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邮件介绍新华社媒体的报道，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今晨去世。于光远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参与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还说：于光远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我看，那些媒体给于光远套上的光环，不过进一步说明：过去30来年，于光远团伙搞的政治搅局活动给中国现代化发展和社会风气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和恶劣影响;中共现代化事业要健康地幸存发展，就必须清理那帮文人的搅局毒害、尽力而为地弥补他们造成的损失(其中有些损失，恐怕是难以弥补了)。难用一篇帖文说明，简单说些例子。
于光远那帮文人很善于撒谎欺骗和栽赃陷害。
譬如：
—— 1950年代“大跃进”中的“亩产万斤”宣传，是于光远团搞的。文革后，他们利用宣传工作条件方便和利用他们后来收罗到的小伙伴方舟子等人，在网媒体上以“学术打假”为名而搞栽赃陷害的舆论、说“亩产万斤”是钱学森老先生搞的，对钱学森搞起了多年重复的恶毒诽谤和恶毒攻击。在一些人的追问之下，于光远才不得不承认是他的团伙搞的“亩产万斤”宣传。
——在胡耀邦和于光远等主持宣传和科教等相关工作之际，于光远团伙搞了“耳朵听字”的“特异功能”宣传活动;造势成功了，他们利用工作职权方便、背后诬告和栽赃说“耳朵听字”是钱学森和张震寰将军搞的“伪科学”;再造势成功后、先后利用他们收罗的小伙伴方舟子等以“反伪科学”和“学术打假”为名，对领导国防建设的老帅老将搞起恶毒攻击、还要老将军们让位交权。为争权夺利，于光远及其团伙欺骗国内、把美国邪门教组织主要成员及美国娱乐魔术演员兰迪称为“国际学界知名人士”而引进到中国，试图以“反伪科学”为名而在中国成立“科技警察”制度、由他们和美国演员兰迪合伙来掌控中国的国家科研项目决策和相关财政政策。哪个国家的科学学术和国家科技财政决策权是由一帮宣传文人勾结外国演员、以“科技警察”的做法来掌控的?如此荒唐扯淡(若不说是违法乱纪的话)，也是“马列主义理论家”么?哈!事实证明，于光远团伙在中国社会搞了大约30来年的“反伪科学”活动，是有美国邪门教组织的支持和赞助的(至于他们是如何勾结和如何联手活动等事情，另论。)。
——毛泽东去世后和文革结束前，于光远团伙提拔的人为“四人帮”上台而搞了个“两个凡是”的社论宣传。文革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们见风使舵、利用参与政策研究和党史编写等工作方便，栽赃陷害说“两个凡是”是华国锋等人搞的;同时，还用谎言编造而把他们自己标榜为顶了“四人帮”的高压而抵制了“两个凡是”的英雄好汉。
有如此善于搞栽赃陷害的直接后台，那就不奇怪了：于光远团伙的干将何祚庥和小伙伴方舟子的一个惯用手段，就是把他们编造的谎言或伪造的事件栽赃于人、然后对别人搞试图置于死地的舆论轰炸和恶毒攻击。
于光远那帮文人大搞“反中医”活动、制造了多起冤案。
文革结束后没多久，于光远团伙就通过诬告等手段欺骗高层，从邓小平和胡耀邦那里获得了以“反伪科学”为名的大搞“反中医”活动的“尚方宝剑”，由此而大搞“反中医”活动和制造了多起冤案，譬如：
——杨沫冤案。文革结束后，著名作家杨沫女士大力支持用基因学手段研究中医药的科研;于光远团伙的邹承鲁等人背后伪造证据和搞诬告陷害，以“反学术腐败”为名而硬是枪毙了那个科研项目，还以他们伪造的“生活作风问题”为由而把杨沫搞了个罢官处理。杨沫没有被日本侵略军打倒、也没有被“四人帮”打倒，却因支持现代化中医科研而倒在了于光远团伙的诬告陷害的手下。现在，用基因学手段研究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医药、已经成为全球医学科学的主流内容之一。
——严新冤案。文革结束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尼克松总统要求而开始的、并由邓小平当局同意卡特当局的关于扩展中美两国中医科研合作的要求的协定，中国方面也开始了气功为主要内容的中医科研项目;严新是当时相关科研的“样本”人物之一。于光远团伙的何祚庥等人，对严新搞了多年多次的造谣诽谤等舆论轰炸活动，把他们自己编造的谎言故事说成是严新搞的，硬是把严新搞成了所谓的“伪科学典型”而成为他们搞“反中医”活动的舆论轰炸的工具。其实是：在美国，学界也做了严新气功类型的科研，并用到“脑波”应用工程、颇有成就，其中一些军工项目已经转为民用了(中国也有公司紧着搞引进和开发类似产品，须知，那类产品的应用来源之一就是中国的中医气功)。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先后接见了严新，对他给美国科研的协助和贡献而表示感谢。
