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了：城镇化不等于现代化

　　美国俗语：现代化了，啥都是机器来做，我唯一还能用手工做的就是在被窝里挠痒了。

　　最近，中国官媒对“城镇化”意义的描述逐渐清晰起来，大体说是：“城镇化”是让城市工商资本和房地产业掌控农业、农村和农民和他们的土地;“城镇化”的“红利”是针对城市工商资本和房地产商的金钱利益而言的、是为他们的既得利益服务的。那些媒体说，搞那样的“城镇化”就是搞现代化。

　　回答老网议论：城镇化不等于现代化。联合国机构有全球各国各地区的“城镇化”的统计，其中包括现代化国家地区，包括后现代化国家地区，也包括许多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地区，甚至还包括依然处于家族酋长或类似原始社会状态的国家地区。可见，“城镇化”仅是对人口地缘布局的文化状态而言，并不是现代化实现与否的指标。

　　就中国论，儒官脱了袍子而穿上西服、扔了筷子而拿叉子吃饭，他们还是儒官、并非意味着他就是的现代化的人了。同样，为城市工商资本和房地产业的金钱利益、通过“城镇化”手段而对农村和农民再做一次大规模剥夺，并非意味着中国就是走向现代化或就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所谓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概念都来自西方。根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做个简单的考察对比。

　　一：西方古代社会的“城镇化”情况。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西方社会就是“城镇化”的，即所谓“城邦文化”的社会;人口和国土都在城邦贵族的直接掌控之下，兵权、法权和神权都集中在城邦贵族手中。那时的西方社会，城乡差别几乎不存在、或说是“城乡一体”的社会状态;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却是非常严重的。

　　到了中世纪，西方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城邦和贵族依然存在，但教堂取代了城邦地位而成为人口聚集的中心，地主和农民跟贵族一样或取代了贵族而可直接掌控土地。神权独立而不再属于城邦贵族所掌控;法权为国家机构和城镇贵族所分享;兵权则还是主要掌握在城邦贵族手中。从此，西方社会出现了以贵族为主的“城堡文化”和以地主农民为主的“乡村文化”的大规模的“城乡差别”;宗教及其教堂则成为协调或平衡“城乡差别”的独立力量(譬如，社会的不平等在宗教里被改造为平等;社会的城乡差别在宗教里则没有意义)。

　　附图：西方古代社会的城镇化和中世纪的城乡人口文化布局(图示)：

　　一：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社会的“城镇化”变化。

　　文艺复兴使艺术和科学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使个人价值脱离宗教束缚、从而使人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念兴起了，也为后来的借助科技力量的工业革命兴起而铺平了道路。

　　工业革命使人口大规模地向工业基地集中，那些工业基地大都设立在中世纪传下来的城堡或其周围附近的交易市场，结果，中世纪的“城堡”演化为“城镇”、取代教堂而再次成为人口聚集的中心。掌握土地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充当的地主;那些工业城镇不是掌控国土的中心之地，因而不再具有以前的“城邦”意义。兵权从贵族手中移到了国家机构手中。从此，神权、法权和兵权各自独立：神权由宗教机构掌握，法权由公民社会掌握，兵权由国家机构掌握。贵族文化被平民文化所取代;在那些还有贵族的地方，贵族的存在仅是一种民族国家的象征、贵族称号也仅是一种无权的荣誉。

　　在形式上，工业革命使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镇化”复活，但意义完全不同。譬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是几乎没有“城乡差别”的、但有严重的社会等级差别;而工业革命的“城镇化”则一方面扩大了“城乡差别”，另一方面，又使古代的社会等级差别空前发展(只不过表现形式不是贵族和平民的等级差别、而是城镇贫民人口和贫困人口的空前膨胀)。那些差别严重地扩大了社会不平等、还使人类发生了服从或隶属于工具机械化的严重“异化”，其结果是与文艺复兴的个人价值和人人自由平等的现代化观念原则背道而驰。就是说，工业革命“城镇化”带来的是人口迁移，它给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物质条件但并非意味着实现“现代化”(甚至会发生违背现代化价值观的现象)。

　　一：“后现代化”以来的西方社会“城镇化”。

　　正因为如此，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标志着西方工业革命大体完成)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后现代化”社会发展，即：对工业革命(包括它的“城镇化”)的后果做反思反省，恢复和强化文艺复兴提出的个人价值观念和保障人人自由平等的现代化观念的原则。联合国世界银行把克服或消除工业革命“城镇化”所带来的城市贫民和贫困人口的严重膨胀的问题作为全球最大问题之一，粮农组织于前两年为全体成员国提出“让农业回归自然”和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建议，等等，都是为实现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所谓“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重大政策和重要步骤。

