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走什么路呢?
刘少奇说：富农经济。[注]
毛泽东说：集体化。
邓小平说：分田到户。
几十年过去了，数亿农民的实践结果和时间的考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楚天都市报》的记者写道：
上世纪60年代华西村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吴仁宝带领着华西人，改革耕作技术，白天管理田间，晚上平整土地，把原来1200多块零星田块改造成搞成稳产农田。上世纪60年代开始，吴仁宝带领村民办粮食原料加工厂，废纺站，铁匠站，发展村级经济。1969年创办小五金厂，到改革开放前，华西的银行存款100多万元，2009年销售收入突破500亿大关。由于村里土地一直归集体所有，这种公有制为主题的集体经济，让村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南街村将承包出去的土地和企业收归公有，实行集体经营和分配，追求共同富裕，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 南街村的掌舵人党委书记王宏斌，执掌南街村二十多年来，一手创造了“红色亿元村”的神话。又在银行限贷的困局中力挽狂澜，让一度濒临破产的南街村走上正轨。那是指2003年时期，南街村遇到经济困难，银行停止贷款，企业无法运转，通过村民捐款集资，村里有了流动资金，到2006年南街村重新获得了利润，并逐步增加走上良性循环，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这些经验让王宏斌坚信，通过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是可行的。
可是“分田到户”第一村的小岗村呢?从记者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该村大包干以后，干了几十年，连党支部书记也没有人当，沈洁是安徽省财政厅下派的时任书记。沈洁累死后，安徽省财政厅又派丁俊任小岗村的党委第一书记，反正他们有盖手印的经验。手印一盖，不要工资的书记来了，手印一盖大笔大笔的现金来了。这就是他们的一块“农村发展的试验田。丁俊书记面对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的说：“小岗村虽然有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美誉”，但与全国其它名村比，基础差，底子薄，发展还不够快，村民还不算富裕。
三个村对比之后，我初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村的农民要想共同富裕，必须要在本地教育、培养、锻炼产生一个好的书记，即农民的代言人，带领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来源：李卫东《由华西、南街、小岗三村看中国农民出路》)
在当今的农村，出现了个体农户、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三种主要形式。此外在黑龙江、新疆等地还有国家投资的大型农场、军垦农场。城郊的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一部分变成了依靠出租住房过活的城市食利者，一部分破产变成了打工仔甚至流浪者、妓女，实际上他们已经算不上是农民了。
个体农户如今如何了?
两极分化，极少数变成富农，大部分日趋贫穷，艰难度日，甚至放弃土地，逃离农村。
据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等《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披露，一大批农村极度荒芜。据朱启臻团队的实地调查和一些学者的研究分析，农村劳动力已经由过剩变为结构性短缺。特别是年轻人纷纷弃土地而去，老人和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书中20个村庄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老龄化程度均达到30%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56岁，年龄最长者为84岁。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很简单，无非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时代，种一年地不如打一个月工，再加上农活辛苦、风险极大，农民自然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土离乡、告别农业。农村劳动力这个蓄水池被逐渐抽干，农业不仅出现“农工荒”，种地的农民也因为比较收益低而缺乏积极性，这也许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大危机。
家庭农场又将走向何方?
或者集体化，提升为为大型联合农场，共同致富;或者独自奋斗，发财者成为新富农，失败者破产，两极分化。
据经济参考报《家庭农场发展面临两大难题》披露：目前我国有2亿多农民外出打工，但他们家乡的土地大部分并没有闲置，一般都是交给亲戚邻居耕种。在非农就业工作、户籍、社保、住房等都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不会贸然把土地长久流转出去。一号文件也规定，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制农民流转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农场只能在特定地区发展，比如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工业比较发达地区，或者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周边城郊，因为这些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多，收入高，不少农民也不愿意耕种土地，建立家庭农场相对比较容易。但对那些远离城市、非农就业有限、土地流转比较难的地区来说，家庭农场就很难发展。我国目前已授予农民土地长久承包，搞家庭农场当然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定，只能通过土地流转来搞家庭农场。举例说，目前北京周边一亩地的流转年租金已达2000元，而东北不少地区的年租金也近千元。家庭农场从别的农户租种土地，承包费如何消解是个大问题。如果这些家庭农场还继续种植传统粮食，粮食单产不会随着承包面积的扩大而有大的提升，但粮食售价则是国家统一定价。目前农民自种粮食一亩地一年能够赚千元已算不错，那些家庭农场还要支付额外的租金，付少了，原来的出租农户不愿意;付多了，家庭农场承担不了。家庭农场如果继续种粮会面临种不下去的困局。虽然在初期发展阶段，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消解一部分承包租金，但毕竟不可能无限补下去。这跟资本下乡类似，社会资本到农村包地，如果单纯种粮食，其产量并不能超过农户自种，加上企业的管理成本及租金支出，这些企业只能选择要么搞有机粮食，要么搞养殖加工。虽然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并不大，但不可能因此而降低农资投入成本，机械运营的成本也很高，如果家庭农场继续维持传统的粮食种植，利润就很难支付租金。最后的发展方向只能走高效农业，也就是非粮的经济作物。这样的家庭农场如果数量太大，则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笔者在《家庭农场的是是非非》一文中已经指出：“石河子垦区团场根据个人专长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组织起滴灌专业服务队、植保专业服务队、田管专业服务队、机械专业服务队、养殖专业服务队。以这样的科技与人力资源支持方式保障家庭农场的先进生产和融入联合农场的现实需要与可能性已经提供了农业进一步实现集体化经营的现实模式。”“这些经验进一步印证了绿色循环家庭农场的优越性，印证了家庭农场与农机供销等合作社合作的优越性，同时还提供了家庭农场品牌化经营和订单种植的模式。由此，家庭农场实现信息化，确保先进技术和供销渠道的畅通已经没有根本性的障碍了。如果再扶持和推广风能和太阳能的绿色能源应用，那么家庭农场的模式就更具诱惑力。”“因此，从这些现实来看，推广家庭农场是符合中国城乡融合大战略，确保中国粮食命脉的正确措施，值得肯定。同时，为了阻止家庭农场的政策被官僚所利用和扭曲，必须严禁改变耕地的用途，包括不得把耕地改作房地产、开矿和建代工工厂，不得把主要的粮食用地改作它用;同时严禁高利贷，不许用土地抵押贷款(应及时设立贷款担保公司服务家庭农场)。最好能及时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因而，家庭农场的全面推广具有现实的困难，而且离开了集体化提升，将走向富农经济的邪路，或者破产。
农业合作社状况又如何呢?
