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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当家作主必须依靠毛泽东思想

鲁秦川 · 2013-10-23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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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全面地阐述了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及政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证明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遵照毛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的教导,才能解决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

  原标题:试论在什么思想指导下人民才能当家作主

  【按:此文虽是一篇旧文,但所涉及的问题、严肃认真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值得关心社会问题的人们以深思。】

  【摘要】本文全面地阐述了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及政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并以翔实的材料,有力的论据,证明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按照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且首先要解决贫富不均,两极分化问题,解决人民的住房和医疗卫生问题,解决学生读书、解决生产第一线的劳保福利和生产安全问题。同时遵照毛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的教导,辅以当前开明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政策,才能解决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才能实现胡锦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朴实而带有先贤理想色彩的郑重承诺。

  【关键词】 社会难题 毛泽东思想 南街村 人民当家作主

  十三亿人民和七千三百三十六点三万名党员的美好愿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得到体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胡锦涛强调,我们一定牢牢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胡锦涛又指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且作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朴实而带有先贤理想色彩的郑重承诺,让百姓惊喜地发现:梦圆小康和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一家老小是如此贴近。民众期待十七大能将这些好的主张落到实处,抑制高房价、解决上学难、破解看病贵、缓解就业压力、消除两极分化。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党和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困难还很多,需要完成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进行的路线还很曲折。

  一、当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方面的五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难题

  1自1980年开始至今已经27个年头,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团体,不同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不均衡的发展,并形成了多元的、多倾向的利益集团。粗略划分共六大类:1、中共和中央政府高层官员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2、高级知识分子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3、大款、大腕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4、小公司经理、小商小贩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的受益者);5、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小科员、小教员、小职员、一般的蓝领工人利益集团(温饱型工资收入、有一定的地位);6、一般的城镇下岗工人,农村农民利益集团(收入微薄,地位低下)。这些利益集团相互依赖,又相互抗衡;相互调和,又相互分化。如何使这些不同利益团体,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凝聚民心,规范秩序,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第一个考验。

  2中国共产党内和政权机关的腐败已成为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恶性脑瘤。杀了个成克杰,又出了陈良宇等。是否能得到解决,很难定论。其原因:(1)只有毛泽东的方略可以防修防腐,然而,自邓小平始,就放弃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政策和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姑息养奸,今已成大势,不可逆转;另则,在六大利益集团中,拥护毛泽东的治国方略的基本群众只有社会地位低下、人口众多的第五和第六经济利益集团。他们虽然人口众多,但是知识水平相对较低,谋生的本事有限,又没有什么权势,左右不了政策的制定和取向。(2)当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无毛泽东的雄韬大略,胆量气魄,威望权柄,不敢大刀阔斧斩杀贪官,整治腐败。(3)当今中共中央用人多是一些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这些人一般的成长历程是家门到校门再到干部门,未经过社会底层生活和工作的严酷磨砺和考验,也没有经历过社会风雨、阶级斗争实践的洗刷和锻炼。很难说能担当大任。(4)缺少社会和其他党派的有力的监督,尤其是在野党的强有力的竞争和监督。(5)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采取的防腐主要策略有三种。一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法令和各项规章制度。然而,自古法律只约束君子,不约束小人。任何法律都有空子可钻,这已被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古代圣人治世,没什么法律,“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1]君不见当今为自我野心、个人私利,打法律擦边球者有之,以身试法者有之,铤而走险者有之,杀人越货者有之,走私贩毒者有之,贪污行贿者司空见惯。二靠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举报。什么焦点访谈,新闻在线,晚上八点钟及各大小报刊杂志,几乎篇篇有报道,天天有曝光。然而,见效甚微。违法乱纪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行我素。 三靠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各级纪委、反贪局的威慑力量。惩处和制裁贪污受贿行贿者,然而,得先有举报人,有蛛丝马迹才能奏效;望风扑影不行,空穴来风不行。有举报人,也要查到真凭实据、顺藤摸瓜,才能抓到“老大”即使如此,也有藤断瓜丢、鸡飞蛋打之时。这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及反腐审纪部门的第二个考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近三十年了,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高增长导致社会、自然、生态的失衡。导致自然资源、能源的严重浪费,导致自然环境的污染,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人的心灵的退化以及股市的泡沫,物价的上涨,房价的飙升等等混乱现象。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不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际关系恶化、民众道德品质退化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如何挥舞好这柄政治、经济、道德双刃剑,上演出有声有色、感人肺腑的社会喜剧,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三个考验。

