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一个稳健、务实的提法，是一条珍贵的治国箴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有人提过“空谈误国”，因此人惯以“爱讲话不得要领”著称，这句随口哈出的话早已被人们忘记得干干净净，但其和某人一道炮制的“大讨论”式的空谈却遗害至今。如多年来愈演愈烈的“打左灯向右转”便是名副其实的空谈，“歪嘴和尚念歪经”便是名副其实的误国。一些至今仍在乐此不疲的无良知识分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知识分子一向以“社会道义”的担当者立于人世，“大讨论”以来出现的一茬又一茬是非不分、出尔反尔、随波逐流的“公知”行径，让这个群体的社会声望一落千丈，由昔日开启民智、教书育人的先生沦落成了人们普遍病诟的“砖家”、“叫兽”。在当前危机四伏的社会情境下，若再任由这些害群之马继续胡搅下去，在给社会带来更大贻害的同时，也会给这个群体雪上加霜，使其社会价值会变得一文不值。为正本清源，复兴社会主义事业，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要擦亮眼睛，以实际行动促使这个群体中的“公知”们直面自己，弃暗投明，在浴火中重生。
首先是要抵制“空谈”。
“大讨论”后普遍流行的空谈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混事式的空谈，即顺着权势的口径，随风转舵，见异思迁，推波助澜，以此混吃一口安稳饭。如上面有人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还没有搞清楚，这些人马上就对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来个全盘否定;上面有人说私心合乎人性，这些人就一哄而上嘲笑大公无私;上面有人鼓动分田到户，这些人马上吹捧这是有史以来的伟大创举;上面有人说计划经济不行，这些人就千方百计地神化市场经济;上面有人倡行特色，这些人就鼓噪着另搞一套与中下层脱节的“顶层设计”，有的甚至罔顾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去侈谈什么“大战略”…….这些人表面上冠冕堂皇、气壮如牛，实则是被饭碗裹胁着的浑浑噩噩的学奴和良莠不辨的垃圾贩子。
另一种是歪嘴式的空谈，即把正理侃成歪理，把歪理树成正理。这其中又有两类情况。一类歪嘴是怀有明确治政目的的蓄意颠覆。这类歪嘴放歪的动因虽然不同，其中有的是阶级本性使然，有的是为泄私愤，有的是为在体制内分一杯羹，有的是被外国资本收买或派入，但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目标上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上下呼应、里应外合，抓其一点，肆意放歪。如李锐、张维迎、茅于轼、贺卫方、曹思源、吴健雄、高尚全、张五常等歪嘴便怀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视社会主义的一切正理为天敌：明明是历史倒退的分田单干，却硬说是前无古人的联产计酬;明明是瓜分国企扶持小作坊，却硬说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明是私有经济，偏要混说是民营经济;明明是持巨额垃圾美债救美国，却硬说是为了救中国;明明是资改道路导致了前苏联的垮台，却硬说是因其不改革造成的;明明是违宪私有化和贪污腐败导致了大量的资金外逃，却硬说是宪法中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造成的;明明是特色干部一手造成的效益低下和腐化堕落问题，却偏要歪成是以前的体制问题;明明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却偏偏要煞费心机地去树什么特别是的“理论”和贩卖什么“普世价值”……以此把水搅浑，好让人胡乱摸鱼，达到他们“现在说不得”目的。
还有一类歪嘴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的政治投机，以逢迎作为敲门砖，故意谄媚内外权势，乃至歪嘴成习，造假不归者。如厉以宁、吴敬琏、杜导正、胡绩伟、余成则、莫言、王蒙、姜昆等为了个人名利上的蝇头小利，不惜卖身投靠，跟在中外权富的屁股后面，放肆地颠覆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规范，什么公有的产权不明晰、没有私有的效率高呀，什么工人下岗是社会的进步呀，什么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呀……他们与《炎黄春秋》和南都报系结成政治同盟，逢中必反，动不动就要“杀出一条血路”，造成特色社会里的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混乱局面。
对于以上典型的空谈误国的言行，凡良知未泯、稍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要自觉地起来抵制，并用自己的知识专长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使其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只有让这些老鼠感到难受之时，才是人民扬眉吐气之时。
刹住了空谈歪风，社会主义的正风才能大行其道。那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心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捍卫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弘扬社会正气，致力于公平正义、富国强兵的舆论，是解决当前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的必要举措，绝不是空谈，绝不能少谈，而是要逢人便谈。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力反对空谈误国的同时，也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实干”误国的倾向。有的确实不空谈。只钟情于维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只做不说”式的实干，如闷声搞资改、闷声发大财，闷声转移国家资产，即是人们常说的咬人的狗不叫。这不仅仅是误国，而是害国和卖国了。
其二是要转务正业。
知识分子的正业是什么?就是要做好份内的事情。笔者在某省党校听过一个教授开设的几次自然科学讲座，你还别不信，他的“自然科学”，除天上一句地上一句的闲扯外，就是整堂课整堂课地对上面的文件和报告进行添油加醋的负向臆测;还有一个神经质似的女教授，面对诸多不屑的眼神，以霸王硬上弓的强势，歇斯底里地朝人的耳朵里灌着她的那个不伦不类的“理论”。过去写手的秘诀是“书不够，鬼神凑”，现在写的和讲的更绝，用不着费脑筋去编鬼神故事，一本书，一堂课，挨着边的话儿没说上几句，就轻车熟路地胡诌起“反右”、“文革”等“阿毛被狼刁去”的那档子事儿。这些行径看起来是在突出“粉碎”以来的诡异“政治”，实则是在用废料填充人的大脑，空耗人的生命，不转变可不成啊!
