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人大会议新闻中心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记者会，邀请数位工农代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引起强烈关注。这其中尤以洗脚妹刘丽的发言最牵动人心。这位1980年出生，打工近20年的安徽妹子，带着自己关于农民工的议案出席两会，还说出了一些外人少见多怪的事实，比如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农民工大量组成露水夫妻。
央视的报道则特别聚焦于她的一番表白。她很谦虚，首先感谢媒体的报道使她得以成为人大代表。然后只有小学五年级学历的她表示要好好学习，“首先要去学习宪法、法律等，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去履职。”进学校读书学习，这是刘丽梦寐以求的事情。刘丽是2010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其主要事迹就是用辛苦打工赚的钱资助近百位贫困学生读书。
在2010年接受央视访谈时候她说：“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最大的。那个时候要么回家去带我弟弟，要么就去田里面干活，那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医生，或者当个老师。我出来打工以后，我就有两个心愿，一就是我一定要让我弟弟妹妹都有书读，第二个就是我自己最想学的就是管理，把店里面的生意弄好了以后，在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建个学校，在厦门给自己买套房子。我也跟朋友聊过，我说开足浴店，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我需要帮助这些小孩子，是我的事业是我一生追求的理想。”
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要在别人身上实现，体现了中华民族儿女的美好品德。当然，不想永远做农民在田里干活，想当医生或者老师也是人之常情。帮助弱势群体，这不仅是刘丽一个人的美德，每年自愿报名去农村支教或者为贫困学生募捐的大学生就是证明。可是恰恰因为刘丽本人不是大学生，我有必要多说一点可能不那么中听的话——
假如刘丽梦想成真，假如包括她弟弟妹妹的每一个农村孩子都有机会读大学，却未必比刘丽更有价值。因为刘丽不清楚的是，在今天的教育体系尤其是一些文科专业中，反人民的成分在加重。高校输出的学生往往不如她那样胸怀人民。尤其是校园公知型教师宣称自己是为了培养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公平正义追求而教育学生，但这样的教育结果往往只培养出成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自命不凡眼高手低的小小公知们。
我经常有机会接触各种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比如两个月前一个大学生不远千里从京城来沪上交流。他对我大谈哈耶克、罗斯巴德等新自由主义学者观点，并自称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不禁问：你是乘坐高铁来上海的吗?他回答说想乘高铁但是人太多买不到票。我惊叹：原来是因为买不到票，而不是因为你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必须拒绝乘坐由政府主导才能修建起来的高铁。咦，你怎么没有拒绝由国家倾力组建的公办大学系统?
好孩子们天天在学校读死书读书死，凌空蹈虚，虽然有良好初衷，却不知道快把自己变成反人民反历史的零余者了。一位青年思想者告诉我，他的很多朋友都宣称，如果自己是在美国，早就通过选举当上总统了。我猜，如果他们是开国元勋，早把中国建成天堂了。但其实呢，他们大概连自己都养不活。现代启蒙教育赋予青年天生丽质难自弃的玻璃心，洗脚的活当然不能让他们干，但别的活也不一定能干好，倒是很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因素。他们最大的机会，可能就是像托克维尔嘲讽的那样——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凭借纸笔和抽象教条进行煽动，就把法国拖入了大革命风雨。
但我们不能责怪这些热血青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对此，教育是要担责的。精英体制和资源竞争逼着很多学生拼命读书考试，通过不断“深造”来给自己贴金，最终却万劫不复。没吃过足够的苦，没参与过艰难实践，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运作，却自以为这个世界可以依靠我们的嘴巴和意见来调整和运作。
我看到有社会学高材生一边感慨自己也很想参加社会运动，很想做点实事却没机会，一边继续自我感觉良好地继续写那些头头是道其实非常天真的文章。而这种感慨对于刘丽是不存在的。她就是社会变迁、运动的担当者。她对农民工现象的把握大约超过很多社会学专家。