  4如何解决社会底层人民的住房、医疗、环境卫生、子女上学、失业下岗者的再就业、鳏寡孤独者的抚恤、老年人的赡养、离异家庭的子女教育、社会道德的沦丧、离异家庭事件的不断上升、艾滋病人的增多等等关键的社会问题,这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四个考验。

  5老百姓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涌动着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五光十色的人物和共产党政权的腐败不满;对丑态百出的社会现象不满;对中小学学生读书交各种高额费用不满;对医院看病收费过高不满;对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过多不满;对抢劫、盗窃事件屡禁不止、公民缺少安全感不满。对公安干警中个别人执法违法、敲诈勒索不满;对乡村干部中部分人鱼肉乡里不满;对社会上黄、赌、毒猖獗而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不满;对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不满,对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不满,对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行为作风不满;对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地位、权利、关系操纵金融、信贷、市场营销、市场原材料供应、工程发包、承包、转包以及走私、投机倒把赚取巨额利润的卑劣行径不满;对共产党内卖官鬻爵、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绘制的各种升官图不满。与此同时,还对小员司、小干事爬格子、拱桌子一个月下来千儿八百的薪金收入不满;对在垃圾堆里、在田边地旁闻屎丑、汗臭、尸臭挣几百元血汗钱的贫困与艰辛不满;对有些高官达贵、大款大腕、教授高工日进斗金,出行则奔驰开道、保镖马仔前呼后拥,进门则红男绿女温香暖玉、偎傍身旁不满。如何缓解民怨、平息民愤、安抚民心、化解两极分化造成的对立和仇恨,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及智囊团高参们的第五个严峻考验。

  二、历史雄辩地证明: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人民才能够当家作主

  抛开思想、政治、文化、金融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大问题,仅从民众生活、民众切身利益和民众的权利、民众的心理角度来思考一下:现在贫富反差之大,已达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最近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远远超过社会学家公布的社会稳定的临界值0.4),并且超过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过了日本、英国、美国![2]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9]现在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富人富得流油,穷人穷得心寒,富人住高级别墅,开豪华轿车,吃山珍海味,洗桑拿按摩,唱歌跳舞,尽情潇洒。穷人住破房旧屋,有病无钱治,子女上不起学,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勉强维持生计,甚至出现“路有冻死骨”的悲惨现象。现在道德不进反退,社风日下,人心不古,坏人不敢抓,坏事不敢管,传递信息要回报,捡到钱物要回报,救人要回报,公民行为变成唯利是图。现在贪官越来越多,官衔越来越高,腐败花样不断翻新;现在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下降,城市中出现城市贫民,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更有甚者,干部、大款、大腕、甚至教授、专家们养情妇、包二奶案例举不胜举;据有关统计,全国共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妇女因生活困难所迫从事被残酷蹂躏肉体的卖淫活动。[2]然而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高楼大厦,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市场供应,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载重汽车、轿车,也没有现在灯红酒绿、红男绿女在爵士乐中歌舞升平的奢靡现象。但是干部以身作则,在公平的分配原则下,住房由单位和国家解决,人人有份;单位职工看病实报实销,不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助学金、生活费。贫富差距不大且收入就业有保障,绝无大学毕业即失业、拖欠克扣工资等怪事;毛泽东时代,虽然运动多,开会多,批判多,但贪污腐败现象很少,抓出了刘青山,张子善震撼全国几十年;毛泽东时代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现象比比皆是,互相帮助、互助友爱,一人有难,多人关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和谐,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物质文化生活较原始、单调、朴素,但思想意识,道德风尚,兴趣情调、文化艺术很高雅、优秀,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都高得多。毛泽东时代贪官污吏很少,并能及时地铲除,有效地根治。最值得留恋的是社会风尚、社会秩序、社会观念都很平和、安定、和谐。是人类在心灵进化中的楷模和表率。正如邓小平所言:“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6]反观当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变成了马克思说过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利害关系;大多数的人是谋食的,只为五斗米折腰,只考虑利害关系;不是谋道的,不追求真理、正义,不论是非曲直,不顾及国家民族的安危和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如何扭转这种颓靡的社会风气,解决社会上人情如纸、世态炎凉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人民还能够当家作主吗?

