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书就是要人读书。(随友人走访朋友被送一本)2012年9月总第207期《各界》杂志，过去也知道，多年不见。本期的各类各篇文章精雕细琢、下了功夫。从不经意的细微处着眼，从闲情逸致的趣事中写起，反共反社反革命反文革的贬损意味渗透在各种轶闻细微的片段中，很多又无从查考，真伪难辨。嘲笑、挖苦、诋毁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手段高明，影射达到了“润物细无声”。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很狡猾的地方在于最主张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政治原则永不变，但从不明讲。用“作诗贵在曲”的表述方式把政治体系贯彻在各方面的具体活动中，硬是打出了一个世界霸主地位，还一贯高喊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自己造了据说能把地球毁灭几遍的核武器，别人干点就不行。在中国边部署了无数的导弹核武器，却到处散布“中国威胁论”，黑说白道的能力十分过硬。《各界》杂志的各类文章，就是此类手法。用非常美丽的词藻把自己阴险攻讦的用心包裹其中。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虽然取得了很多进步，有些问题解析了，有些仍然没有，留下了一时无法终结的歧义，既给革命者也给反革命们留下依据。“改开搞”初，一伙旧世界的卫道士要打开当时尚未打开的非毛化“禁区”，给以后反共反社的复辟倒退找出理论依据，恶意的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这就又引出一个至今未能解决的理论难题。
实践当然包括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有强制性，排它性和不共溶性的本质。西方世界搞帝国主义就不能干社会主义，毛主席时代只允许存在农业社、国企和集体企业。以后相反。从来没有在相同的国度相同条件下同时施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制度)，彼此不容，人们无法如新旧产品一样在比较中证明优劣。
美英法从100年前搞社会主义到现在好，还是吊死在资本主义一棵上好?各说各的理。搞社会主义起码没有经济危机、失业和“红灯区”。中国从1949年起按毛式社会主义好，还是搞邓式或是蒋式社会制度好?不能象种庄稼一样比对优劣，这就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话题，尽管能辩真伪，却十分蹇涩。黑格尔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难题，按自己的哲学理论不能解释，讲了那句“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名言。其实很多存在是不合理的，就需要人们在对立中予以改造。
中国搞成新民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好不好?当然好，不搞是什么状况，失去了实证上的比较。要叫一些人内心认同，远没有电灯泡与日光灯的比较容易认识统一。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要和平的认可一些问题，就更加复杂曲折。《各界》杂志的许多文章立意，如硬在新机器上找某个零件的缺失，在旧机器上搜寻某个零件还有的使用价值，在大合理小不合理和大不合理小合理中以旧反新，技法高刁。
中华民族历来在愚弄人民的孔孟之道和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诱骗下，较少争取进步，较多恪守中庸，在先进中找不足、短处，在落后中找优点、长处。“对求新的机遇求全责备”。在这种厚重的人文环境中，一些好制度因为得不到认真贯彻而失去了应有的先进功能，取得的一点进步很快被复旧势力击溃，因而毛主席未雨绸缪，发动文革着力改造。
封面背页有竖排的“民国人物”字样，“才高狂傲刘文典”为题。“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刘文典当属一个”。刘有《庄子补正》共10卷，曾有人问陈寅恪，“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一个是庄周，一个是刘文典”。也算是为民国贴金吧，陈讲此话也是无知的表现。
庄子、孔子、老子等生在东周列国时期，人的认识水平很底，社会学理论很不系统，只有些直观感性的记载，文字本身和表达也极其宽泛粗简，晦涩的文言文。之前的《周易》对主客观世界作出的解释仅是符号式的。时代久远了，今人当然生疏。《庄子》在当时也可能出类拔萃，时间的推移也就渐失先进科学性，不过是旧社会的斑斑点点，如现代考古挖掘的陶器而已。旧八股教育，那些文人故弄玄虚，显摆自己比人能。《庄子》和刘的“10卷”对当时抗日有何意义?