——张颖清冤案。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的“全息”针灸科研，也是中美合作交流的一部分。于光远团伙的何祚庥和邹承鲁等人用他们伪造的证据、到高层人物那里诬告说张颖清教授搞“伪科学”，还利用宣传工作之便、把张某教授作为“伪科学典型”而拿到社会上搞“爆光”和文革大字报式的大批判。高层某领导轻信了那些诬告;结果，张颖清教授的科研项目被迫下马，他失去了一切且成为社会大批判的“伪科学”靶子，后来含冤去世。在美国，张颖清教授的科研已经应用到美国国防领域、且普及到包括前线部队在内的美国全军军医应用。克林顿总统曾给张某去信，对张某教授的成就和贡献表示感谢和鼓励。
还有其它冤案，不一一列举。就那些比文革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破坏中医科研和迫害相关人员的冤案，国内早就有许多学者和科技干部联名呼吁请求予以平反昭雪。可是，相关宣传部门和科技部门的掌权人是于光远团伙的人，他们垄断了话语权、封杀了那些呼吁。且不说别人的经历吧，仅本人在光明网个人日志空间转发那些呼吁书、就受到严厉的封杀处理;后来，他们还把本人日志空间给封闭了;同时，他们在光明媒体发文张扬于光远团伙的何祚庥和邹承鲁等人以“反伪科学”名义而大搞“反中医”活动的“政绩”。(注：光明日报媒体和于光远团伙的特殊利益关系，可追述到30多年前即文革结束之际而开始的“非毛化”活动。再论。)。
可以这么说吧：于光远团伙搞了多年的“反中医”活动，不但给中医科学学术带来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有些内容已经接近“绝学”边缘)，且其制造的文革式冤案极大伤害执政党的信用声誉，以至于海内外学人和欧美一些主要媒体明白说明，文革暴力在社会上结束了、但在科技学术领域还在继续(且继续了30来年)。不给那些冤案做做起码的平反昭雪，那么，中共损失的相关执政信用就难以挽回。
于光远团伙败坏了中国的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
文革后，于光远团伙参与或主持了组建宣传部门和科学院等部门的工作。他们把没有任何象样的科技学术成就、连本科知识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学百分比都不会的何祚庥塞进了科学院而当上了院士。他们还给科学院院士头衔搞了个享受司局级(后为副部长级)的终身制的特权。于是，何祚庥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以“院士”头衔为名、为于光远团伙的既得利益而到处插手和乱打“伪科学”棍子了。为吹捧何祚庥，他们还利用宣传工作便利，编造谎言故事而把何祚庥说成是“两弹一星”的氢弹理论的突破发现者。如此以假充真和以院士名义搞文革式的无端指控等造谣诽谤活动，严重地败坏了科学院和院士应有的学术风气。
1990年代后期，于光远团伙收罗了留学生方舟子;利用宣传工作方便，他们把那个出国就搞了身份造假、学术论文数据造假、后来靠抄袭剽窃吃饭而在美国混不下去的失业人员方舟子，包装为“学术打假”的英雄和“科普作家”，拿回国、专搞用文革大字报方式的无端指控活动。那种“小偷当警察”即“以假打假”的做法，使中国的学界和教育界的造假活动随着他们搞的“学术打假”而愈演愈烈。
于光远团伙的干将何祚庥和小活计方舟子的一个名气是所谓“批邪”。每逢重要时刻，他们就张扬那个“批邪”的政绩。碰到妨碍他们既得利益的人、他们没招了，就搞诬告说该人是该邪门组织的人而试图置于政治死地。譬如，本人就有那遭遇：2010年，为新华社报道需要，本人提供了美国官方证据;那报道严重妨碍了那帮文人背后的转基因商业公司的金钱利益;于是，方舟子夫妇到新华社诬告本人和相关记者与那邪门组织关联。事实上，本人和那记者跟那组织毫无关系也毫无往来;而铁证证明，与该邪门组织在海内外都有密切利益关系的，正是何祚庥和方舟子等于光远团伙的成员，且他们还一唱一合地用造谣诽谤手段而恶毒攻击即将接班的国家领导人。如此真相大白了，可于光远团伙还是逍遥法外。