作为教师，要传道、授业、解惑。道为业之首，业不正就会惑，道不正就会惑上加惑。这些年纲纪不振、思想混乱、道德滑坡，教书育人问题成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重大隐患。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以“对未来负责”的名义直面这些问题，从自身做起，纯洁思想，提升业务，言传身教，争做合格的园丁。在当下萎靡的风气下，更应该自觉地用科学的思想指导教学，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通过教风的转变带动学风的转变，进而带动校风的转变。再也不能敷衍塞责，信口开河，贩卖那些一害他人、二害自己的封资修货色了。
作为社科研究者乃至相关的新闻工，担负着解剖社会、探求规律、坚持真理、伸张正义、匡正时弊的重要职责。社会对其基本要求：一是要有科学的态度，即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杜绝言不由衷、哗众取宠和谎言欺世;二是要有扎实的功底，即马列功底、古文功底、专业功底，能条分缕析地说出个正理来;三是要注重调查研究，九分研究一分写，才能言之有物，持之有故，水到渠成。现有一些人从来没有读过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却开口闭口贬其过时、僵化，甚至污其“有破坏性”;还有一些人不懂古文，没有读过多少古文作品，却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这些都是典型的无知无畏。
社科研究是跋山涉水，是自入地狱之门，没有捷径，没有坦途，没有旁门左道，只有那些目光远大，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作为文艺工，不仅要在台前做好戏，还要在台后做好人，心正才能身正，身正才能艺正。文艺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从旧社会的戏子到新社会的人民演员，再到时下队伍最为零散、收入差距最为显著的重灾区，社会是主导因素。但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下，个人的立场和行为取向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存在着没落和进步的较量与选择。如新旧民主革命时期就有新文学与旧文学、抗战文化与汉奸文化的较量与选择。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存在着这种较量和选择。
现有不少人对出生工人家庭、上过工农兵大学的某知青作家仇视伟大领袖的言行感到不解。笔者与他是同时代人，有过相似的经历，他的本质还是好的，与茅于轼、张贤亮之流不可同日而语;他的《今夜有暴风雪》等知青作品也不同于那些胡咧咧的伤痕文学;他虽然是出道较早的大作家，也因其工农兵学员的出身而饱受世俗的白眼;他较早同牟其中等窃取国家财富的暴富行径作过斗争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有过系统的批判;他与何新一样因反对改组国企和遣散国企职工而受到权势的打压和精英的责难，但他没有像何新那样在沉默中爆发。不堪忍受的打压和责难弄熄他闪闪忽忽的心灯中的最后一丝亮光，从此以后融入了一直向他招手的特色社会的主流意识，披上了“各顾各”的保护色，转而为获取个人的更大名利而战。特色社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让他主持改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连续剧。这可是扩大世界影响的绝好机会，但他低估了人们脑海中还残存着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正向作用，想通过在全剧中展示“肃反扩大化”的洋伤痕来超越原著和产生轰动效应，不料招来了各界群众的反对和乌克兰朋友的善意批评，致使其改写好的稿子又遭到他人的通篇改写。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折腾”对他的刺激很大，也一反常态地仇视起指引人民群众复兴社会主义，防碍他做春秋大梦的伟大领袖了。
某知青作家的这种心路历程在上层权势和精英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殚思竭虑地演变国家制度的漫长进程中，没有变色龙的本事是爬不到今天的位置的，任何想上位者都逃不过被逼良为娼的宿命。他们不都是没有是非判断力的糊涂虫，他们最清楚个人与主流社会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社会集团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是他们转变政治立场的主要依据。去年文化当局不知怎地心血来潮，要一批作家抄写《延座讲话》，这位知青作家不也恭恭敬敬地抄写了一份吗?