　　在目前和可见未来的西方国家，“后现代化”社会发展处在“进行时”状态，但效果已经开始显现。譬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城镇化”带来的贫民人口和贫困人口的膨胀问题已经得到有效克服，标志之一就是所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平等有了足够有效的国家保护。又譬如，个人价值观念不但成为西方国家的法制法治的基础，且已经成为国家价值观念和国际社会管理准则;平民文化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还存有贵族的国家的贵族家庭成员、也更喜欢以平民姿态出现和以平民身份活动了。

　　(注：上述后一层变化，在欧美文学艺术领域有突出反映。譬如，过去，欧美文学艺术颇多“灰姑娘”的故事，那讲的是平民如何进入贵族社会而过上了幸福生活。如今多年，欧美文学艺术颇多的是“灰公主”或“灰王子”的故事，讲的是贵族社会的王子或公主如何进入平民社会而过上了幸福生活。最近数年，欧美的年青影星的起源或来源，不再是扮演“灰姑娘”的演员、而是扮演“灰公主”或“灰王子”的演员了。)。

　　综观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及其文化背景，很明白：工业革命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因而受到历史性的欢迎;但是，工业革命的“城镇化”却并不等于“现代化”。譬如，现代化的一个原则性指标是个人价值和人人自由平等、以及建立在那个原则基础上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那个原则性指标及其国家社会管理是区分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指标或标志。而工业革命“城镇化”却是往往降低甚至否定了个人价值、往往是扩大了社会不平等，因此，往往需要强制性的国家力量来克服工业革命“城镇化”的弊病、来维护和保障个人价值和社会平等。西方国家的“后现代化”社会发展为维护个人价值和社会平等的国家管理及其政策措施提供了历史性条件;马列两人都没有或没能看到那个历史性条件，结果是他们对西方现代化做出了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结论。

　　一：对比看看中国现行的工业革命“城镇化”。

　　在中国，一直就没有建立起个人价值观念和社会平等的价值观念。那可能跟历史有关。譬如，西方社会大体上是神论(甚至是一神论)社会，那就给个人价值和社会平等能破茧而出和蓬勃发展而提供了文明条件，其代表性说法是“匹夫兴亡、国家有责”、是“小河无水大河干”。而中国社会大体上是个无神论社会、其本质是“我有权势、我就是神”，那就给个人价值和社会平等提供了窒息性的文明条件，其代表性说法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大河无水小河干”。

　　在中国，也有足够发达的宗教及其设施。然而，在中国，宗教及其设施终没有成为社会人口聚集的文化中心，相反，多数宗教设施往往远离人口聚集中心;即便设置在城镇里，它们也往往是王室或权贵的附庸。因此，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宗教从来就没有充当过协调平衡“城乡差别”的角色;也因此，在中国，社会上的不平等在宗教里就更不平等，以至于在中国宗教里的“天上人间”也有王室权贵和百姓奴隶的等级区别。

　　在个人价值和社会平等没有国家保障的条件下，不难想到看到，中国照搬西方工业革命“城镇化”所带来的贫民人口和贫困人口的膨胀问题，将难以获得克服解决，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大规模社会冲突、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改朝换代来缓解冲突(但并不一定能克服困境或解决问题)。

　　进一步考察，远古时代，中国和西方都有神权、法权和兵权都集于一体、即为贵族所垄断的现象。然而，在西方、那种集中的状态是神为至高无上的“城邦文化”;在中国、那种集中的状态是没有至高无上的神的“诸侯文化”。差之厘毫、失之千里。中国和西方的远古文化的那一点点差别，导致了后来历史发展的巨大区别。

　　譬如，在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城镇化”先后导致了神权、法权和兵权的三权分离和彼此独立，确定了现代化社会是平民文化的社会基础、其基础幸存发展有国家体制的保障。而在中国，至今还没有神权、法权和兵权的三权分离和彼此独立的迹象;相反，倒是屡屡强调三权集中、且集中者往往是具体的某个人。如此搞工业革命“城镇化”，那就不是平民文化的社会发展，而是没有贵族头衔的权贵文化的发展，那种发展带来的是比西方工业革命“城镇化”带来的贫民人口膨胀和贫困人口膨胀更为严重的和社会规模冲突的大问题。因此，难怪，国内外不少研究者把中国当前实行的工业革命“城镇化”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即根本就不是“现代化”、而是古代“诸侯文化”开始复活的“古代化”。

　　一：大搞“城镇化”的前提之本质是扩大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进一步比较看。一些官员官媒说，只有实现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实行大规模兼并土地的农场，农村农民才能有标准化的供水排水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那是似是而非、或说是为城市工商房地产业的商业利益而故意编造的借口。