2007年前后，为金钱利益，于光远团伙把何祚庥和方舟子等人搬到人民日报媒体，开辟了专栏，对当局的生态环保搞起了恶毒攻击，说那政策是“伪环保”、“伪科学”和“自主创假”，给国家环保政策落实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破坏;其直接恶果之一，就是全国许多地方的空气和饮水遭到了空前严重的污染。与此同时，他们还加盟美国孟山都等转基因公司的推销网络活动、与外国转基因商业建立了既得利益合作关系，并利用宣传工作之便而垄断了话语权，编造各种谎言推销转基因商品。后来，他们利用那些条件，对阐明转基因食品危害风险和抵制转基因食品泛滥的民众搞打击报复、恶毒谩骂和政治诽谤。前不久，他们还与被外国公司收买渗透的农业部门官员合伙、对履行职责的军人及其国防建设的正确主张、用造谣诽谤手段搞起了恶毒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今年，国家新领导接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政策。那个政策妨碍了转基因化工农业既得利益集团的金钱利益，于是，那帮被外国公司收买渗透的文人文官跟人民日报媒体等联手，大肆攻击“生态文明”政策，其方式跟2007年前后、用舆论轰炸来诽谤攻击当局的生态环保政策做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宣传工作方便，用虚假新闻对即将接班的国家领导人搞了转基因绑架。这就不得不令人担忧，“生态文明”政策是否会重复当年生态环保政策夭折的命运、结果是中国的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病毒疫情等等问题将继续恶化而终于不可收拾。
还有，前阵子，方舟子夫妇的严重的抄袭剽窃等作弊造假行为披露了。可是，他们有于光远直接后台及其背景胡耀邦家人的大伞的公开庇护和支持，结果呢，方舟子夫妇不但可以逍遥法外，且还可以频频露面于一些官方媒体而继续他们的造谣诽谤活动、继续他们的为转基因商业利益而欺骗民众等活动。
简言之，多年来，于光远团伙为金钱等既得利益而搞的多年的“小偷当警察”之类的和文革暴力式的“学术打假”和“反伪科学”活动，不但严重干扰破坏了相关国家政策的落实，且还使中国的学术风气和社会诚信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害，以至于社会流行说法说：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的信息，除了日期还可信、其它还有什么可信的呢?如此糟糕情况，连人民日报自己都承认了，说是“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了。
于光远不学无术，他开拓了什么新科学领域？
如本文开头引用所说，一些媒体给于光远戴上了许多光环。就以那些光环为例，看看那位“理论家”“开拓新学科”的真实情景。
给于光远戴的光环：于光远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事实：国际学界公认的当代的新的学科领域是：系统医学，脑波科技，纳米材料，量子计算，五维空间，……，等等。其中，有哪个是于光远开拓的?不但一个没有，相反，于光远团伙把那些新学科称为“伪科学”而试图打倒，哈!
譬如，系统医学包括中医药，脑波科技包括气功及其“意念移物”。众所周知，于光远团伙(尤其是其中的领头于光远、干将何祚庥和小活计方舟子)搞了多年的反中医活动，他们是竭尽全力而试图把中医药和气功作为“伪科学”而置于死地的。他们那做法叫“开拓新学科”?
譬如，就量子计算而言，于光远团伙(尤其是其中的干将何祚庥)压根儿就不承认量子物理学存在，说“牛顿以外的力学是不存在的”云云。由于他们以“反伪科学”搞的政治搅局、也搞乱了中国的正常的学术表达讨论，以至于中国科学家搞出了量子通讯实验，可表达和报道却不能用原本术语“远距传输”、而要用概念全错的“隐形传输”(注：该术语英文原文是“tele-port”，即“远距传输”;而“隐形传输”翻译为英文是“hidden-port”、基本概念全拧了。学界有说，那样篡改用法的缘故，是关于气功“意念移物”的忌讳)。这例子足以说明，于光远团伙的“反伪科学”和“反中医”活动已经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科技学术发展。他们那做法叫“开拓新学科”?
譬如，继大约百年前的“四维”空间的科学成就，当前，国际物理学界已经进入突破“五维”空间的过渡阶段了。可是，到了于光远团伙干将何祚庥那里，那个物理学“五维”空间的新突破发展成了“物理学第五次突破”、整个全给篡改了。难怪有讽刺说，于光远团伙的干将何祚庥是“除了本行不懂、啥都懂”呢。
不一一列举了。看看事实吧，当今新学科根本就没于光远那帮人的份儿;若一定要说他们做了什么的话，那么，他们做的事情就是用文革暴力手段在相关学科领域里搞破坏和搞迫害。那叫“开拓新学科”?哈!