所以，比起让刘丽赶紧学习宪法知识，更迫切的是让知识分子好好向刘丽们学习，向实践学习。刘丽拥有的非教科书知识恰恰是知识分子和脱离基层的官员们缺乏的。给学生创造更多社会实践和政治参与机会(这绝不仅仅是批判或者投票之类的游戏)是必要的。我绝非在说知识无用，我反对的只是知识自身的抽象化以及精英和真实世界的脱离。只有放下身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知识分子才能有意义，才不会蜕变为一个凭借知识获得等级地位的专业主义统治集团。就好比美国律师集团已经凭借能把普通人绕晕的法条而为所欲为、绑架民主。
一位刘丽的阜阳同乡曾经自豪地对我说，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并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这证明阜阳人的优秀。我觉得奇怪的是，阜阳人的自豪难道是要通过香港身份来证明的吗?今天我要说，他应该因为有刘丽这样的同乡而自豪。
在我看，刘丽的故事多少有点像一百多年前晚清的贫民教育家武训。这位贫苦的山东汉子，有感于穷人不识字每每被有文化的地主权贵欺辱，于是通过数十年乞讨、下跪来集资为穷人办学，使得他们也能有机会加入士绅阶层。他的事迹在1950年被拍成电影《武训传》公映，一度深受观众欢迎，但很快却成为新中国第一部遭批判的电影。批判的扩大化还使得不少文艺界人士遭遇沉重打击。
批判什么呢?下面的《人民日报》社论据说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的：“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武训传》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这个措辞相当严厉，而且有所偏颇，不过批评并非针对武训本人——“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 文章批评知识分子一起跟着电影叫好，甚至把中国革命看成武训的继承者。在这一点上，毛的批评并没有错。武训跪求当时的儒士、官员去给穷学生上课，这增加了穷人的机会，却完全不改变知识权力的结构。穷孩子即使通过读书成为晚清统治秩序的受益者，却也因此承认了那个不公正的秩序，不改变统治系统本身和大局。从辛亥年开始的中国革命不是慈善运动，恰恰是从跪到站到挺直腰身，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建立起平等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体系。这个努力还很不够，还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大学，但至少，谁也不用跪着就能读小学了。
毛泽东的批评并不针对武训本人，因为武训已经力所能及。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不识字的人能有马恩式的觉悟，只能钦佩和敬仰他。但是知识分子却有责任提高觉悟，不辜负武训的苦心，从更高层次去理解和推动事物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民众身上学习和提炼出很多教科书、西方理论没有的东西。正是依靠和领导这样淳朴的民众，才建立起一个人人能享受普及教育的社会。
言归正传，这次记者会主题叫“谈履职”，多少透露出对低学历代表履职的不信任。刘丽的发言不亢不卑，稳健坚定。看得出这是一个饱经磨练、坚定自尊的人，是共和国的儿女，与晚清乡民武训已经不是一种人。今天的国家教育也不同从前，60多年的努力打下了雄厚的人民教育基础。但是忧患仍然存在，螺旋上升过程中也会有重大反复。在美国执教的钟雪萍教授就警觉到，一些我们早已解决但却一直困扰美国的妇女解放问题今天又回到中国了(《偷不走的“半边天”》)。
我不是人大代表，但作为匹夫有责的公民，我的教育议案则是建议给大学生提供更多长期支教机会(几个星期的那种短期支教对乡村基本是灾难，这里不多说)，建议高校给考取研究生的学生保留两年学籍但必须参加社会工作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先踏入社会了解真实世界的运作而不是一直在象牙塔里作茧自缚退化成知识动物。全社会需要创造更多沟通精英与民众的渠道和合作方式，互相促进，使中国坚定成为齐心协力奋发向上的人民共和国。
如何让知识人真正成为民族栋梁而不是民众蛊惑者，如何让民众知识化并改造旧的知识世界，如何让政府有足够自信处理好与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的关系，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在挑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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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出席本次记者会的工农代表是王亮、铁飞燕、朱雪芹、邓前堆、朱良玉和刘丽。
附二：本文部分观点受蔡翔教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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