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化同步”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中作为新时期的重要战略要求和历史任务提出来的，全称叫做“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中央文件中提“三化同步”，过去是没有的，“三化同步”提出后，在学界和政策部门都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将“三化同步”当作新时期的重要发展战略，用于推进实际工作。
如何理解“三化同步”，按字面意思，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应按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同的速度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工业化和城镇化，越来越多农民变为工商业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自然而然的后果是农民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少。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化率提高，中国大部分人口脱离农业，农业进行规模经营和资本下乡推动农业现代化，都既具有可能性，又具有必要性了。因此，在“三化同步”当中的核心是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推进农业现代化，就要改变当前以一家一户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经营的现状，就要提高当前农业的资本构成，就要发展现代农业。总之是要迅速地改变当前农业人口众多，农业劳动效率低下，甚至农业出现以老年人为农业主力的现状，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农业劳动效率。
从必要性方面讲，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大量中青年人都已进城务工经商，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既无法与市场对接，又难以解决生产环节的合作，而且农业越来越依靠老年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抛荒，季节性抛荒更是十分普遍。从可能性方面讲，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依靠农业收入的家庭减少，农业越来越可以不再承担社会保障的作用，相对较少的农业人口就可能有相对较大的农业经营规模和相对较高的农业效率。如果有足够多农民不再依靠农业，愿意将耕地流转给现代农业公司或种田大户经营，国家给现代农业公司和种田大户以资金扶持，则目前以小农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就可能变得有一定规模效益，农业就可能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显然很难在一家一户小农经营基础上进行，因此需要通过耕地使用权正规且长期的流转，形成一定经营规模，并由资本来整合农业资源，形成品牌优势，提高农业效率，既克服与市场对接困难，又解决生产环节小农合作困境。因此，农业现代化首先要面对承包制下的小农经营现状。
二、
分田到户以来的小农经营现状是，农地属于村社集体所有，作为村社成员，农民有承包经营农地的权利。一般来讲，按《土地承包法》，村社集体所有的耕地必须承包给农户，一般按田块的远近、肥瘦、灌溉条件进行平均分配，农户经营现状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往往分散为七、八上十块不同地方的零碎耕地，农户一般用耕地种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如水稻和小麦。农业收入可以解决一般农户的温饱问题，但如此小规模的农地很难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型家计模式。加之进城务工经商的年轻人很少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体面的就业和收入条件，他们可能只是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而年龄大了，他们还要返乡务农。因此，很少有农民家庭会因为年轻人进城而断绝与土地的关系，而是将耕地留给老年人耕种以及作为自己年老返乡的退路。
有少数农户因为进城务工经商十分成功，而可以在城市买房安居，他们也不会随意丢掉耕地，而往往是低价转让给自己的亲朋邻里耕种。在农村，有一些中青年人因为兼业或照料父母子女等原因，不能外出务工，他们从邻里亲友那里流转部分土地耕种，这样，他们自己的承包地加上流转而来的耕地，他们就可以耕种20亩甚至30亩耕地。一旦有了20—30亩耕种规模，务农收入就可能超出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务农，是在熟人社会中进行生产生活，收入不低，又有完整的家庭生活，这种中农型的务农，对一些中青年农民就有吸引力，这些在村务农的中农，经济收入、社会关系都主要在村内，他们就成为村庄中的骨干力量。正是中农这样一类骨干力量加上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和跟爷爷奶奶在家的儿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有一定活力的村庄社会结构，这是当前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后农村仍然可以保持相对有序的重要原因。
现在要推进农业现代化，首先就要打破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要将农民耕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经营，要让现代农业公司和农村经营大户来种田。这样的农业现代化，若推进下去，就首先要将老人农业打破，就因此要彻底改变当前中国农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城市没有就业优势的农村中老年农民也就不再有从事小农生产的机会。而之前以低价从外出农民那里流转土地从而可以有适度经营规模并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中农，他们要么成为经营大户，要么就得将之前低价流入的土地让出，而仅仅种自家承包地，这部分中青年农民显然无法在村庄中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他们不得不进城务工经商。
更重要的是，资本下乡进行规模经营，必须要有稳定的农地来源，农民家庭中，之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使农民家庭一直与农业保持联系，这样，当年轻人逐渐年老，在城市渐难立足时，他们可以顺利地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现在因为资本进入，农民家庭断绝了与农业的联系，返乡农民再从事农业已断无可能。这就导致进城农民不可逆。不可逆的意思是，进城农民在城市难以生存，生活得不体面，他们也不再能回到农村从事农业。
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阶段来看，进城农民中的大部分都很难在城市安居乐业，一旦他们又回不到农村，这些留在城市艰难生存的农民，将彻底改变目前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格局。
三、
目前的小农经济很有效率，尤其是在老年人外出机会成本很低的情况下，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效率就尤其地高。资本下乡，从农民那里流转土地来进行规模经营，其效率远不如老人农业(因为老人农业的劳动力是不计成本的)，资本因此必须有国家的支农补贴，才能在与小农经济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政府补贴资本去挤垮小农，这在当前小农收入对一般农户家庭十分重要的背景下，听起来就觉得不靠谱。明明目前小农经济有效率且小农经济不仅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而且为农业提供了就业收入机会，我们却正在支持资本下乡去打垮农民?
四、
农业现代化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个十分特殊之处在于，进城农民并未完全脱离农村，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和子女仍然生活在农村，是从农业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将来还可能要返回农村，返回农村的权力是农民最基本的人权。这样一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可能就不是与农业现代化同步，而是与小农经济长期共存。这是由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情决定的。我们不研究中国特殊国情(也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和发展阶段，而简单地以为三化可以同步，是形而上学，是不懂辩证法的表现。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正是农村的相对稳定为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风险频发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稳定而有弹性的农村，就可以让中国现代化的重心稳定。重心稳定、中国现代化才可以稳定。
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一快一慢，构成了对立统一。城市农村齐步走，则很可能在面对危机时失去了回旋余地。
五、
之所以发以上讨论，是看到自中央提出“三化同步”战略后，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正在进行的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大跃进，存在严重风险。当前农村改革中的激进力量，正不仅在学界而且开始在政策部门占据了优势地位，各级地方政府甚至不顾基本事实地推进所谓资本下乡，现代农业到了以作政治表态的地步。政治表态用在一直构成中国现代化稳定器的农村和农业上，中国就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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