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导致了华夏文明的第二次浩劫。通过这次浩劫，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历史教训：如果缺乏健全的政治制度，如果管理者放弃管理国家的政治责任，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如果知识精英全都掉进玄而又玄的思想陷阱，如果统治体系没有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整个社会就很容易走向崩溃。
魏晋玄学以对礼法的否定为出发点，最终走上虚无主义的道路。对所有价值体系的超越和对生命意义的极端认识使他们对自己承担的政治责任漠不关心。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的清谈，到西晋时期王衍、乐广的贵无，一步步抛弃的是政治家应该遵守的伦理，放纵的是知识阶层没有廉耻的私欲。石崇以杀人为乐，潘岳以谄媚为荣，王衍以无所事事为高，王戎以贪鄙悭吝为性。东晋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桓冲手下做骑兵参军。有一次，桓冲问他在哪个部门工作。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部门。经常见有马牵来，大概是负责管马的吧。”桓冲问他：“官府有多少马？”他说：“孔子主张‘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问他：“最近马死了多少？”他说：“孔子主张‘未知生，焉知死’?”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中，像王徽之这种做了官却不理事的人绝不会这样引经据典、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而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才能为人称道，才能成为名士，才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官场上都是这样的名士，没有人对具体的政务感兴趣。王衍问阮修：“老庄和儒术有什么不同？”阮修说：“将无同。”意思是没有什么不同。想不到，这种齐物无为、不辨是非的观点竟然大受王衍的赏识，立即征辟他为“掾”——即属官，成为名震一时的“三语掾”。这类现象非常普遍。王戎推重王衍，王济赞赏卫玠，王导起用王濛，庾亮引荐殷浩，都是以清谈鉴赏而受到重用。殷浩受命北伐，丧师千里；王濛为会稽王司马昱入幕之宾，而不能有所作为；卫玠徒以容貌闻于世，终被看杀；王衍受东海王司马越重托，一筹莫展，倾师覆国。石勒问王衍：“君为晋太尉，如何使晋乱如此？”王衍道：“衍少无宦情，不过备位台司，朝中一切，通为亲王秉政。就是今日从军，也由太傅越差遣，不得不行。若论到晋室危乱，乃是天意亡晋，授手将军，将军正可顺天应人，建国称尊，取乱侮亡，正在今日。”我总觉得王衍有点类似周作人。不是有人说周作人是思想家吗？王衍是玄学领袖，自然也是思想家。不是有人说周作人当汉奸是对气节观念的超越吗？王衍也可谓超越了气节观念。他不仅为自己开脱罪责，还寡廉鲜耻地谄媚民族敌人。连石勒也反驳他说：“君少壮登朝，延至白首，身居重任，名扬四海，尚得谓无宦情么？破坏天下，正是君罪，无从抵赖了。”王衍临死时，才有所悔悟。对人说道：“我等才力，虽不及古人，但若非祖尚玄虚，能相互戮力，匡扶王室，当不至同遭惨死。”然而，为时已晚。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大脑，积极务实的思想是社会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走火入魔的时代。本来，社会应该允许知识分子在未知的思想领域探险，应该为他们提供最辽阔的自由空间。不幸的是，魏晋的玄学家都占据着政治家的位置。庄子值得赞赏，因为他为一代代漂泊的知识分子构筑了一座宏伟的精神乐园。而作为庄子信徒的魏晋玄学家却很不成功，因为他们让整个民族丧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活家园。
有一次，桓温乘雪欲猎，先访问了一下清谈名士王濛和刘惔。刘惔见其身穿单薄而轻便的军装，就嘲笑桓温说：“老贼想去干什么？”桓温说：“我若不干这行当，你们这些人能安然坐着清谈吗？”东晋玄学家看不起桓温，后代的历史学家贬斥桓温，然而，正是桓温道出了这样的真理：清谈本身也许并不是什么罪过，但是，以清谈妨碍政务就是罪过。桓温北伐，收复洛阳，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流涕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夷甫就是王衍。地下有知，也当无言。
这些无所事事、抛弃伦理的政治家严重毒化了社会氛围，严重腐蚀了统治阶级的政治体制。每个人都不讲道德，漠视规范，淡化责任，率性而为，最终带来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没有尽头的八王之乱，给野蛮民族创造了崛起的机会。
没有法制，就没有井然的社会秩序；没有精炼高效的政治体制，就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蕴藏于民众的能量；没有廉洁的政治道德，就会腐蚀掉凝聚民心士气的政府权威；没有民众信赖的民主制度，统治阶层的廉洁奉公就没有保证。我们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无所事事。过于急躁会动摇社会进步的基础，因循苟且会让民怨沸腾。如果我们能在五十年内确立健全的政治制度，就能保证中华民族至少二百年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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