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中国服务——访郑天翔先生
早春四月的一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采访了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先生。从清华学子到革命青年，从七机部部长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老的经历可谓波澜而神奇，然而这样一个老革命家的家却坐落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座其貌不扬的四合院内，我们的采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见到郑老，我们不禁惊叹：86岁高龄的郑老精神矍铄，谈笑风生，言谈话语间令人赶到老学长的平易近人。两个半小时的访谈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郑老对祖国真挚的感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从清华学子到革命青年
“我是内蒙古人，从内蒙师大附中毕业，那是一所全国重点中学。我于1935年进入清华。我那时考的是外国文学系，后来转到哲学系。我在清华没有毕业，只待了两年，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清华校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南下到了武汉，或去了昆明，多数人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8月10日，日本军队进入北平。我和党组织失掉联系。我和我爱人宋汀及另外几个同志，从北平到天津，然后坐船到烟台，然后再到济南。又从济南到延安。我和宋汀同志到延安后，住陕北公学。1938年底，到了晋察冀。”
“咱们的‘水木清华’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是很留恋清华那段时间的，那里的老师、同学。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留恋。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愉快的时候。现在我那时的同班同学不多了，认识的人不多了，还有一个那时的老朋友在兰州。我在清华时是十一级，接触的人多是十、十一、十二级的。在兰州的这位同学当时是十级，现在在兰州大学当教授。我是哲学系的。他是外国文系的，叫赵生生。我们多少年不见了，现在还通信，通信主要是回忆当年清华情况。他来信给我讲清华的故事，讲清华老同学的情况。我们很怀念在清华时的时间，那确实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怀念清华的那种环境，喜欢那里的环境。参加革命运动，并不是每天都忙得不可以学习;没有那种情况，因为我不是学生领袖，我只是积极分子。平时有活动我参加，没有活动那就应抓紧时间学习。那时没有抓紧时间学习，所以现在呢，我87岁了，回想过去感觉着很后悔。我不是后悔参加革命没有拿到文凭，不是后悔这个。是后悔没有抓紧时间好好学点东西。”
“我是从清华出发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1931年，我在师大附中读高中一年级，刚刚开始上课不久，突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我们的学校里面有东北流亡的学生。我们班里插班的东北流亡同学，课上课下向我们讲亡国奴的生活。报纸上看到的就不用说了。他亲自讲的，对我刺激很大，思想震动很大。当亡国奴的问题对我们年轻一代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谁愿意当亡国奴呀?可弄不好你就成了亡国奴。东北同胞已经当了亡国奴，我们非常伤心，非常愤慨。特别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对蒋介石政权非常反对。他制定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使一般人都看清了他的面貌。我原来是‘科学救国’的思想，师大附中理科好。我想将功课学好，然后到清华或别的大学，学科学，当个工程师。那时工程师是个很高尚的职位。‘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将我‘科学救国’的思想打碎了，怎么办?我们年轻一代很苦闷。中国究竟怎么办?他自己究竟怎么办?这个问题摆在你的面前，很尖锐。那时对共产党了解不多。红军北上长征，国民党的报纸上什么都登。什么毛泽东抓了，死了;朱德抓了，死了;徐向前抓了，死了。毛泽东不知死了多少次，朱德不知死了多少次。因此对共产党抗日的主张不了解。那时北京的白色恐怖很厉害。1935年，我进入清华，参加学生运动，后参加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所以说，从清华出发是我参加革命运动的第一站。”
“我在校期间正赶上‘一二·九’运动。清华的学生对于‘一二·九’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北大在城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非常严，受到的限制很多。而清华在城外。清华所处的环境，对’一二·九’运动的发展非常有利。”
“学校包括梅校长也比较开明。多数教师是好的。那时清华的绝大多数老师非常爱护学生，支持学生运动，有什么困难找他们，他们都帮助学生，甚至于在敌人大搜捕时将学生隐藏到家中。那时大学教授的地位非常高，警察对他们比较客气。因此清华向‘一二·九’运动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所以说，清华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展。”
“我当时是学生运动中的负责人，在清华参加革命运动，上街游行，后参加党，做点工作。在运动中我参加了解救被捕学生领袖姚依林的活动。1936年2月29日，正是学生准备上课那天，清华的什么人向国民党的29军报告了，说清华学生要暴动。结果29军派大部队包围了清华，而且派部队进校搜查。正规军包围学校，穿黑衣服的警察进去抓人。警察将姚依林(姚克广)等抓了，‘民先队’就组织同学往回抢人。怎么抢呢?当时的情况是，警察抓人，宪兵配合警察，而宪兵是东北军宪兵，不积极。我们几个同学将捆住姚依林的绳子拉住，另外的同学分别将警察拉住，拉来拉去，将姚依林抢了出来。后来姚依林很快离开了北平到了天津。”
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岁月
