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hicagoguangzhou.com/zgysj/2003/zs0305a1.htm
现在的情况可以用早先的一句话来表达，“形势大好，问题不少”。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科学教育文化水平提高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际地位提高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就连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自满自得，而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两分法，来分析我们的当前形势。我们面临的问题还不少，有的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这主要是指社会的两极分化。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
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多样化”，要大力推行“公司制改革”，即股份化。同时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并且说“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实践的结果表明，比重减少了，“控制力”也削弱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控制力”，而是创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控制论”的提出给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提供了思想武器。
理论界的一些“家”们鼓噪起来，说什么“公有制经济是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中国经济时报》1988年1月20日)。“只有加速国企私有化才是出路”(《中国财经报》1999年7月13日)。“要搞市场经济，就需要形成非国有制企业数量上占主体地位的基础格局。”(《上海改革》1998年第四期)，“承认非国有经济为主体这个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客观事实，是符合事实，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符合全国人民(包括国有企业职工)根本利益的大好事。”(《中华工商时报1988年3月6日)。
有些领导干部也紧紧地跟上来，大肆宣扬“国退民进”，大干“国退民进”。有人提出“将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行业中退出来”，有人更提出“实现无国有企业，无全民职工”的“两无”口号。进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在神州大地随处看到加快私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然而，对于加强国有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则没有看到如同发展私有经济那样鲜明而坚定劲头。
经过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年下降。2000年国有企业的注册资金占国内各类企业(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除外)注册资金的百分比，比1995年下降了11.8个百分点。全国国有工业户数， 2001年只剩下47593个，比1986年减少80007个，下降62.7%。国家经贸委发布的《“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规定，“对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体现国家竞争实力的战略性领域，国家不再采取投资办厂的进入方式，吸引社会公众投资和国际资本。”国外一些资产阶级政客、组织和他们的评论家极力诋毁我们的国有企业，抨击国家从资金上支持国有企业;国内一些理论家随声而起，说什么再也不能往这个“无底洞”里“输血”了，那是“包袱”!于是，我国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命运如何，就很难说了。入世以后，就更难说了。
在多方的扶植下，私营企业按年均增长率35.5%的速度发展。到200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拥有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雇佣员工2253.03万人。
由于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下岗工人已达二千余万，加上仍然在岗但很难领到或领足工资的人，在城市中形成了庞大的“弱势群体”。在另一极则形成一个相当强大的新资产阶级，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大富豪。美国“福布斯”搞了一个2001年中国大陆100名富豪的排名榜，其财富多者达83亿人民币，最少者也有5亿。这100名富豪中，有数人成了党的十六大代表。新资产阶级中，勤劳守法经营致富者，有，但不是主要部分，绝大部分是靠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投机取巧、偷税逃税、坑蒙拐骗，化公为私，盗窃国家等非法手段致富，不少企业管理人员摇身一变为“企业家”。有些当“官”的或其妻室儿女在境外有大量存款或产业。权钱交易，以钱购权，以权发家者比比皆是，他们被称为“权力资本家”。这些，大都是要依法追查的犯罪分子，然而，逍遥法外。
新资产阶级的产生伴随着腐败的蔓延和升级。腐败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犯罪分子的级别越来越高。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达4109万元，厦门特大走私案走私和偷逃税款达800亿之巨。许多腐败分子把大量赃款转移到国外。这些败类连起码的爱国主义都没有!有资料报告，内地资金外逃严重，2000年就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同年注入中国的外资407亿美元。
2001年和今年上半年资本外逃更加严重。近两年涉嫌犯罪外逃的400名官员带走的资金多达50亿元人民币。(《参考清样》第1543期，2002年10月6日)。
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从主人公沦为雇佣奴隶，旧社会在资本家压迫剥削下受的罪，现在又受上了。任意压低工资，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不给劳保，不顾安全生产，工伤事发频繁，虐待女工，雇用童工等等。私营企业主扬言“愿干则留、不干就滚”，有的资本家扬言要把企业“建设得像花园，管理得像监狱”。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又出现工人阶级的监狱!许多工人家庭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更上不了高中。许多私营和三资企业不准成立工会。许多地方当局牺牲工人权益来“改善投资环境”。许多干部亲大款、傍大款、捧大款，向大款交权。污泥浊水滚滚而来，哪里像社会主义的样子!