《马寅初的脾气》，(1页)李兴濂文。前半部讲马任职浙江省财政厅时，有人用钱贿求当县长，马勃然大怒，“真是蚊子叮泥菩萨--找错人了”。买官者泡汤。又写马侄子在杭州市政府负责花酒税事，喝酒使公款两千银元被盗，市长想敷衍，马认为要从严处理，后被撤职。用此铺垫马的人品正直。“在1957年3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批判文章多达200多篇啊!”以此来暗指新中国、毛主席不容直述意见的人，诬不接受马的建议，未重视抓计划生育。非毛化中有“批错一个人，多生几个亿”的说法。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有不妥之处，依据资本主义不变研究人口问题。人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没有止境，人按几何率增加，人的能量不按几何率增加?
李舜臣文“‘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场大忽悠”(2页)，对历史理解不够。认为曹操未能统一作皇帝，是因为被“荀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束缚，“难以逾越道德障碍”，“还落了个汉贼之名”。当时孙刘占据半个中国，条件不成熟。落汉贼的原因是，从公元184年(汉灵帝光和7年)黄巾起义，到唐朝618年建立，期间三国、西晋、东晋和16国、南北朝、隋共434年，才结束了战乱分裂，其中只有晋隋很短时间的统一。
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略计表》等资料，东汉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5648万多人口。公元280年西晋时有人口1616.4万，370年南北朝时仅有998.8万人。三国纷争人口被杀戮降至767万。人口变化足以证明人民长期挣扎在兵荒马乱中，活命朝不保夕，向前看无希望，回忆汉时还相对好些。汉被废在曹家父子手里，对此后几百年的灾难形成有责任，同干掉农业社、国企对目前的乱象有责任一样。以后司马家族为代表的晋朝事干的不好，引发长期兵燹不止，“汉贼之名”和捧刘备、神化诸葛亮均由此而来。
“日记是一种珍贵的史料，农民日记因其少见而弥显珍贵。合阳县路井镇”“农民候永禄的《农民日记》堪称‘珍稀’”。李巧宁的“五、六十年代的农妇日常生活”(6页)的素材来自此日记，真实与否?文中的赵菊兰是候妻。
“1958年10月，菊兰随全队男女社员一起参加冬季植树育苗活动，从早上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往回走，中间不能回家给婴儿喂奶”，“心里一直惦记着丰胜娃不知饿成啥样了”。58年大跃进，不准给娃喂奶失真，是的发挥。文中凡引“日记”中的是楷体，此段是宋体。
1960年12月，菊兰又生了个孩子，“晚上饿得不行了，在炕洞灰里煨上个萝卜，就算吃上好营养品了”。1960、61、62三年困难时期，还能生育，和有些人编的饿死了3000万大不相同。“1961年，口粮标准低，生活困难，只有多分点粮、分点钱，而分粮、分钱全靠工分。为多挣工分，社员都抢着干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她一直为了挣更多工分，轻重不避，不管脏净，队里派啥干啥，甚至干和男性一样下大力气的活”。“1961年冬她除了白天一响不落地下地干活之外，揽下了大队弹棉花的活”，“天天晚上去，经常是大半夜”。中国人民很勤奋。此文证明当时绝不是在将饿死的状态中，如果饥饿至极，怎能黑白劳动?
