了。例如我们过去说“高考是教学的指挥棒”，但现在的新问题是，高考本身被千万个指挥棒指挥着。那么多人都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大谈高考，仿佛人人都是叶圣陶、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媒体上天天都有对教育的报道，以负面性的居多，这些报道多数是人云亦云、不可轻信的，是不符合教育的实际情况的。如此局面之下，我觉得扎扎实实地做一些调查，乃眼前第一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看到了明明白白写着“调查”二字这样一本书。先不论其文学水平如何，对教育的把握如何，此书的态度是当下非常需要的!我差不多每周都接到这个媒体那个媒体关于教育的采访，动不动就是：“孔老师，为什么中学教材去掉了鲁迅的课文?”我反问：“谁告诉你的?你自己花一百多块钱买一套教材看看，哪个课本去掉鲁迅的课文了?你看看就会知道，不但没有去掉，可能反而增加了!”然而全国都在闹腾这件事，三人成虎，说鲁迅的课文被减少了，甚至说被金庸的小说代替了。我们每天就活在这些似乎并无恶意的谣言中，所以说实地调查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看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很喜欢看到题目带“调查”二字的。过去的论文多喜欢“论”什么什么，一上来就“论中国二十世纪美学”，“论浪漫主义在东方的传播”，很吓人，一个一个都是包打天下的“公知范儿”。现在中国更需要一个一个扎实的调查和报告。半个月前，《中国作家》的评论家朱竞女士给我发来电子稿，说孔和尚在教育界混了多年，可能有点自己的感触。但朱竞女士可能不知道，孔和尚对“民办教育”尤其情有独钟!这并不仅仅因为我的老祖宗孔夫子是中国第一位“民办教师”，更是因为我自己跟民办教育这一行，从民办幼儿园到民办大学，都接触甚多。我给数家民办中学当过顾问，给数家民办高校当客座教授，这样做并非为了可以多挣一点钱，而是我对民办教育怀着一种战略性的思考。小平同志生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他这是全面评价的讲，从整体上讲。而从我这样一个教育工的视角来看，我自身本来是新中国教育的受惠者，是直到我当了老师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教育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当了三年中学教师，现在依然和中学、和高考、和许许多多教育考试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基础教育的应试化，第二是高等教育的培训化，第三是社会教育的时尚化，第四是学术研究的项目化。
这个“四化”，彻底毁坏了中华教育。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是来源于西方的，中国古代不是这种教学体制。今天的大学中学小学，动用了中华文化中最好听的概念，用了“大学”和“小学”这样神圣的词汇来翻译这种体制。从一百多年前开始建立的这种分科教育、职业培训体制，有其自身不可磨灭的优点，它特别是针对着中华民族救亡的时代需求的。以前的传统教育不重视职业培训、不重视分科教育，这么搞下去清朝要灭亡，所以要引入西方体制。这个体制在现代化历程中发挥了很强大的作用，使我们救了国，培训出了各个领域的人才。但是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整体性、人的神圣性。我们常常为了术而忘了道，为了国而忘了人。
从孔夫子和苏格拉底那个年代开始，人类的教育本来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国”，人应该放在国的前面。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人立起来之后，“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人不立，国家再有钱、再强大，也是没用的，这个国很快就会覆灭。而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的教育，也开始转身去学中国的古代，也就是说要培养全面的人才。当我们去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华，以及当前欧美、东亚等其他国家教育的精华时，会发现其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就是：“学以致用，学以成人”。而中国的教育现状，却是从中央政府到老百姓都在批评、都在诟病的，是“既无用，又非人”。此处只是概括，相信读者可以举出无穷无尽的例子。
那么希望何在?尖锐的批判之后，我们不赞成以愤青的态度，把百分之百的教育都否定掉了。本人在重点大学当着教授，体会到公办教育也在进步，但是进步的过程中伴随着倒退，伴随着许多难以摆脱的弊端。有些弊端可以说积重难返，甚至有些弊端还在歧路上继续狂奔。作为一个学者，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高举着“普世价值”旗号的量化管理，把学校当成工厂和公司。北大的李零教授有篇著名文章《大学不是养鸡场》，讲得深入浅出。现在把知识分子都当成公鸡母鸡，严格检查每天打不打鸣、下不下蛋，按照每年每月下多少蛋来制作排行榜。许多人都记得“钱学森之问”，即当前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他们那代人为什么能有大成就?为什么工人农民当中都能产生发明创造的大师?原因之一是，当年没有这种完全违背管理学精髓的“量化管理”。如果当年有“量化管理”，要求他们每月写出几篇论文、每年卖出几十个文凭，中国就不会有两弹一星，不会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不会有成昆铁路南京长江大桥，不会有杂交水稻和万吨轮，不会有世界上第一例人造生命——人工胰岛素的合成。他们可以把一生的智慧拆分成一百篇论文，去换职称、换汽车、换房子。