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方面，西方早在18世纪就出现了;那时候，于光远还没出生呢，嘿嘿，他“开拓”啥了?而在新中国呢，文革前，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一大批现代哲学作品，其中就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类型的作品，譬如，1966年出版和1970年代初期再发行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就是个例子。那时候，于光远团伙在干啥呢?开拓啥了?再譬如，文革结束前夕，一些学人就曾试图用物理学合力原理来解释中国文革中的各种力量的互动作用;而那时候，于光远团伙在干啥呢?在为“四人帮”上台而炮制“两个凡是”社论呢，哈!
其实，文史资料说明，就文革后可能再出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问题，毛泽东早就有所指教了。譬如，文革后期，毛泽东为全党全民所做的推荐读书的书单里、就有相关书籍，且在发行时候向全党全民提出了警告、说明了那种“联盟”的一个严重危险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具备相关常识就该知道，那种思潮是“科学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德国搞种族歧视和发动世界大战的思想武器。可以说，于光远团伙(尤其是其干将何祚庥和小活计方舟子)借助宣传工作方便而搞“科学主义”鼓吹搞了多年了，他们那整个就是试图在中国贩卖纳粹哲学。那就是于光远团伙的所谓“开拓新学科”，哈!
尽管那帮文人可以在毛泽东去世后、猖狂地耍各种花招搞“非毛化”和自封“开拓新学科”，可是，他们在文革后大搞“科学主义”的活动等等事情，毛泽东是早就预料到和做了警告了、且警告意思很明确：那种思潮泛滥可颠覆中共政权。由此，不可忽略的是：于光远团伙多年贩卖“科学主义”的做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说是达到了乱了党心和乱了民心的程度也不过分，即那是中共仅为自己幸存也必须正视和必须严加纠正的事情。
说到“反伪科学”，嘿嘿，于光远团伙口口声声“反伪”，可许多事实证明他们自己就是作伪的。前述事实足以说明，所谓“反伪科学”就是于光远那帮文人试图给他们能有个漂亮借口而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金钱利益服务，为他们能到处插手和搞政治搅局、打击妨碍他们的人而提供的政治手段。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搞“反伪科学”整人活动的手段比文革整人手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于光远及其团伙是哪门子的“理论家”？
给于光远戴的光环：于光远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参与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云云。那说法的主要依据之一，是于光远团伙如何搞了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被他们自己吹捧为“给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思想准备”云云。
事实：关于“实践”问题，毛泽东早在延安时代就有《实践论》和《矛盾论》问世了;1960年代，毛泽东又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三大实践”和“精神和物质转换”的角度而进一步说明了“实践”的道理。对比看看，不管您是否同意毛泽东的理想信仰及其立场观点，但不得不承认他的阐述是功底深厚和思维慎密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的;而于光远团伙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呢，不过是玩弄“实践”文字游戏却没玩好、结果是自相矛盾的瞎扯淡。
譬如：既然已经知道是“真理”了，您还检验什么?照“真理”去做就是。既然“实践”是个“唯一标准”，那么，十年文革是不是“实践”?若是，那么，就那“唯一标准”所检验的文革真理，您为啥不承认、而要“坚决否定文革”呢?若文革不是实践，那是什么?您那“唯一标准”还有什么意义?
譬如：“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伤亡损害”，是不是真理?若是，您如何用“唯一标准”的“实践”去检验那真理呢?再搞两次世界大战么?哈!“宇宙大爆炸”是不是真理?若是，您如何用“唯一标准”的“实践”去检验那真理呢?搞个宇宙大爆炸么?哈!您以为您是创世的上帝么?
再譬如，所谓“真理”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真理;所谓“标准”是人为的，不同人群有不同“标准”;“实践”则总是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彼此不同和各自很有局限的。如此，您说的“实践”是谁的“实践”、是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的“实践”?您说的“标准”是谁的“标准”?是如何确定为“唯一”的?您说的“真理”是什么范畴的“真理”和是谁承认的“真理”呢?连这些起码概念都没搞清楚，您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搞文字游戏的瞎扯、还能是什么?