“赵菊兰是1949~1965年间千千万万个陕西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缩影”。暗喻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苦难辛酸。那样困难人民为什么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因为会同旧社会比较。
时空错位，用现在的标准回望过去，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并无多少优越性，反而违背人的正常需求。对社会主义寄以过高的期望值，对照现状，以此证明社会主义搞错了，这是一种高明的反社方法。1949年前的几千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社会主义才几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此抨击非常谬误。争取一点进步是艰辛的。社会主义并未许诺不劳而获，只是给人民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美好幸福境界的实现要靠人民自己辛勤劳动。私有化社会，只有地主资本家的幸福才不必自己干辛苦的体力劳动。
“陶铸最后的脚步”(10页)，是伤痕文学的继续，极度渲染文革是“浩劫”。目睹而今社会主义被走资派们踢踏的“片甲不留”，再看这些文章，深感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十分复杂的。用社会主义的成败衡量，党内那些客观上断送社会主义的大人物，毛主席当时采取限制、教育措施也不为过。
美共并没有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但麦卡锡时代美国政府打击美共人员比文革中的批判要严格一万倍，《各界》杂志那么多文化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不拘一格，总有一格”，先进与落后，正确与谬误的矛盾一万年也不可能消失，人类社会的革命任务仍然任重道远，杂志的这类文章、这些人便是脚注。
刘长久，《“卖国贼”曹汝霖的律师生涯》(13页)。“历史教科书中国签署‘21条’而被定义为‘卖国贼’的外交次长，曾被几代人唾弃。所幸，随着时代的开放和舆论的宽容日臻，历史正在以多样化的展示而逐渐恢复它的真实。从这个视角，看曹汝霖的律师生涯，也别有一番味道”。荒唐!这样认为“历史多样化的展示”，曹也就不成为卖国贼了。日本的东条英机、冈村宁茨等侵华罪魁只是在侵华时才成为罪魁，以前也是正规的日本官员。以前可以抵消以后?
《我亲历的“四清”运动那些事》(16页)，谢承年。在“何来‘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一段写道，“社教期间，我先后两次聆听工作队传达一个内部重要精神，听毛主席说，‘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我当时觉得毛主席这句话分量太重，简直难以置信，但思想马上转了回来，认为毛主席的话不会错”。
“《23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整个工作中，我们始终是紧紧围绕这个‘性质’和‘重点’来开展的，实质上就是夺取‘不在我们手里的政权’这个阵地和权力的工作。但是辛辛苦苦工作之后，总觉得‘很别扭’、‘不对味’，不知道资本主义在哪里，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我知道有个《五一六通知》，广播里也传来一些过激声音，但还是第一次领会‘不可思议’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资本主义在哪里”，谁是走资派，现在不会不可思议了吧?
《中美合作所并非屠杀集中营》(28页，邓金伦、戴小河)，“历史学家研究发现，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产物，中美合作所并非‘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集中营’，‘与军统集中营’并无任何的直接联系”。
“不过，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反共分子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的禁令竭力介入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获得的美式武器与设备器材，后来都被国民党当局用到反共内战中，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挟蒋反共’的恶名，遭到了来自中美两国一些人士的强烈批评”。“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中美合作所撤消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的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罪责，便被新政权算到了它的帐上”。
“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至1945年在歌乐山建立的国际情报组织”，“重庆解放前夕发生大屠杀时”，“已经不存在”。要求“拂去历史的尘埃，澄清误会，还原出中美合作所的真实面孔”。如果的认识成立，恐怕得再一次“澄清误会”，武器和器材都被国民党利用来打共产党人，让其怎么还原出一个什么面孔?非常反感的是一些中国人逢美必捧，逢中必反，吃里扒外成了如天天的和尚念经。现在也允许出国定居，到你的理想彼岸去不好吗?那么热爱美国还能得不到“人权”?