自愿发展，日愈兴旺。但他们遇到了城乡对立旧体制的重重困难，没有城乡融合的具体国家政策的支持，农业合作社步履艰难。
据2011年07月28日燕赵都市网《基层农业合作社生存现状调查》披露：“就农民自发成立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模式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重大课题研究二组的李宏民研究员。李宏民表示，‘农民自发成立合作社’应通过合作社内部技术、信息、资金、生产、销售等多方面的合作及联动，实现农业生产成本的节约和效益的增加，增加了农民收益，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就我省情况而言，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提倡，各地特色产品或主导产业都建有相应的专业合作社。目前，各级政府对农业专业合作社都有一定的扶持政策，涉及资金、技术、经营、注册等多个方面。除中央、省有扶持外，部分县还出台了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良性发展，其规模逐年扩大，运行机制日趋完善。”“2009年10月，退休干部张根兴怀揣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理想与邢台南宫的父老乡亲们自发成立了四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及粮食、蔬菜、棉花和果品四个领域。除张根兴外，合作社的其他理事们都是当地农民。‘每次回到老家，看村里那些土坯房子，我都忍不住要掉泪’，搞了一辈子水利建设工作的张根兴，曾经在石家庄平山县扶持过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对于农业合作社的未来，他始终充满信心。更关键的是，发展农业合作社可以带领老乡们发财致富，‘告别土坯房子’。但满腔热情的张根兴把做这件事的难度低估了。虽然是华北地区闻名的棉花主产区，但除此之外，南宫确实没有别具特色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张根兴老家所在的农村，除了种地，更无其他经济来源。穷则思变，但贫穷也让农民更加谨慎。农业合作社遇到第一个难题就是农民入社积极性不高。无力承担风险的农民在看不到最终收益之前，不敢贸然相信任何人。于是专业合作社的理事们将自己的农田当做试验田，种植特色农产品并努力打开销路，以此带动农民跟进。紧接着，合作社又迎来了更大的挑战：资金运转困难。张根兴和理事们自发筹资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登记后便再也没有可供支配的流动资金了。随后的买种子、买化肥、考察、聘请专家等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张根兴手持一份中央文件跑到了南宫乡政府和邢台市相关部门寻求资金支持，但都以失败告终。 ‘实在不行，咱自己垫钱’，张根兴用行动解释了他的‘穷帮穷’理念，这位退休干部将自己的积蓄和退休金都无偿献给了合作社，并将儿子的面包车也‘借’了过来作为办公用车。合作社的其他理事们也尽自己所能贡献办公场地、购买设备、出资考察，甚至垫资买种子和化肥，让农户们有了收成后再付款。除了资金难题，还有技术上的困扰。张根兴们知道，想要在市场上有议价权，必须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然而，谁来指导农民们采用新品种新技术种植?如何选择好的肥料?冥思苦想中张根兴遇到了知己，他联络到了68名对农村充满热情的老专家成为扶贫志愿者，义务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然而‘扶农专家志愿者协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得到审批，就连这些专家们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通费用和日常开销，合作社也无法解决。”
现实表明，没有国家与城市的全力支持，不迅速改变城乡对立的不良现状，中国农业集体化道路的主要形式农业合作社就不可能顺利发展。而某些高层的所谓“城镇化”则是加剧城乡对立的危险政策，直接会成为农业合作社的可怕杀手，同时误导家庭农场走向富农经济道路，迫使小农经济破产，催生资本主义农业经济。
结论：在当前的城乡融合大战略中，发展中国农业的主导力量还是农业集体化，在国家大量投入和城市全力支援的前提下，依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顺序渐进地实现农业集体化。也就是以集体化帮助个体农户脱贫，引导家庭农场持续发展，构筑城乡融合的现实形式。脚踏实地地扶持农民自愿组成的合作社应该是政府当前的重要施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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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刘少奇从利用富农经济恢复发展农村生产力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存富农经济，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做到的”。(中共中央文献编撰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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