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郑天翔(1914—2013)， 1914年出生，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凉城县人。曾用名郑庭祥。1934年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学习。1935年转北平清华大学学习。同年参加“12•9”运动。1935年12月入陕北公学学习，后任训育科干事。1936年2月入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12月入党。1937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训育科干事，陕北公学同学会工作。年底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宣传部工作。1939年1月任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宣传部科长。1943年任中共阜平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聂荣臻同志秘书，到延安。1945年任绥蒙地区塞北地委宣传部长。1945年6月任绥蒙区绥南专员(后兼凉城县长)，绥南地委敌军部长。1946年任凉城中心县委书记，绥南工委副书记。1947年右玉县西山搞土改，晋绥党校学习。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宣传科长。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团长，中共包头市委副书记，书记，兼市长。1952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1955年6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1975年8月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1977年7月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1月兼市政协副主席。1978年5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1979年3月任七机部部长，党组第一书记。1982年任七机部顾问。1983年4月－1988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5届全国人大会代表。中共7、8大代表，1982年和1987年均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12、13届委员。
社会评价：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郑天翔与裴鸿昌、武新宇、李舞琴、梁化之(梁寒冰)等同志组织了晋绥旅京同学抗日联合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郑天翔：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摘自：《中华魂》2011年第7期(上)
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潮中，在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90华诞。喜庆来临，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将延续百年左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就是说，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而要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什么要持续一百年?我想，这是要使公有制在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得到充分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公有制经济充分地发展了，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
据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同志讲，民营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65%。据《参考消息》2010年6月3日报道，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占28%，外企占20%，私营经济占51%。与此相联系的是，收入分配的状况也颇为悬殊。据《参考消息》2011年1月31日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经济学家以此来判断收入分配的公平度)在25年前还不到0.3，现在已接近0.5。2011年4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其中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在受访者的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另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2009年10月，高盛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但是，这个国家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也就是说只有六七元人民币。又据2010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民政部长在答记者问时说，全国共有农村低保对象5086.8万人，占全国农业人口的5.8%。即使在国有企业中也发生了两极分化。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5月13日报道，中国职工、高管工资收入差距在13—18倍左右。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景感到欣喜的同时，又不禁感到某些担忧。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在完成了清剿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土匪游击队，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开始实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就是建设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支援我国的141个工业项目(后来增加为156项)，进行现代工业建设，这样就使我国在冶金、机械制造、军事工业等项目有了发展基础。156项的建设主要放在平汉路以西，使偏僻的三线地区有了现代工业，极大地改变了中西部地区的面貌。“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改造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主要是在农业的改造方面，要求过高了，步子太快了。但总的说，三大改造是成功了，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除台湾、香港、澳门外，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变革，是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
这条道路是极不平坦的，特别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曲折艰辛。回想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建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以后，农业获得好收成，群众普遍欢迎。在合作化过程中，在某些场合批判了“小脚女人走路”，以后发生过命令主义。在初级社升至高级社过程中，在创办人民公社运动中，问题就更多了。人民公社是农民发明的，是一部分先进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的。这种高度合作的形式，把农林牧副渔组织在一起，把工农兵学商结合在一起，这样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在一部分先进的农村中试行，问题尚不明显，等到实行全国的人民公社化，显然超越了现实的可能，只能实行强迫命令。更有甚者，在实行“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程中，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了当时严重的减产和饥荒，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彭德怀同志出于对党的无限忠诚，上了万言书，却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后来，错误和挫折教训了全党，中央号召坚决克服“五风”，在此基础上实行队为基础，生产队核算，生产才得到了发展。