“我不是学法律的，我也没有研究过法律。过去我在清华学习时，从文学系转到哲学系。我没有专业，没有专长。叫‘万金油’干部，放在哪都可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没有搞过部队工作，到法院工作是组织上派我去的。没有专长，就凭一般的工作经验，一般的政治水平，一般的理论水平，只要需要你在这里干，你就可以到这里干，那就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在法院只学了五年，但没学好。我1983年上任，跟现在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被砸烂了。1975年，小平同志第一次恢复工作。他一上来就搞大整顿，恢复公检法。公安没有完全砸烂，造反派掌权了，他们要靠这个权来打别人。后来权力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检察院全砸烂了，法院全砸烂了。我的前任是江华同志，以前是浙江省委书记，是个老革命。是他恢复的法院。那时法院条件很差，人员少、设备少、房子也不多。主要工作：一是恢复各级法院，二是平反冤假错案。江华同志一上来就着手平反大量冤假错案。那时许多干部都戴着‘帽子’，数量很大。江华同志給大量干部摘‘帽子’，让他们重新担任革命工作，这个工作很艰巨，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后来粉碎‘四人帮’，江华同志又着手审判‘两案’。有一次，江华同志与我谈话，他说理清两案，看了好几尺厚的案卷，搞得眼睛都不行了。”
“后来江华同志任期满后，把我选了上来。我上来后抓了两件事，一是审判工作，二是法院建设。法院建设分两部分，一是队伍建设，一是审判法庭等方面的建设。文革期间，法律院系都被撤消，法律专业人才很少。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只有二三百人，下级法院更差，于是抓紧培养法律人才，比如从复员军人中挑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进入法院，调一批人上业余法律大学。我们既要解决人员数量问题又要解决质量问题。当时法院的审判设施亟待提高。1984年我倒河南考察研究，看到那里的法院用自行车押送犯人，法官们也没有制服。当然，当我离开法院时，法院设施已经装备得很好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财政状况变好，对法院建设也越来越重视，法院条件逐渐变好。1983年，我刚上任。当时中央正布置‘严打’，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快，‘依法从重从快’。那时犯罪分子可猖狂啦。群众没有安全感，不满意。所以中共、小平同志根据这种形势，在全国布置严打战役，全国统一行动。有些案子原来判得轻，叫打击不力。现在判要重，依法从重。审判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再加一个‘准’字。”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一流大学的问题
“几年前，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和党委书记方惠坚把我们几个老同学叫去，说‘要把清华建成社会主义的，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要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呢?有一些什么条件呢?按照世界上的规律来讲，要看有多少个院，要办成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当时有工科，后来有理科、文科和法律系，都有了。现在，美术学院也有了。他当时提的是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一个社会主义一流大学和资本主义一流大学有根本的区别。两者有共同点，但有区别。社会主义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社会主义大学里培养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我认为，应该和资本主义大学培养的人不一样，或者很不一样。”
“清华老校长蒋南翔的教育思想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是‘又红又专’，我很赞同他的思想。他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用马列主义教育放在第一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他不是要求每个学生都信仰共产主义，但是，每个学生必须都是爱国者，无条件地爱中国人民，为中国服务。他说，你连国都不爱，你还当什么大学生!国民党时代的留学生大量的回国，象钱学森、钱三强，都在美国读过大学。我在七机部的时候，部里的专家有十五个总工程师，部级的工程师，还有许多中高级的工程师，差不多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其中，除了一个年轻的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以外，其余十四个都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们都是博士毕业以后就赶紧回国。爱国、报效国家，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里，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才。爱国在社会主义大学里是必须的，这个思想是蒋南翔教育思想里第一位的。再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这是第二层的要求，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当然，我们有入党标准。第三，有一部分先进分子要信仰共产主义，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国民党的大学里面都培养出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大学就更不用说了。总之，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把马列主义教育放在第一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至于‘专’这一方面，就是指你们所学的专业。你们是学法律的，法律就是你们要‘专’的。”
“一流大学的学生应当全面发展，也就是说德智体全面发展：‘德’，就是说爱国主义，爱社会主义再加上思想品德;‘智’就是你们的专业;‘体’，这就要讲到蒋南翔提出来的体育，蒋南翔有一个口号叫做‘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我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平时经常关心我的孙儿们锻炼了没有，学习什么的我不管。我现在已经86岁了，还能和你们聊天这么久，可是我的一些同学早就逝世了，想和你们聊天都不行了，所以身体特别重要。南翔把体育课作为正课，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所以清华的体育设施非常好，当时就有室内体育馆，室内游泳馆，打篮球、打排球都可以在室内，现在当然是更好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都非常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可是如果身体不行，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社会主义第一流大学要有社会主义内容，那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
