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现代化，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梦想。但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让世人看到，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现代化之后仍然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借鉴和教训?如何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解放日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尚无西式现代化成功的先例
解放日报记者李小佳(以下简称记者)：在讨论现代化时，人们总是绕不开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然而，如何看待别人走过的路和走好自己的路之间的关系，却仍是思想理论界纷争颇大的焦点。有照搬说，有国情说，也有扬弃说，还有超越说。十八大之后，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追求“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宣示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对人类制度文明作出新的创设贡献的决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澄清别人的路和自己的路之间的一些模糊认识，也就显得越来越有必要了。
温铁军：超越西式现代化的制度类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实很难。但必须坚定信念，因为中国客观上不可能照搬西式现代化的制度经验。
首先，我们在人口超过一个亿以上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西式现代化成功的经验。
以往一般都认为，西方从资源经济到资本经济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上主要得益的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受此影响，很多人认为只有在这“四化”方面有所突破，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才能解决。多年以来，我先后去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做调查研究，如墨西哥、巴西、印度和印尼等，见到的情况却与此相反。
墨西哥人口约有1.3亿，紧邻美国，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国高。墨西哥在拉美金融危机爆发前，人均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比我国早期设想的全面小康要达到的人均水平还多。但墨西哥仍有高达34%的贫困率。大量农村土地弃耕撂荒，流动人口转移到城市形成贫民窟，越是大城市贫民窟规模就越大。巴西面积跟中国差不多，人口仅1.9亿，是世界上人均可耕地面积最大、农业资源最好的国家。但十年前巴西劳工党竞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许诺“只要我当总统，一年之内消除饥饿”。农业规模世界第一的巴西，也出现全国性的无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组织起来去占领闲置土地的示威运动，政府为了解决贫民的饥饿还成立了推进土改和鼓励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部门。
这些已经走上了西式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无论私有化、自由化程度，还是市场化程度，都比中国走得要远得多;从制度上看，确实都比中国要“现代化”得多，但其社会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不但没有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某些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甚至比我国更复杂、更尖锐。这种西式现代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遭遇，说明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是有问题的，并不具有普适性。
其次，照搬西方制度的客观前提不具备。
回顾西方主要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可以发现，西式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殖民化为手段的资本形成和资本扩张的数百年过程。所以，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时，特别是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时，必须认真思考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及其所总结出的西方话语，是否是一套符合科学的客观解释。所谓科学，不外乎是一个可以在同样条件下被复制的结果。那么，这种具有鲜明殖民色彩的西方经验可被别的后发国家重复吗?如果不具备同样条件而不可重复，后发国家、追赶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直接就把那一套东西搬过来呢?
此外，今天欧美很多学术流派中，如后现代理论、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也都对西方国家当下的现代化提出了深刻质疑。这种内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反思之兴起，也值得想要照搬西式现代化道路的人士深思。
西语不足以解释中国成就，更不足以预测中国未来
记者：其实，不照搬西式现代化的背后，还存在一个不能简单用西方话语或理论来解释和评价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拿舶来的一套学术概念和词汇来解释中国故事，或是试图将中国本土的问题生塞硬套地纳入留洋带回的“体系”中去分析，似乎正是在部分学界人士那里备受推崇的研究方法?
温铁军：确实如此。不照搬西式现代化与不简单套用西方主流理论，就像是孪生兄妹。假如不能做到后者，也很难完全避免前者的蛊惑。这是因为，西方现代化道路，客观上正是形成西方话语环境中被“现代化”理论所漂白了的经验过程。那么，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就不能仅是将这些话语拿过来用，而不去仔细考虑这一套话语是如何在漂白中形成的。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套话语进行解构和还原。
换句话说，如果把所谓“现代化”作为一个科学理念拿过来，那对于西方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包括“殖民化”、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就应该看作是一个通过科学实验予以证明的过程，且这个实验结果还应该被反复验证。可事实恰恰对西式现代化“证伪”，这个过程不仅不可再现，也不能被现代文明伦理所容忍。通过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进行回溯可以发现，必须对西方话语中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重新认识，至少要明白，伴随着西式现代化经验过程而形成的话语体系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更难以套用到中国，不仅不足以解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各种成绩，更不足以用来预测中国的未来。总之，不能搬过来一套概念，直接就成为我们的话语解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的多种争论自相矛盾，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大多属于当代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范畴。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对于中国历史经验过程和现实国情的全面了解，更难以做到理论逻辑与经验逻辑的起点一致。而只有当我们直面中国现实，深入客观地观察、分析、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才可能找到对中国未来发展真正有解释能力的科学体系。也是在此意义上，能否避免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能否避免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正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当前，强调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强调中国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应该有更多自主性，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提出的。
现代化或现代性，是一个大课题。我对现代化的认识现在还只能处在多国调查和比较研究所形成的感性认识阶段。但我们对于西式现代化及其话语，必须具有一些质疑和反思能力。在“拿来”之前，得先做“解构”。这种自主思考能力，对年轻的一代尤为可贵。年轻人对从书本上、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可能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省意识，等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所感受到的东西和书本上的东西不一样，到那时也可能就会进行痛苦的反思。与其如此，那还不如先把我们这几代人经历的东西、已经能够反思的东西先做出来，然后告诉年轻人，让他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以免重复走弯路。当然，我们对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应该兼收并蓄——反思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指当我们要使用一个既有的概念时，先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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