　　不管是中国还是欧美，在城市里，各家各户都是彼此独立而居住的，然而，那种各家各户彼此独立的生活状态，并不妨碍城市居民享用标准化管理的供水排水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也不妨碍各家各户使用各种现代科技工具(譬如电子化炊具和洗衣机，私人汽车或公共汽车，等等)。我从来没有听说、世界上的哪个国家的城市当局制定了政策规定，要打破各家各户独立自居、要各家各户的居民全都移民到一个特大房间里居住，那才能享用标准化的供水排水公共服务、那才能使用现代科技的炊具或洗衣机等机器工具、那才能使用自己选择的私人或公共汽车。

　　同样道理，在农村，各家各户彼此独立，那并不妨碍他们使用标准化管理的供水排水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也不妨碍他们使用各种现代科技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如此，且农业农村的公共服务相比更发达;譬如，碰到暴风雨，美国不少城市经常发生水电供应问题事故，而在农村区域却很少(不是绝对没有)发生那类事故。对比：可是，在中国，一些官员官媒却说只有“城镇化”、只有把大部分农民都赶到城里、只有搞大城镇、只有大规模兼并土地和搞大规模农场，才能使用标准化管理的供水排水公共服务、才能使用现代科技工具和交通工具。

　　问问了：都是各家各户彼此独立，为什么城市居民可以、而农村居民就不能享用现代科技工具和标准化公共服务了呢?说白了，搞那种“城镇化”的前提之本质，还不就扩大城乡差别和扩大工农差别吗?还不就是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权益为代价，去满足城市工商资本和房地产业的赚钱欲望吗?

　　一：照搬的后果是灾难性破坏而不是“现代化”。

　　老网有说，执政党意识到了那些问题，因而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等政策。让我实事求是地说，不仅是执政党且有“无党派”的前辈们，都早已看到那些问题并提出了趋利避害的发展政策主张;然而，现行“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所遵循的并不是那些前辈们提出的主张。简单举例：

　　毛泽东先生就看到了那些问题，因而，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主张是把公共服务及设施等等建设的重点直接放在农村、就地搞改造建设而不是搞“农民进城”。一个突出例子：毛泽东提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而不是农民进城了才能享有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因当时各方面条件限制，毛的主张不得不通过“赤脚医生”之类的措施来实现。毛的那个政策主张和实施措施，曾得到美国当局的格外关注(甚至是嫉妒性的赞赏)而列入美国当局的全球卫生事业和公共服务国家建设的历史档案。

　　一些毛的同代的无党派前辈学者也早已看到那些问题。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通过农村调查和新文化发展等多年实践而得出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工业革命“城镇化”、也不能照搬苏联大农场机械化的做法，而应该实行自然村社和小农经济的发展来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结论。因他们的那类结论主张与实行大规模农场机械化的政策是顶牛的、特别是与“亩产万斤”的大跃进政策是顶牛的，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曾受到整肃或惩罚，直到大规模政治运动结束后、才获得平反或昭雪。

　　毛泽东及其同代前辈学者们的发展主张彼此有很多不同，但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没有欧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因此，不能照搬欧美做法来搞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必须按照中国各方面的综合条件来探索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那条道路并不是欧美工业革命“城镇化”而搞大规模移民的手段，而是尊重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就地发展的手段;那些手段的前提是：农业就是农业、农村就是农村，使用科技工具和搞现代化农业农村建设，并非意味着要把农业搞成工业、把农村搞成城镇，也更不意味着什么都搞“产业化”(譬如把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务都搞成“产业化”)。

　　前辈们的主张彼此有许多不同，但他们基本思路却是符合世界发展主流的。譬如，世界银行给中国中高层官员举办的培训班早就说过：对任何一种涉及全国范围的科技项目或发展项目的国家决策，首要考虑的是“国家参数”如何、不能只看到“经济效益”就上马。

　　再来看看现行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主张。相关官方政策解读人官方媒体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让城市工商资本和房地产业渗透农村和掌控农业，其主要措施之一就是用转基因化工农业替代天然有机生态农业，用大规模土地兼并和规模机械化替代自然村落和小农经济。那样的现行政策，既违背毛泽东提出的把现代化建设重点直接放到农村的政策主张，也违背毛的同代前辈学者们提出的自然村落和小农经济的政策主张。

　　可以说，老网所谓的执政党已经获得的相关意识，那是历史情况而不是当前实际了。若要说现行政策主张如何，那我的看法简单说就是：在没有欧美的人文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的条件下、却照搬欧美的工业革命“城镇化”而在中国大搞特搞，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破坏之危害风险远远大于城市工商资本和房地产业的极少数权贵们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不信不服么?看看北京用“城镇化”搞的“现代化”的后果吧：北京的千万多人口中，获得“经济效益”的仅仅是工商金融和房地产业的极少数“权贵”;大约700万人口属于贫民人口或贫困人口、他们所来自的农村并没有因为北京的“城镇化”和什么都搞“产业化”而获得什么效益，相反，倒是出现了空心化和劳力老年化等危机现象。同时，北京的历史文化布局已经被彻底摧毁而不复存在。北京是首都，它的不考虑“国家参数”的那种“城镇化”做法成为全国仿效的榜样而出现了全国管理失控的状态。那样的“城镇化”后果难道不是灾难性后果远大于工商资本和房地产业的“经济效益”么?还不信不服么?那就让时间和历史来证明吧。

