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郑老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九岁。
记得2008年7月1日，我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患病中的魏巍同志时，魏巍同志给我看了郑老写给他的一首诗。诗云：
战云压城战士稀，为何众星早离去。你身寄托人民望，咬紧牙关硬坚持。
老友祝你战胜病魔。郑天翔 宋汀 六月三十日
魏巍同志也写了一首和诗：
战云压城战士稀，喜看新星已崛起。大地思潮终涌动，中华山花烂漫时。
魏巍 七月一日
一个多月后，魏巍同志就与世长辞了。在举行魏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时，郑老怀着对魏巍同志崇敬之情，特意亲赴八宝山，为魏巍同志送行。
时隔5年，在魏巍同志逝世5周年之后的又一个多月时，郑老也仙逝而去。
看来，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所不同的是，人的生命价值有大有小，如毛主席所说，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如鸿毛。对于那些有点地位和名气的人来说，有的流芳千古，有的遗臭万年。
我和郑老的认识，还是我在《中流》工作期间。可以说，《中流》不仅是宣传马列毛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交友的“家园”和联系的纽带。在那些年，每逢毛主席的忌日和诞辰，每遇国内外的大事、要事，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会在这里聚一聚，开个座谈会或纪念会，参加者老中青皆有，郑老就是时常光临的一位长着。
郑老与《中流》有着深厚的感情。1998年，《中流》创刊百期时，郑老给《中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写道：“看到《中流》迎来百期华诞，非常高兴。人民需要《中流》，《中流》源远流长。她会涓涓不止，滔滔不绝，滚滚向前!”“《中流》创刊以来，为加强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信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每当看到《中流》或想到《中流》我总有一种崇敬之情。希望同志们一边辛勤耕作，一边劳逸结合，保持身体健康。”
1999年，《中流》创刊十周年的时候，郑老再次写了贺词：“《中流》越办越好，越办越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郑老十分喜爱《中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并与魏巍同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作家经常交往，由此可见其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上的倾向性，可见其思想深处的爱与憎。
郑老在战争年代，有着很是闪光的经历，是建立新中国的有功之臣。
1914年，郑老出生于内蒙古凉城县六苏木乡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家里有良田千亩，牲畜成群，房产几十间，雇用十多名长工，可以说是富甲一方。
由于家庭的富裕，使他能够先后就读了南京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高等学府。一个人的家庭出身自己是不能选择的，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郑老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革命道路，正如朱老总所说的，他“向无产阶级投降”了，从剥削阶级家庭走出来，自觉地加入到打倒剥削阶级的革命洪流中。
在清华读书期间，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给老帅聂荣臻当了5年的秘书。1945年，他随聂荣臻到了延安。在延安，他当选为七大代表，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内蒙的解放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市委先后任市委任常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他为北京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文革中，他受到批判，被关了7年监狱。在毛主席逝世前的1975年他被“解放”，并安排到北京市建委担任领导工作。
文革后，他先后任北京市委书记、七机部副部长、部长、最高法院院长、中顾委委员等职，进入到“四副两高”的国家领导人行列。
我对郑老在文革中的情况，以及毛主席逝世后他在北京市委、七机部和高院的情况，不大了解。不过，从在《中流》相识以来，我从他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感到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和主张，是令人钦佩的，是可圈可点的。
第一，他认为，中国必须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永不动摇。在纪念110周年的2003年，他与邓力群、魏巍、王谦等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关于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建议》。尽管当时有些同志对这个建议的一些提法——例如所谓的“毛主席晚年错误”不赞同，但就其主张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这个出发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2005年9月30日，郑老在《主人公论坛》等网站发表的题为《论坚持公有制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民族学、党建学等各个方面，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也是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针。”他同时批评：“我党近十余年间，没有认真组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讲坚持，只讲‘创新’，那么，‘创’出来的‘新’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把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往党员脑子里硬灌，这是开倒车。”他认为：“组织党员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就显得很迫切了。”他说：“我们这个党该整了，不整不行了。”他说：“现在，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全党高高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全党，武装全党”。遗憾的是，郑老刚刚去世不久，当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报道，还是只字不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层的这种去毛化、非毛化的现象已经存在许久了，至今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这让郑老这些在酒泉之下的老革命们，怎能安心呢?!
第二，他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反对解散农村集体经济，反对改变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郑老在《论坚持公有制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一文中，十分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化改革的种种谬论和倒行逆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他指出：“十数年来，国有经济竟然遭受到万炮齐轰，对国有企业的‘攻坚’，接连不断。什么‘国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呀’、‘僵化呀’、‘效率不高呀’等等恶语，纷至沓来。于是乎，什么‘退出论’、‘换位论’等等亡国言论，甚嚣尘上。‘改制’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而且是运动式的改制。出现了‘陈卖光’等等风云人物，出现了种种形色色的‘窃国大盗’。国有资产被肢解，被劫掠，被挥霍，被转移到国外。最近，国务院所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竟然确定，中央企业最终只保留80——100家，提出，‘为实现这个目标，该卖的卖，该并的并，该放的放’。……又有人提出，国有企业不但要卖，而且要卖给‘战略投资者’。什么叫‘战略投资者’?据说，一种是大的民营企业，一种就是国际的大跨国公司。……想不到‘陈卖光’竟有这么大的势力!哪还有社会主义活命的余地?社会主义的叛徒势力如此之大，其活动如此嚣张，究竟是什么原因?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头是富得流油、穷奢极欲的暴发户和新富;一头则是在新的雇佣制度下忍受非法剥削的新的雇佣奴隶和衣食难保的失业者。……弱化、淡化或私化国有经济是违宪的，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利益和根本宗旨的，必须改正。”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质上是从根本上推翻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这个历史性的方向性的错误，……造成了农村财富的极大破坏，使我国农村倒退了几十年。”现在，马上要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新的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看，这种“私化国有经济”的违宪恶行，他们是要干到底了。
第三，他坚信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复辟资本主义。2009年，他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一文中指出：“事实反复证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命运，决定于能否继续并彻底实现社会主义。”他说：“近些年来，……掀起了一股将资本主义说成是永恒的制度，将社会主义丑化为一场胡闹的思想潮流。……某些人被人家搞晕了，被洗了脑，没了主心骨，一味崇拜西方、作践自己。”他说：“在私有制基础上，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搞什么混合所有制，那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把戏，与共产主义大相径庭。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那是中了邪，走上了邪路。”郑老的这个分析和批判真是一针见血，何等的好啊!记得邓力群同志前些年曾经说过，走资派不是“一个也没有”，而是到处有!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是跑步走!当今中国的现实，证明了邓力群同志和郑老所说的情况，没有错，完全正确。走资派还在“走邪路”!还在“跑步走”!看来，他们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什么叫死不改悔?这就是!
第四，他主张弘扬爱国主义，反对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说：“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的历史，必须受到尊重，决不能任人篡改。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以及许许多多的岛屿，一寸也不允许让别人占领。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允许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他建议“开展一个向“二钱”(钱学森、钱三强)学习的运动，大大提高学生、教师、干部、留学生的爱国热情。”
第五，他反对腐败，反对两极分化。
可以说，郑老公开发表的这些对当今社会的分析、批判和主张，在他那个级别的范围里是并不多见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郑老的评价也应这样。客观地看，郑老与许多老同志一样，或许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许还缺乏应有的理解，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只有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壮大革命力量，才能战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
郑老走了，但他反对私有化，讴歌公有制，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的。
(201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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