如果不是作秀，去年文化当局的这个倡导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文艺工只有按照“延座讲话”的要求去做，才能思想正，方向明，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光明大道上创造出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作品。每一个有良知的文艺工，都应该自觉地端正思想，苦练内功，倾情奉献，促成这个文艺春天的早日到来。
其三是要尽匹夫之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特别是承受着人民养育恩泽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面临深层危机的急难关头，都应该挺身而出，为复兴党和人民的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是一个多难之邦，历史上的诸多灾难均源于社会腐败势力的遍地蔓延和士人阶层的麻木不仁，其要害是上层腐败集团的百般折腾和肆意蹂躏。直到弄得不可收拾时，上层腐败集团极端自私自利的表现是对境外侵扰势力的“让利”苟安和“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卑贱报复。从南明的马士英奸相集团抽调江北抗清前线的四镇兵马回江南剿灭“清君侧”的左良玉，到清末慈禧太后、李鸿章卖国集团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蒋介石下令不发一枪，白白让日寇占领东北、华北大片国土，到仰望星空者以中国人民的资源和血汗积累“救美国”，概莫能外。
历史的辩证法偏爱捉弄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这些人为了谋求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口衔“改开”，实耍流氓，使尽了鬼蜮伎俩，不少世人被其忽左忽右的红绿灯忽悠得团团转，连多年积累的股金被中外资本联手套取一空的散户们也找不着北，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偏偏要在这时冷不隆咚地冲出一个“危机”的黑马，踢破其黑幕，将其本来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譬如蒋某人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况中还能肆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一场“西安事变”将他打回到了“落汤鸡”的原状，终于使他知道了自己几斤几两，不得不改弦更张。现在奉行的国策与西安事变之前蒋某人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国策基本相似，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维稳”和“韬晦”的模棱词儿而已。多年以来，资改派对内一包二卖三紧掏，对外一引二送三出让，把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大国改成了一个内外不是人的小跟班，还愣说建成了比过去“僵化”高明得多的“小康”，一场金融危机戳穿了显高者自己涂抹的画皮。蒋某丢人失地的伤害撂在面上，改开的伤害不可言喻，仅靠现有组织力量之间的角力来迫其改弦更张的难度更大。
当年改变蒋国策的内外条件比当今要优越得多，在国际上有美、英、苏的强劲压力，在国内有中共的统一抗日战线政策和全国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加之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兵谏，就是何应钦在蒋的位置上，也不可能死硬到底。当今国际上是美帝一家坐大，带领仆从国一齐扑向中国;国内的资改派又以“杀出一条血路”的铁石心肠投怀送抱。国际上的朝共，国内的唱红打黑，凡对其有一点点潜在威胁的组织力量，都要遭其铁腕打压和消灭。这些衮衮诸公的如此霸气从何而来，美帝第五纵队和改开公知多年来对中国世道人心的魔幻颠覆是其重要原因。这种魔幻颠覆如同给权势利益集团布上了“金钟罩”，内求铁板——同在特色=颠覆+腐败的一条船上，谁另类就把谁抛下水去;外用铁腕——将社会细碎分割，让昔日的社会主体变成弱势群体，谁闹不和谐就一个个地维稳谁。如此态势的养成已非一日，没有人民群众的强力作用，仅寄希望于上层集团的别开生面和权势人物的力挽狂澜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指望任何现有的组织力量来与之抗衡和破“势”。唯一的希望的是新生的组织教育和唤醒民众。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遗产还是有生命力的，特别是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参照系和大众平等民主共富的观念，是颠覆者永远的梦魇。别看平素“各顾各”的芸芸众生“愚昧”可欺，但真的到了党和国家步入歧途的危难关头，就会有人自发地起来救亡图存。这便是“救党保国”思潮兴起的思想文化根源，即在一个人民不断被剥夺、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日益沦丧的现实面前，呼唤正道的回归，呼唤上层出来一个扭转乾坤的青天大老爷，或以分化和劝说的形式让上层管事的人改弦更张。客观地说，这种思潮的草根基础是非常深厚的，开明知识分子的作用只是将其由潜在的社会意识提升到了显著的社会诉求。这种诉求实现的关键是上层的接纳，但上层的这种接纳是有条件的：要么是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铲除幕后美帝控制的魔爪;要么是上层内部理想未泯的强势人物占据主导地位，对“改革”进行改革。要命的是这两种希望多年来都落入了从希望到失望的怪圈。