当然，只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适当扩大集体化的范围、提升核算的等级，并非绝对不可行。闻名于世的华西村、南街村，还有河北省晋州市的周家庄合作社，是很吸引人的。
周家庄原来是一个大社。那时，是分田单干还是保持集体经济，党支部领导全社人民大讨论，结果是多数人愿意保留集体经营。他们将十个生产队分为十个合作社，上面设有总社，统一管理。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合作社越办越好。2010年的情况是：合作社纯收入1.524亿元，社员分配1.04亿元，乡集体经济公共积累累计余额达到3.34亿。全乡人均生活水平达到9762元，比2009年增加1500元，增长幅度为18%。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均达到18000元;旅游业2010年成功举办了梨花节、草莓采摘节、金秋观光采摘节，2010年旅游收入410万元。现在，周家庄大发展，生活普遍改善，实现了共同富裕。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全乡普及了初中教育，对考上大学的给予补助。社员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周家庄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像周家庄这样合作社的成功经验，犹如闪闪的明星照耀着祖国大地。现在，需要把这些成功的典型经验总结起来，稳步地向全国推广。各地在学习这些经验时，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关键是要启发农民的自觉性，不要强迫命令。对于农业合作化，不排榜，不搞竞赛，不搞评比，以免造成一种攀比的风气。一要取决于农民自愿，二要宣传好，教育好。
合作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之日，就是农村和农民三大变革成功之日。第一次变革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第二次变革是完成土地改革，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第三次变革是把农民从一家一户的、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单干中解放出来。这第三次变革将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扎下根来，为全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打下更牢固的基础，我国的国力将大大增强。
二、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不断斗争来解决。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曾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经过几十年的历史进程，现在看，他们论述的变化都应验了。
毛泽东曾引用孟子的话，说明社会主义被篡夺的状况：“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戈尔巴乔夫之流就是用似是而非的谎言，用“改革创新社会主义”的种种谎言欺骗人民的。这伙社会主义的叛徒、败类，资产阶级的代表，就是用其发明的奸计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从而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苏联被搞垮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和最痛心的教训。2010年7月5日《参考消息》转载西班牙《起义报》的文章报道，资本主义制度给俄罗斯带来灾难，苏联解体给俄罗斯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混乱。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俄罗斯提出对原苏联国有企业实行完全私有化。这个私有化过程是对国家财富前所未有的、厚颜无耻的大抢劫。黑帮犯罪分子以极低的成本对各个产业，对全球最盈利的石油、天然气和钢铁企业，实行了经济控制。经过一番私人抢劫，俄罗斯国家仅拥有不到10%的资产，导致其对生产系统实施影响变得更加困难，由此也为俄罗斯千万富翁的产生创造了可能，而大部分民众则陷入了比苏联时期恶劣许多的生活水平中。
事实最令人信服。1991年俄罗斯10%的最富有者与10%的最贫困者之间的收入对比是4∶1，而到了2010年，这一对比差距扩大为41∶1。俄罗斯在食品供给上丧失了独立性，50%的食品依赖进口，很多耕地已经不再种植庄稼。2006年的实际平均工资、人均收入、养老金、学生奖学金等，都比1991年下降不少。俄罗斯人口老化现象也非常严重，目前超过17%的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更为严重的是，有1250万俄罗斯人没有劳动能力，还有大约600万人吸毒，大街上流浪儿童的数目超过400万，儿童入学率只有25%。2009年俄罗斯的人均寿命为61.4岁，而1991年的人均寿命是64岁，妇女73岁。俄罗斯人的身高也缩减了1.5厘米，参军的青年中15%营养不良，俄罗斯男人的人均寿命低于很多次发达国家。男性死亡原因包括酗酒、吸毒、被杀、自杀、生活条件低下等。这些死亡因素在俄罗斯发生的几率超过所有国家。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这样的么?有的人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会上也要对斯大林说三道四，说什么是人民的胜利，不是斯大林的胜利。当然是人民的胜利，但是，人民没有领导，能把希特勒打得只有自杀么?事实就是事实，它已经是客观存在，为世界人民所熟知，你能改掉么?苏联自1956年在赫鲁晓夫做了半是夸大，半是胡编的所谓秘密报告以来，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又接连不断地批什么个人崇拜。现在俄罗斯这个样子，就是这些反共分子胡批的恶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牢记苏联的教训，谨防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应当看到，在我们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中，有部分同志，不是山中松竹，而是墙上芦苇;遇事不善于思考，实事求是做出决断，而是随“风”倒，人云亦云。平时，他们使党严重脱离群众;遇到阴谋家、野心家在党内兴风作浪，他们是推波助澜，帮着剿杀党内敢作敢为敢言的同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是“犬性”。“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最为突出。能征善战、叱咤风云、敌人闻名丧胆、人人敬爱的开国大元帅彭德怀、贺龙两位国之巨宝以及忠贞的开国元勋许光达等不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蒙冤屈死，就是这种“风派”的恶行所致。曾经把侵略朝鲜的、用新式武器装备的美军一鼓作气赶过三八线，粉碎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天下人民争了气的彭德怀元帅，这位老人是那么俭朴，那么慈眉善目，被毛泽东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贺龙同志靠两把菜刀起家，创建了湘鄂西苏区，并且带着二六兵团，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后来组建了120师，保卫了党中央，并抽兵挺进冀中，在敌后打开了冀中军区的新局面。他不怕敌人放毒，指挥了齐会战斗，大量歼灭了日本强盗。抗战以后，贺龙同志指挥劣势装备的部队会同晋察冀野战军进军归包。他是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那么诲人不倦。人民喜爱他，说他是“真龙出世”。这些举世闻名的统帅和不少开国大将竟死于非命，是真正的国殇，是无法补偿的大损失。对此，正直的人只有放声痛哭，只有对“犬”性给予最沉重的痛击。