  简言之,要想使人民当家作主,是继续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用邓小平理论或者“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令人深思的一个严峻政治与理论课题。

  让我们用历史事实来解答吧!

  翻开建国初头三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面临的国情、社情、国际形势比现在严峻、困难得多,当时国际上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国内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少数军队、特务、土匪、地痞流氓,旧社会、旧政权的残渣余孽的捣乱和破坏,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百孔千疮的社会和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只有一点和当前社会相同或基本相同,那就是社会风气,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具体说黑社会猖獗,黄赌毒泛滥,原有的贪官污吏还没有清理、查处,社会舆论的主流媒体还宣扬的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意识形态,还是金钱至上,人不为我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教诲下,在短短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改善了社会状况。“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年递增率为21.1% ,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为140元(按1957年的价格计算),1952年达到189.5元,增长35%。农民收入1952年与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3]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污泥浊水,大规模地扫除了文盲和迷信,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试想,历史上有哪个政权能做到这一点?

  翻开50年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50年代,“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60%,社会主义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对强大的因素。”“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的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 。”“五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3] 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4]然而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39%。工业化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高积累,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就表现出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轻工产品的匮乏和生活改善的缓慢,这也是“熊掌和鱼”不能兼顾的道理,是人民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即使如此,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有较大的提高。因为,国家“在发展工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发展农业。十年中间,我国农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半。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五千五百亿斤,比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也将增加一倍半;棉花产量将达到四千六百二十万担,比一九四九年的八百八十九万担将增加四点二倍。”[5]那个时代农业支援工业,才加快了重工业发展,才抢占了国防建设制高点。穷国、穷人办事就要集中精力、人力、物力,拣重要、主要的事先办,这样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国防,并将土地收归国有,无论政府和私人都不能自由买卖土地(然而,当今政府如果一天不出卖土地,都日子难过),置办了厚实的家底,使后来的改革开放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资本。

  另外,在那个时代,毛泽东主席把人民拥护、人民满意作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唯一标准。明确提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诫全党同志“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所以,政府和人民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各级领导的座右铭。田间,车间到处都有干部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劳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着每一个公民的心田!人们虽穷但心不累,社会是和谐的,人与人和睦融洽,助人为乐平常事,见义勇为人人争;好人有好报,英雄人人都在学习,社会不仅把荣誉赋予了英雄,英雄的荣誉还惠及子孙亲朋,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良好的社会风气净化着每一个人的灵魂;与此同时国家盖起了学校,让所有人的孩子走进了教室,让优秀的孩子免费读完大学,国家在农村盖起了医院,“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农民有了最起码的医疗条件,国家努力减少“三大”差别,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那时,在人民的心目中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行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位只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知识奉献给人民。把发明创造贡献给祖国,把自己投入到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中去,成为每个公民的理想和志向,人民不讲究个人回报,只讲为祖国多做贡献,只讲集体主义,这才是真正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心情舒畅、团结和谐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邓小平将上述的物质和资本积累结论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时吃“祖宗饭”一点不为过!”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研究结论是:“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所以,应该说吃饭穿衣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只不过温饱标准不同。邓小平对这个时期的结论是:“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

  三、南街村的事实再次证明在当前的背景下,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使人民当家作主

  在中国谁拥有农民的支持、农民的拥护,谁就拥有了中国。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领导全体农民奔小康。只要解决了农民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正如邓小平明智地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9]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当今的政策扶助下,取得辉煌成功的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

  请看下面的报道:

