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的平民化。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国社会基本实现了平民化。权力与新贵势力受到约束，精英阶层被弱化。与此同时，社会的底层大众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获得了做人的合法资格，具备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为世俗生活的创造、占有和享受者。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不至于受既得利益的官僚和经济贵族相结合的势力所左右，才有可能使改革的成本实现最小化，才有可能取得当下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它的发动者和实践者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设计师。
任何一次改革都会对既得利益集团构成损害，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抵抗，以致改革的失败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从商鞅变法到百日维新，历次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中国不幸进入暴力循环的怪圈，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无奈成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欧洲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最后演变成了1640年英国和1789年法国的两次大规模暴力革命。1907年俄国斯托雷平的“六·三体制”，没能实现社会改革的愿望，历史选择了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变，真正实现平民化是从林肯总统领导的南北战争开始的。苏东巨变后，新贵族并未受到完整打击，改革必然要受到利益集团的制约。在美国，惠及四千万普通老百姓的奥巴马医改，经过各方势力反复斗争终于出台后，又被联邦法院判决为违宪。加上中期选举，两年一次的美国大选早被认为对社会资源太过浪费，但改革无望。
如果说辛亥革命只是打倒了一个皇帝，那么1949年的革命继承了完备的国家体制，只是新贵族代替了旧贵族，继续革命的动力并未消除，文革不仅仅是利用了这种动力这么简单，而且是贵族平民化的一次有效实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且持续了长达三十年的基本顺利?原因就在于一度基本实现了社会平民化，事实上没有了阻碍改革的强势利益集团了。从“三反”、“五反”开始，经过人民公社化、“四清”、文革的强力打击，有效地削弱或铲除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势力。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没有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阻力。毛泽东不仅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给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且由他建立的平民社会给新时期(所谓“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农村产品和劳务的净输出，或以货币表现的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净流出，被论者称为“农业剩余”。亚当·斯密把它视为制造业发展和都市生存的基础，有了这种“剩余”，才有了农业向其它产业的转化，也才有了经济的发展。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和统购统销政策为我国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在基本的工业体系没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现类似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这个稳定的农业剩余很可能会被官僚和经济贵族结合的社会势力鲸吞，从而阻碍或打断发展的过程。我国很可能和印度这个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一样，上层势力会通过制度沿袭完全掌握了发展民族工业的珍贵农业剩余。实际情况是经过“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结构里消除了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侵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层的可能。尤其是文化革命，使得我们从根本上铲除了工业基础建成之后出现任何权力和经济新贵在制度上合法结合的土壤。
文革结束后，工业体系基本建成。开放政策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加快，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经济新贵和官僚权力在社会转型期结合起来，趁制度漏洞，开始不公平地攫取新增财富。这种势力在九十年代有加速扩大之势。但是，由于农业在工业的支持下，为全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城市发展也使绝大多数市民生活获得改进。攫取新增社会财富的势力在社会中可以引起动荡，但没有大到足以抑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因为经济起飞的基础工业体系已经建成，社会承受这种破坏性势力的能力得到加强。
九十年代新贵势力剧增，特别是在军队经商，警察违法、海关走私和基层和中层干部大面积贪腐，威胁国家存亡的时候，平民阶层在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已成为社会的主流，累积了能够打倒这批新贵的社会综合力量。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党中央才能迅速决断，提出了解决威胁党和国家安全并有可能鲸吞社会新增财富的重大决策。如果中国没有“三反”“五反”到文化革命的社会趋向平民化过程，今天我们的反贪治腐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平民阶层主导社会发展的格局。
这是一种现代国家的社会格局，虽然她和西方现代国家的表面结构不一样。 文化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后也堵死了我国走回传统社会力量分配格局的路。文化革命的平民化本质，使它的社会效益指向了中国最普通最广大的老百姓。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每走一步都是两难问题，都会遇到阻力，就是因为三十年来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每一步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得考虑平衡各方利益，甚至就是各种力量相互角力的结果，而且在贯彻的过程中还被不断解构，甚至脱离了初衷的现象也是常有的。作为政府总理，温家宝同志对此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把握。他认为政治改革到了非做不可的程度，说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就有失去的可能。然而这何其难!这意味着会动更大的蛋糕，会受到更大的阻力!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最终会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建国后持续的平民化运动，不仅把公平正义的理想溶入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而且积淀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为有毛泽东的努力作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使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现代化的成果，他们既受到了理想主义的教育，又得到了现实的好处，所以会在既定的方向上继续前进。
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毛主席就是国家现代化的总设计师。他的这种设计至少做出了三个方面的有效努力，他联美反苏，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以革命制止战争的学说，稳定了国家的外围环境;他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整合国内利益集团，建立了相对平民化的社会;他提出了我国以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为优先的现代化蓝图。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把她割裂成前后两个对立的阶段。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念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201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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