广大农村重新陷入个体经营的汪洋大海。农民的收入连续四年不是下降便是停滞不前。1995年下半年起，全国乡村两级所有的集体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绝大多数已转为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业。粮价和农副产品价格一直走低，不少地方种粮赔钱。再加上乱收费，农民的贫困面进一步发展。扩大内需，可是在广大农村就是扩大不了。最近十年，农民的消费占全国居民消费的比重由56.3%下降到42.2%。(《中国经营报》2002午8月19日)。农民的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埋伏下社会不稳定的危机。
现在，国家把重点放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搞“公司带农户”，说“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业”。这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目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吗?不能。现在的龙头企业绝大多数是私营企业。国家在财政、税收、信贷方面扶助龙头企业，那是扶助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广大农民沾不上这个光。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私营经济的基础上，其发展是根本有限的，更严重的是，这同建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背道而驰。
我国农民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已经走出一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像江苏华西村、河北周家庄、河南刘庄、南街村、北京窦店、韩村河等先进典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它们创造了发展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文化、谋求共同富裕的成功经验。个体经济以至资本主义农庄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解决了。普及初中教育和社会保险，就是很明显的事例。这种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完全适合我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农村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途径，是使社会主义江山固若金汤的根本方针。到那里看了的人，都说好。建议中央经过调查研究，作出决定，在农民自愿原则下，有步骤地稳步地予以推广。我国农村应该实现第二个飞跃了。
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基尼系数年年攀升，2000年已达0.458，是 1991年的0.282的1.62倍。
2002年5—7月，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财产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是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的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10%的富裕家庭财产的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l。(《研究参考资料》第88期)。今年七月，民政部公布的报告，我国城镇低收人的主体已由传统的“三无”人员(无劳动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转为特困职工、失业人员及其家属。在全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1931万人中，前者占5%，后者占95%。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由1998年的50%下降到2001年的30.6%， 2002年3月末仅为4.3%。
一面是许多下岗工人为温饱而愁，有的甚至为生活所迫去卖笑，走绝路，另一面是一些富豪吃8.8万元一桌的“极品宴”，坐880万元一辆的豪华轿车;一方是广大工农为医疗费、子女教育费而一筹莫展，另一方是到国外的豪赌，挥金如土，一夜就输掉几十万元。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郑重地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斜路了”。用革命先烈的白骨构造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厦，我们决不能看着它就这样毁坏。苏联变质那样的悲剧，绝对不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建议党中央进行检查，将那些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法规和做法，予以废除。同时，应当允许并支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发表文章，办刊物，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和行为。前经主管部门查封了的两个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刊物，《中流》、《真理的追求》，应该早日恢复。
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高高举起
这是当前发展大好形势，克服缺点错误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这几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被淡化、弱化，实际上有被取消的危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两极分化，从而孕育着极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一些讲话中，在一些文件中还是提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那只是个形式。“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但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些要害，比如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杜绝和反对改革中出现两极分化，就直接了当地丢掉了。小平同志强调地讲，“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现在，从理论上到实践上，这个根本原则是怎样坚持的呢?