  “近些年来,在中原大地逐渐升腾起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独特的发展模式和辉煌的成就,日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调研、旅游:每年从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有30多万人;每年寄来的信件有4000多封。其中,朱镕基、李岚清、曾庆红、乔石、宋平、张爱萍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30多位将军、300多位省部级领导来此村视察工作;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考察团及新闻媒体来此参观考察、采访报道。这就是享有"豫南一枝花"美誉的临颍县南街村。”[7]南街村“这是一个美丽而带有传奇色彩的村庄,不是神话,也不是乌托邦,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生长着,前进着。南街村从1984年开始起步,1991年产值突破亿元大关,1994年形成规模,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利用,旅游业开始大发展。南街村发展旅游业,一靠政治优势,二靠环境优势,三靠服务优势。政治优势:南街村在发展之初,就提出了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武装人,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并且在发展中提出"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的治村策略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南街村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都是极其鲜明、独树一帜的。"南街村“很崇敬毛主席,就连餐馆里面挂的都是他的像片。另外在植物园,还专门仿韶山的旧宅从新修建一个毛主席故居。南街村一直开展"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动"。每天清晨起来,广播里放的是《东方红,太阳升》;每逢重大活动,职工村民唱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南街村的各主要街道上,是"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等标语;南街村的宣传画是英雄人物画像,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伟人指航程";南街村的党员人人佩戴"共产党员"标志;南街村坚持"政治工作是指导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南街村正是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人的思想统一了,事情就好办了。冶金工业部地球物理勘察院的王伦秀这样评价南街村:"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7]

  “南街村内回汉两个民族和睦相处。共计805户,3130人,2006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内有297名党员。该村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财产分配到户,集体企业承包到人。为时不久,就出现了粮食生产下降,承包企业亏损,承包人先富后腐败,损公肥私,逼得村民外出打工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村民要求恢复集体所有制。经过全村民意测验,村里于1984年重新把企业和土地收归集体,继续走“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道路。经过多年努力,全村达到农业生产完全机械化,电气化;农业投资350万元,达到“旱涝保收”;小麦产量达900斤/亩,提前解决温饱问题。村里还办起方便面加工厂,锅巴厂,啤酒厂,彩印厂 包装厂、胶印厂,养鸡场、繁殖场,汽车运输队等26个企业。1984年全村实现产值70万元,1985年产值130万元,1991年产值达到1亿元,1998年达到18亿元。南街村富裕后,没有采取“吃光、花光 、分光”的“三光”做法,而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与按需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采用供给和工资相结合的方法分配。实行“吃饭、住房、子女上学、医疗、保险、老人供养、生活用水、用电、煤气”全部由村供给。在工资分配方面,大小干部一律每人每月250元(包括王宏斌书记在内),称作“250精神”;农民按技术水平分配,少则几百元,最高可拿3000元。全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有文化宫,图书馆,公园,幼儿园,中小学,养老院等。最让人羡慕的就是上学一事,村里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等到上大学了,学费与生活费也是村里的出的。南街村的党员干部在困难面前只喊"跟我来",不喊"给我上","宁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半块砖";南街人大学雷锋办好事,无私奉献不图名,村党委采取"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们把业务往来中收到的礼品和好处费一律上交集体。学雷锋、树新风、讲奉献已蔚然成风,职工村民自觉参加义务劳动每年不少于2.5万人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活动深入人心。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向国防建设、灾区捐款、赞助希望工程、扶贫助残累计已达近3500万元。

  南街村经济经营理念首先着眼于农,实行“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对干部采取群众评议的办法。做到“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对群众处处提倡雷锋精神,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思想,深入人心。实践证明:“共同劳动,共同富裕”在中国是可行的。可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南街村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典范。[8]

  无独有偶,另一个坚持集体经济,不搞联产承包到户,坚决走“农工副并举”道路取得辉煌成果的典范就是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囿于篇幅,此处略。

  以上列举的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温毛泽东主席的人民观,永远牢记毛泽东主席的教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始终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

  

  主要参考资料:

  [1]《老子、庄子》中国戏剧出版社“老子篇”第三、五章。

  [2]“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建言‘十七大’”2007年7月12日。

  [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第一版,四川第一次印刷。

  [5]《伟大的十年》,周恩来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北京。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第二版,成都第三次印刷。

  [7]《河南临颍县南街村农业旅游项目》2007年5月12日百度百科网上报道。

  [8](本文摘自宣制辉的文章《和谐社会的典范—南街村》,2007年8月27日。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第二版,成都第三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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