　　一：附议：贫穷国家的大城市人口比例很高。

　　二月上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媒体发表了题为《限制大都市是误区》的新闻评论，鼓吹大力发展大城镇和把农民赶进大城市，其理由是：他们所谓的“美国经验”说明，城镇人口密度越大、制造业和产值越高;美国一个小城镇建一所大学，靠大学产业、小城镇就活了。那些理由说法是误解或想当然的编造、是不符合美国事实的。

　　[1]人口密度及大城镇人口比例与该地方的国民产值和现代化程度之间，没有正比关系。

　　下面是相关官方统计数据：

　　那些数据说明：

　　[1-1] 人口密度和国民产值之间并没有正比关系。譬如，美国人口密度排行第一者是华府，可它的GDP-产出还不到加州的十分之一;美国GDP-最高者是加州、远高于华府，可加州的人口密度还不到华府的十分之一。纽约州的人口密度是美国全国的第八名，可它的GDP-产出却是全国第三名。

　　[1-2] 大城镇人口数量和现代化程度和收入生活水平也没有正比关系。譬如，蒙古和孟加拉国的大城市人口比例最高，可他们并非现代化程度最高，相反，是偏低的;美国的大城市人口比例远远低于阿根廷和蒙古，却比后两者的现代化程度要高得多。

　　此外，数据还说明，全球范围看，低收入国家的大城市人口比例是最高的，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大城市人口比例是最低的;北美国家的大城市人口比例很低，可他们的现代化程度却是全球名列前茅的。

　　那一点也不奇怪：就生活质量而论，天然自然环境对健康生活最有益、是高质量生活;享受那种高质量生活往往意味着有一定现代化条件的保证和有一定收入水平的财政能力去支付。北美和西欧的现代化程度高和收入水平高，那里能享受天然自然环境的高质量生活的人口也较多，自然而然，那些地方的大城市人口比例就是偏低的了。低收入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偏低，享受天然自然环境的高质量生活的人口较为有限，自然而然，那里的大城市人口比例就是偏高甚至很高了。

　　[2]在美国，公民教育不是“产业”、而是“公益事业”。

　　在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什么都搞“产业化”，教育也如此、搞“教育产业化”;说白了，无论是什么都要搞产业化金钱利益、那是个“金钱统帅一切”的社会。用那样的“产业化”眼光看世界，必然会得出错误甚至是荒唐的结论。

　　在美国，教育不是“产业”，而是“公益事业”。美国与中国有个极大的不同点：在中国，全国行政区域划分是以权力所在为中心的、譬如往往以城镇权力机构为中心来划分行政区域;而美国的全国行政区域划分却是以学校为中心的，特别是以小学和中学为中心来划分行政区域。

　　美国那种国家体制做法，是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在西方，现代化的公民教育系统及其管理观念、主要来自中世纪的宗教慈善事业的教会学校。下面是西方历史教科书常用的中世纪城乡布局地图：

　　地图显示，宗教及其教会学校是人口聚集的中心;在那里，社会的不平等成为平等。譬如，在社会上，对穷人和女性的歧视非常严重;而在教会学校里，穷人和富人或女性和男性，彼此机会都是平等的。就是说，在中世纪，教会学校做的是慈善事业、充当了社会公益事业的角色。

　　文艺复兴使教会学校公民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同时，延续和发扬了它的社会公益事业的角色及其价值观念，成为文艺复兴的原则之一。美国实现文艺复兴原则最彻底，因而，以学校为中心而实行国家行政区划，就成为美国文化的一大特征，以至于美国俗话把公民教育事业称为“美国的宗教”。

　　正因为文艺复兴的原则，美国的“常青藤”大学并非是那新闻评论所说的“搞活城镇”的产业，而是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基地。譬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等著名高等院校培养出了全国甚至全球著名的人才，可是，它们的所在地并非是美国的制造工商业等等产业最发达的地方。

　　简言之，用中国流行的“产业化”钱串子眼光看美国看世界，就会得出违背事实的结论;以那样的结论为根据而做国家发展决策(譬如什么都搞“产业化”、大搞城镇化和大城镇，等等)就会发生政策性失误、就会导致以绝大多数人的权益安全为代价而去满足极少数人发财欲望的灾难性后果。

　　还是那句话：城镇化不等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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