34页的“反华影片《中国》揭秘”，(殷孜涵)。“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到河南林县拍摄纪录片《中国》，林县因修红旗渠全国闻名”。安“希望拍真实的中国人和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在世界级电影大师中”，安“也是唯一纪录了中国那段历史的的人”。
“1973年1月，22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首映式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其中林县部分占30多分钟”。“该片产生了巨大轰动，也受到了西方的追捧”。“使其没有料到的是”，“遭到了当时中国的猛烈批判”，“中国官方下令查禁，1973年9月”，“被迫把电影拷贝交给中国”。
“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真正原因是一个短短数秒的镜头。在一个表现社会主义农业的猪圈的镜头中，一只只懒洋洋地趴在猪圈里，朝着镜头傻乎乎地摆头晃脑，而响亮的背景音乐却是文革中最红火的革命歌曲：‘中国人民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挣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昂首起来……’”。“而一点不懂中文的他，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内容”。较为正直，不知“是什么内容”证明确实有诽谤的效果。“揭秘”之说错误，当时报上的批判文章把这事说的很分明。
“来自林县的批判文章说：‘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他不拍，却专门拍牛车;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他不拍，却专门拍毛驴拉石;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场面他不拍，却专门拍老人和病妇……’”。这倒是真的不是假的。批判的也十分中肯。难道这些不是“真实的中国人和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干社会主义，西方和国内一些人一直不满，毛主席共产党卖醋，他们从来都说不酸。
多年来反毛反共反社已成许多人的“共识”，上行下效，那样方式的平反、揭秘不计其数。在拥护社会主义不改初衷的人看来，批判是正确的，抹黑社会主义应当批判。现在利用刊物、小说、影视片等反毛反社泛滥成灾，当然是另外的看法。试问，为何不讲美国红灯区几百年不绝;目前2700万人失业;监狱在押人数223万据世界第一;4600万人处贫困线下。去年给莫言发诺奖，还是因为其小说把共产党写成土匪流氓。给刘晓波发奖，因为刘主张彻底灭掉社会主义，中国象苏联一样分裂。
89页，“延安的婚恋故事”中，“还有组织分配”，“女青年抗婚几乎不可能”，“19岁的姑娘嫁给了50多岁的林伯渠”，“1937年22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上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爽快的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便走上了夫人岗位”。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国共对立时的朝不保夕，把帐算到延安时代也算是煞费苦心。理应也叙述国民党。
看《各界》这些语言平和、意藏毒箭的文章，忆过去出生入死，把头提在手上的革命者，有的被敌人杀了，有的在斗争中牺牲了。革命成功了，把中国和中华民族从外敌侵略、反动派肆虐的苦痛中挽救出来，并未得到应该的普遍认可。闲话说的，热讽冷嘲的，让人奚落的，悲怆油然而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些抵制社会主义的多是“改开搞”中滋生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制度的崇拜者，溢流着奴婢心态，自愿当美国反华的工具。美国3亿人，只有两邻居，从那种状况持续至今。中国13亿人，20多个邻居，从这种状况而来。写马寅初指毛主席未抓好计划生育，反共反社又常以人权为根据。人权真的无国界，把中美两国人口平均，给美国送去5亿人，让他们真正为人类未来干点实事，再看能是什么样的世界?
类似《各界》杂志这类刊物目前俯拾皆是，足见旧世界力量的强大、旧意识形态旧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鞋子破了换新的，衣服脏了洗一洗，资本主义几百年，许多弊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革命家创新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些人就是不适应。人们喜欢住新房，爱吃新鲜饭菜，却要墨守成规、维护过时的资本主义，不拥护赞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缺点就非要搞垮而后快，资本主义持续了几百年是完美无缺的?这正是全世界人民悲剧的由来。
《各界》的那些文章把刻意否定、贬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意识倾向，融入各类不同的人坏人事中，诱导人们接受疏远、反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观念。巧妙的如同铁路拐弯一样，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实现认识的异化转变。《各界》过去的、现在的作品，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从来不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好话。
如何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持续前进不失败，不重蹈苏共的覆辙，毛主席殚精竭虑，发动文革，破旧立新，从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领域内扩大社会主义因素，革命革到党的领导头上。一大批不甚理解、也不情愿的老革命，过不了真正社会主义革命关，尽管很多人主观上忠诚无它意，客观上成了最可怕的反革命，暗中同毛主席分道扬镳。毛主席逝世后，在毁灭革命成果上干成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曾经的革命者也自己否定了自己。早就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有仇恨、有成见的反共反社反毛派乘机而出有了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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