这种“保救”的依赖性和策略性遭到革命派的病妒，斥其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改良主义”。革命派致力于批判修正主义和对未来社会进行构想，以利于人民认识资改派和一切鬼魅的本来面目，遗憾的是没有指出任何实现这种构想的现实途径，只有个别文章中偶尔提到过“建党救国”的词儿。按党的政治生活的要求，一派政治势力长期走偏方向，另一派政治势力有权予以更正，这便是人们熟知的“路线斗争”。当党的性质、宗旨、目标在一派政治势力的操纵下已经完成了质的转变单等摘帽，救党和重新建党的问题自然会提上议事日程，这是顺理成章而不是什么大逆不道。革命派的理论坚持和对资改罪行的揭露是对的，但从其这些年来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政策策略来看，则很不策略或很不明智。
一些人不顾多年来社会力量被细碎分割和和泛左人士无任何组织依托的实际情况，在处理“组织”(可能是宗派)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不是采取统战的策略，而是机械地仿照过去党内的组织生活方式，对立志救党而“党”又不在其手中的“改良主义”进行错位的“路线斗争”;也更说不上什么“内外有别”的斗争策略，统战工作无声无息，路线斗争大张旗鼓。这样的思维很容易被彷徨不定的人看轻，很容易涣散泛左内部的凝聚力。
以上两种社会思潮除波及的范围有别外，实际成果都不佳，有些内耗式的空谈甚至比特色的空谈还要空。有人在失望之余提出了“弃党弃国”的主张，即先与国内外“沉船”势力一道毁党毁国，而后在废墟上再别开生面。这股思潮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按特色当局多年来奉行的路子走下去，沉船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号称为党为国的另类革命也去跟着瞎掺乎，还要压制别人闹改良，真的把船搞沉了，面对以美帝为首的外国军队的占领和公开撕下特色面罩的“民主政府”，除空发一通牢骚和去登记一个“新党”的空名外，还能拿出什么去别开生面?
社会改良也好，社会革命也好，一要路子正，二要有合力。在当前人强我弱的情况下，这两条即是事业成功与否的生命线，执行这两条的法宝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要领是求同存异。凡不持门户之见的人便可以看出，以上三种泛左思潮的目标指向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区别在于策略和步骤。谁的政策策略最符合当前社会革命的需要，谁最能动员和组织群众，谁的生命力就旺盛，谁的协同能力就强，形成的合力也自然会大;如果不讲政策策略或策略不当，便很难形成合力。笔者在中华网上看到一个戴大檐帽的网友和一个愤世嫉俗的网友，从不提自己的策略主张，从不去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而是一味以空洞的目标和语录去否定他人的策略和行动;有的自己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却对群众签名要求惩罚汉奸行径、下岗职工要求补偿、国企退休职工反对推迟退休年限、农民工要求住房、上访民众伸诉冤情说三道四;有的不明事理的跟帖与特色们爱用“余孽”的棍子打人一样，动不动就把“不反皇帝”当作棍子打人。此等人如果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者下凡，便很可能是伪装的搅局者或个人心态不平的搅局者。
合力来自远大的目标和统一的革命意志，来自相互借鉴和协同的政策策略。同在毛泽东旗帜下为复兴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泛左三个派别，应该依照《芒果之歌》电影中歌颂的革命大联合的精神拧成一股绳，相互协作，相得益彰：“革命”为核心层，若隐若现，承担组织指挥;“改良”为骨干层，活跃在全国各地，承担组织实施;“抛弃”为统战层，与狼共舞，活跃在中上层，承担情报和策反。这样才能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形成巨大的干社会主义的合力;这样做才是一个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自觉战士。
知识分子是社会革命的先声，在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应该像上述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三派先行者那样，走出书斋，自觉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听一听打工的、下岗的、失地的、无业的、农村留守的、炒股血本无归的、毕业等于失业的群众的呼声，思一思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和光明前途，摈弃以往为虎作伥的言行，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讲实话、讲真话，用活生生的事例教育群众，用科学的理论武装群众，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动员群众起来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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