幸亏那个时代没有非人的量化管理，而今天的大学已然“鸡场化”了。我见过不少高校的领导，他们也是很头疼，本来当校长的应该致力于成为教育家，而现在的校长，每天要忙着去统计和管理那些垃圾数字，忙着去给学校跑钱跑项目跑学位点，累得疲惫不堪还要挨骂受辱，他们既痛苦又无奈。现在某些地方已经发展到，连幼儿园的老师也要写论文，连当一个城管也要考英语。表面看上去欣欣向荣，论文如海，博士成堆，一片繁荣，但我们拍拍良心应该承认，这都是假象。真相是实际的人才少了，素质低了。从教育经费来说，多年来我们一致呼吁提高教育投入比例。中国终于摆脱了全球倒数的耻辱，比例增长到了世界平均数。但是我要问：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成就，真的超过了以前2.5%的时候吗?过去我们是不给钱、没有钱，现在是有了钱，乱花钱。这些钱怎么使用?往往是为了吸引眼球使用的。教师学者的基本收入很低，然后用项目课题去捆绑和误导他们，造成科研浮夸和大量的弄虚作假。科研教学每况愈下，教师收入也严重两极分化。学生方面也一样被分科、量化和评奖所害。例如两个学生写了同一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一个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励他50万，轰动全校;另一个学生一分钱没有，这两篇论文的差距是50万吗?这是做学问还是作秀?这是发展教育还是摧毁教育?当然我觉得公办教育还要在公办的体制内去进行改革，但是我认为短期内全面改观的希望不大。
当把目光移向“希望的田野”，我在民办教育那里发现了一缕曙光。因为民办体制，相对比较灵活，不用也不必事事都听教育部的听媒体的。比如广东一位民营企业家办了一所学校，在学校旁边盖了一座孔庙，请我去给这孔庙写碑文。他的学校就努力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同时高考成绩也非常好。那里有一些在世俗看来属于封建迷信的观念，在公办大学里不可能实行的。有一年校长和学生都去孔子像前祈祷，祈祷今年本校考上一个北大的一个清华的，这在世人看来有点滑稽，可是这一祈祷，真的当年就考上一个北大一个清华的。这是公办学校不能宣传的，只有民办学校可以堂而皇之进行。我又一次想到鲁迅先生说的“迷信可存”，我们绝不能举着科学的旗号去杀人，把什么解释不清的东西都打成迷信。清明节很多民众要烧纸要上坟，这算不算迷信?国家应该严令取缔吗?
我在观察思考过程中，也发现有很多民办院校，最后又走到赚钱牟利的路子上去了，这个我也体谅人家。比如说是搞房地产的、开煤矿的赚了钱，现在想干文化，本来是做好事，干着干着，他们觉得还是原来的路子比较熟，干着干着还是归于赚钱，忘了自己的初衷和人生的根本。我觉得要把两个思路结合起来，古人说“学而优则仕”，我现在号召“商而优则学”。
怎么学?我们先要看看北大清华这些学校有什么弊端?它们培养的学生为什么一茬不如一茬?我们对学生不好公开这样讲，不过老师内部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说90年代的不如80年代的，现在的不如90年代的。我就对我的博士生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博士，会写论文不代表你有真学问，你只相当于20年前的本科，你还不见得有那个本科生强。现在的学生获得文凭比以前容易多了，可是从就业上看，却是这么的难。我一方面很同情他们，另一方面在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改变?中国现在真的是需要培养精英，这个“精英”不是贬义的，不是被失望的民众调侃的那个伪精英，而是真正的复合型人才，是真正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写的“人”。重庆有个移通学院，在我的赞赏和“怂恿”下，内部成立了一个精英学院。那些“三本学生”本来很自卑，但是我去跟学生交流说，不必自卑，高考之前你们和北大学生是有差距的，高考之后，大家重新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现在是信息发达社会，北大学生能看的书，你一样能看;他能接触的资料，你一样能接触;我是北大教授，可以来给你们讲课，还可以请别的老师来给你们讲课。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现在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志气。我们的学院就要有自己的独特机制，比如这个学院不雇任何后勤人员，所有的做饭保卫、打扫卫生的事情，都由学生自己来进行。早上起来练武术，太极拳形意拳。从生活自理开始，然后打通学科，有专业而不限于专业，每人要有一技之长，同时要有一个广阔的知识覆盖面。我相信通过这样的机制，将来就能培养出人们所羡慕的什么西南联大那样的学生。都说西南联大不够条件，什么条件啊?朱自清当年上课的时候，穿的衣服好像麻袋片改的，人家照样出大师嘛。我觉得利用当下比较混乱的局面，由乱到治，利用民办高校本身一些自由的机制，从中能够成长出中国新一代教育家，也能够培养出新一代知识精英。
我的博客叫“东博书院”，有人问我为什么叫书院?我说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它和今天的大学是互补的。大学的作用我们不能否定，大学就是标准化生产人才，从流水线上哗哗下来，下来就能打工——当然现在打工技能也越来越差了，资本家越来越不满意了。而书院是培养全面的人，培育人的灵魂。书院是不包分配不管打工的，但它的学生工作是好找的。孔子对学生从来不包分配，孔子的学生，各国诸侯抢着要，这就是因为他的学生是全面的而又有特长的人才。本人在各方“怂恿”鼓励之下，也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将“东博书院”实体化，目前正在勾挂三方来谈判，期望办成一个我理念中的打通古今、打通中西的新式学府。所以读到铁流和徐锦庚二位写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我觉得这代表了主流文化界对民办教育的正视，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希望继续写下去，做下去。中国那么多的民办院校，除了赫赫有名的山东英才学院之外，书中写的西安翻译学院我也非常佩服。我在民办高校做讲座，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西翻”那次，从提问和交流中，感觉学生素质很高，也很佩服创始院长丁祖诒这个人。如果本人也参与到民办教育的实践中去，那就更要感谢二位作家的辛苦调查和真诚写作。面对全国亿万学生和家长迷惘的目光，孔和尚最后再说一句：“民办教育，中国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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