稍微推敲，就可看到于光远团伙那些“理论家”的真相：他们连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至少，他们连起码的概念范畴等逻辑学基础原理都不懂，却自封是“理论家”，嘿嘿。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内容是来自于光远团伙吗？就别沽名钓誉了吧。
于光远团伙多年搞的欺骗宣传之一，是把他们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核心内容的“率先提出”者。那是沽名钓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内容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此而需要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个建设蓝图，说到底，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于1965年提出框架、并在1970年 代初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工作开始后而确定的;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70年代前期和中期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并委托他主持日常领导工作。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先后直接主持下，1972年到1977年期间，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已经开始了，实例包括：引进西方科技和资本(譬如化纤和钢铁等领域)，为国防建设材料需要而开始并购美国钢铁企业的谈判，中信股份公司前期筹建工作也已经开始;还有，美国和日本的公司在北京开辟了联络处或办事处，包括贷款内容在内的联合国机构也在中国建立了联络处或办事机构，等等。此外，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也开始了以中医药为切入点的科教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即当时开始的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贸易方面、还有科教文化等方面。尽管当时那些开放政策的实施规模很小(美国官方数据说，当时，两国贸易年度总额才不过500万美元)，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毕竟是在1970年代中期 前后就开始了，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核心内容并能迅速地铺开实施、提供了足够的铺垫和良好的国际条件。
文史资料说明，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之际，全国各界的最大呼声就是停止文革和开始“四个现代化”建设。华国锋当政，以“粉碎四人帮”的特殊手段而停止了文革;邓小平当政，开始实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华国锋当局停止文革，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无从开始;而没有邓小平的政策，华国锋当局停止文革后就可能失去发展目标。而若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 生前做出的框架和安排，那么，华国锋和邓小平就都没有机会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就是说，从毛周到华国锋和再到邓小平，是一个彼此密切关联和连续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其核心内容已经 有了框架和安排，而邓小平的卓越贡献就是通过该全会而把毛周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成功地付诸实施、并把毛周提出的蓝图框架的内容做了足够的具体化。
如此波澜壮阔和举世瞩目的历史进展，凝聚了中共两代领导人的艰难探索和艰苦奋斗、也凝聚了中国亿万民众的呼声。而于光远那帮文人呢，不过是应邀参与了一些文件文字工作;可那帮文人却借机而试图把中共两代人的探索奋斗的功劳说成是他们“率先提出”的。嘿嘿，于光远文人团伙的那种沽名钓誉的行径，不说他们有没有政治野心吧、至少可以说他们是足够厚颜的吧。
跳出“文革”和“改革”的冲突陷阱，翻开历史新一页。
需要注意的是，于光远那帮文人利用宣传工作之便，反复以他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思想准备”为名、搞了多年的“洗脑”式的舆论攻势，从而搞起了“非毛化”和“两个否定”：用毛时代否定邓时代、或用邓时代否定毛时代;借此制造和煽动“改革派”和“文革派”的冲突，并把他们自己标榜为“改革派”、给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人扣上“文革极左”的政治帽子而试图置于政治死地。他们那种搞了多年的割断历史和煽动政治冲突的搅局活动给中国当局和给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和极为恶劣的风气。
譬如，别的不说，就近来的转基因食品问题来说吧，他们为转基因商业既得利益服务而发表枪手文章，把说明转基因技术潜在风险和抵制转基因食品的民众称为“文革极左”和“宗教势力”、试图用政治诽谤手段而把那些民众置于政治死地。按照他们的说法，转基因技术开拓人说明了该技术应用的危害风险，那开拓人就是“文革极左”了?美国俄国等发达国家生物国防政策清楚说明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有严重风险，那些发达国家都是“文革极左”了?欧盟等地国家不但阐明其危害风险，还有法规政策严限甚至严禁转基因食品作物，且最近哥德里加也加入了禁止转基因作物的国家行列，那些国家都是“文革极左”了?于光远那帮文人及其服务对象农业部官员和背景利益集团的做法不就是典型的文革表现吗?尽管他们把自己标榜为“改革派”和口口声声地说“要坚决否定文革”云云。
前不久，中共新领导习近平先生发表的讲话，清晰地阐明了“两个不能否定”的道理，即不能用毛时代否定邓时代、也不能用邓时代否定毛时代。习近平先生那讲话是尊重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将翻开新的历史一页的预兆。
能说到是很重要的，能做到则是更重要的。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翻开历史新一页，有许多艰苦工作要做，而其中之一，就是必须清理和必须纠正被于光远那帮文人篡改搞乱了的党史国史，必须恢复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历史联系的真相，必须摆脱于光远那帮文人为既得利益搞搅局方便而制造的“文革”和“改革”的政治冲突，必须对他们以“反伪科学”为名而制造的冤案都做出平反昭雪，必须对他们团伙的造假、欺骗和诬告陷害等行为做出披露和惩罚，必须废除他们搞的科学院士终身制、必须纠正他们搞的话语权垄断的做法，这样，才能恢复民众社会的信任，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中国现代化事业是怎么来的，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发展现状，也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今后发展所应该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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