“吠派”是只闻犬声，不问事实。在大整彭德怀同志时，“吠派”大显神通。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吠派”都是大显神通，加上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的种种恶行，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吠派”之外，还有一种派叫“溜派”，其作用不言自明。
关键是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开展民主讨论。客观事实是最权威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独立存在的。你喜欢，它存在;你不喜欢，它也存在。只有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民主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说，彭德怀同志上书所言之事，客观上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当然是彭德怀同志不对;如果有，还死不承认，反而大批彭德怀同志，便是严重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写在书上的，然而，言者有罪了。言行不一是最大的忌讳。
怎样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吠”、“溜”、“风”做出决定，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领导艺术。
四、坚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号召广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规定在年龄界限之内，每人每年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此举影响很大。现在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我认为这是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重要一环。
我们已经离开战争60年了。在战争期间，干部和群众是同生共死的战斗集体。干部离不开群众，离开了就无法活动，而依靠群众，即便在敌人据点林立的游击区也能活动自如。
1942年，晋察冀北岳区进行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其中包括游击区和敌占区的调查。我们的调查组在“据点村”一住就是一个月，而敌人毫无觉察。这靠的就是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战争年代，密切联系群众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不联系群众，一切无从说起，连吃饭也成问题，更不用说在敌人碉堡林立的游击区、敌占区活动了。而一旦与支部书记联系上，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因为支部书记密切联系着群众。
建国60年了，我党领导着、管理着各项事业。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阶层、一个庞大的脱离生产劳动的阶层，由人民供养。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乃至贪污腐化、吮吸民膏的那种人，群众怒目而视，自不待言。就是那些昼夜辛劳，实际上在为人民做事的人，如果不注意置身于群众之中，与群众打成一片，日子久了，也会脱离群众。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一起干活，一起流汗，群众对干部的看法就变了，关系就变了。干部参加了生产劳动，直接体会到劳动创造一切的光荣，亲身体会到劳动者的艰辛，能得到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劳动者的感情就不一样了。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大大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干部的世界观也得到改造。这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要有计划地持久地进行，成为一种制度。有关部门，例如组织部门要制定周密的计划，使这项制度能够持久地实行下去。这是现阶段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革命的一项重大课题。
五、坚持学习理论，不断总结经验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下功夫学习，才能理解它的真谛，才能应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首先有一个学什么的问题。由于党员彼此从事的工作不同，学习的内容也各有侧重。但是，在我看来，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经典著作。这方面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呢?恕我直言，实在不容乐观。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的陷于文山会海，有的忙于应酬往来，有的耽于酒绿灯红，这些都有时间，唯独坐下来读一读不到三万字的《共产党宣言》、读一读只有十来万字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就没有时间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是同我们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极不相称的。我以为，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在全党掀起一个学习理论的热潮，这不失为明智之举。
在注重学习的同时，还要注重总结经验。我们正在从事我们的前人所从来不曾做过的事业。我们的实践经验是极为丰富的，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问题是要善于把这些经验教训总结起来，使之上升到理论。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还要总结这么些年来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形成第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于平时，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我们都要养成总结经验的习惯，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从而把我们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应当说，我们当前的形势是很好的。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航天航空与尖端技术创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贫困人口有所减少。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进步也十分明显。虽然在科学的一些新领域我们还暂时落后，但是可以迎头赶上。我国的国力显著提高，国际影响显著扩大。在当今世界上，要解决任何一件大事，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我们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今美日结成同盟，说长论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很想动手动脚，但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不敢轻举妄动。
“沉舟侧半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历史。
人民将不顾那些衰朽的东西，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创造人民自己的历史。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革命，任何腐朽力量都是无法阻挡的!
革命者会一代接着一代，一茬接着一茬，不断地把革命进行下去。
革命自有后来人!
2011年5月5日
时年九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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