我们不可能在马列主义的著作中寻找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有问题的具体答案。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根本观点，始终是切合实际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在“结合实际”的名义下把它丢掉吗?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只揭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因而不能揭示现时(包括中国的现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吗? 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理论，过时了吗? 马克思主义“根本消灭阶级差别”的“不间断革命”的理论，我们可以不作“具体的设想和描述”，而“应该由未来的实践者去回答”吗?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从而一上来就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在白色恐怖下，在战争的硝烟中，在新中国建立起来以后，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实现共产主义的制度，那是将来的事，现时的方针、政策是根据现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但是，每走一步，都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理论体系，是应当向工农知识分子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共产主义制度实现以前，始终要如此，否则，怎么能够扩大党的影响，造就广大革命者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地英勇斗争呢? 怎么能调动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 马列主义是发展的，但是，它是在马列主义根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的，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是不能丢掉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不能模糊的。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
现在，毛泽东思想好像不那么时兴了，毛泽东领导的那个时代的伟大成就也不那么重要了，似乎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从这十三年才开创的。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是极其有害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我国革命取得胜利，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毛泽东同他的亲密战友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纲领，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建国以来，只用了不很长的时间，我们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等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振奋了国人，震惊了世界，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提出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理论。毛泽东领导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斗争，开展了反修防修的大讨论，大大地提高了全党马列主义的水平和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在国家建设方面，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建国初期就狠抓了156项基础工业的建设，狠抓了大江大河的治理。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提出农业是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家计划，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了绿化祖国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并且领导实施了大小三线的建设。毛泽东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在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狠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防科研，提出广泛开展技术革命任务，树立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正是在他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发展了原子弹和导弹工业，两弹一星上了天。在教育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造就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培养了一代代新型知识分子，并且团结了广大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执政党的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比如，“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的思想;防止因胜利而骄傲因而失败的思想;必须抓紧改造世界观的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在执政的条件下，毛泽东特别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并且多次领导开展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他经常教导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要用平等态度待人，要和工人农民多接触。毛泽东创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他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至今仍然是克服官僚主义，保持共产党员本色的“宪法”。在新的条件下，毛泽东多次阐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高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是千年大计。这些，充分说明毛泽东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个武器绝对不能丢，而要高高举起，在现时，特别要高高举起。
现在，我们强调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仅有国内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在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一些党和人背叛了革命，一些革命者在彷徨，同时还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苏联东欧的人民则在痛失社会主义的果实后，痛定思痛。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渝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事业并且取得不断的胜利，那就像一盏辉煌的明灯，在黑暗的时代给人们照亮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对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给予鼓舞，对彷徨犹豫者指明方向，对那些痛定思痛而怀旧的人指明出路。这就是我们尽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小平同志讲，“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为了共产主义。”“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小平同志还讲，“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七一讲话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将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者去回答”，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述”。这个“渺茫论”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教育和动员工人阶级、广大青年和广大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我们党削弱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削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并且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斥之为“左”、为“僵化”，这就造成党内和人民中间的思想混乱，严重的腐化堕落，不仅是经济问题上腐化堕落，还有思想政治上的腐化堕落，蔓延之势不衰，其原因在此。私有化浪潮汹涌彭湃，势不可挡，其原因在此。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泛滥于中华大地，污染了各个领域;“法轮功”、封建迷信禁而不绝;假冒伪劣，走私骗税，坑蒙拐骗，种种劣行，难禁难绝。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同削弱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直接相关。
四、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
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行动。这是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而如果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是发扬不起来的。
毛泽东不断教导全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即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客观事物，分析自己，分析自己所做的工作。要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形而上学、片面性盛行，只见成绩，不见缺点、错误，讳疾忌医，堵塞言路，闻过则怒，遇批则压，必定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失。在某种气氛下，在大好形势下，批评不容易，接受批评更不容易。然而，恰恰在此时，需要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听不到不同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鸦雀无声，怎么能建设好社会主义? “万马齐喑究可哀”啊!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重申了民主集中制，他说，“什么叫集中? 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集中统一怎么建立起来呢?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只要是大事，就得讨论，认真听取不同酌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的‘班长’。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邓小平同志也在七干人大会上讲过：“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毛主席、邓小平同志40年前讲的话，对于我们现在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党历来强调，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党中央多次指示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一个人说了算，反对“一言堂”，多次指示全党“少宣传个人”。党章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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