“我们所讲的道德与孔夫子所讲的道德不一样，与蒋介石讲的不一样，内容有本质区别。我们所讲的道德，就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不是讲忠于个人，更高的道德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决不能培养官僚，不能脱离劳动，不能与劳动者对立。南翔同志说不能培养‘精神贵族’。苏联怎么亡的，苏共怎么垮的?苏联的教育很普及，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慢慢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成为一个社会上层阶层。封闭时，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改革开放，看到西方的花花世界，有些人马上就投靠西方去了，赶紧按西方的模式改革自己，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就来了个‘新思维’，将苏联头等强国变成了三等国。现在俄国人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我们不能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美国要中国和平演变，要我们培养他们的‘嫡系’，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社会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甚至连国都不要了。”
关于法学院建设的问题
“当时筹备法学院的时候，清华主管思想政治的胡显章就来找我。我说，你们建法律系，要培养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武装起来的法学家。我希望你们首先是法学家，然后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武装起来的，不是用资本主义的国家学说武装起来的。”
“在我们的理论界，在高等院校内，特别是在文科领域内，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占主流，再就是还有一股逆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风行。在高校内风行，在国内风行。在国内有人主张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退出。咱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们就是讲‘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西方市场经济。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我国领导阶层的智囊团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从美国回来的。高等学校里有很多老师也是从美国回来的。这是好的，但是现在经济领域里，美国化严重，发展不平衡，所以不能完全向美国学习，并且美国又没有研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法学必须有中国的传统，在美国是学不到的。苏联的法制也很不健全，他们的专家也不是专门研究法律的。社会主义的法学还得在中国创造。中国有一批人对法学有研究。例如，我们的宪法，54年和82年宪法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宪法不同，这是中国人创造的，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
“经济上私有化，否定公有，否定国有，这个风声不小。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非公有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但有条件，必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命运掌握在公有制里面，经济发展的趋势掌握在公有制里面。公有制必须在数量上占优势，公有制里面的国有企业占相当大的地位，起主导作用，制约作用，推动全局的作用。中国经济要受国有企业的影响。公有制为主体，这就是中国特色。共产主义理论归结为一点就是：‘消灭私有制’。我们曾经想很快消灭私有制。当然出了一些毛病，不完全符合咱们的实际情况。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改变一些政策，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允许外国与我们合资、合作，将资金和技术引进中国。这些政策的实行只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公有经济占主体，数量上要大。非公有经济不能喧宾夺主。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气的经济家在北大做报告，公然鼓吹私有化。现在‘私有化’名声不好，臭名远扬。苏联搞私有化，臭名远扬，现在有人改叫‘民营化’，要以‘民营化’为主体。党和政府讲公有制为主体，但在学术界、理论界不平静，争论中国往何处去。是向美国方向走，还是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培养大学生，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呢，还是培养美国希望的那种?这个问题很明白。”
“所以我希望清华法学院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法学体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已经有600多人，有教授，有研究生，应该有创造性，敢于创造。中国自古以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叫中华法系，独立于西方的法系。不能到了我们这一代，把中国自己的法律体系废除了，把西方的法律体系在中国建设起来。这不能算成功，应该算失败。你们应该创造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法学，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法学。我们要培养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的法律人材，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为中国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法律人材。”
“作为清华的老校友，我非常关心清华，对你们清华的学生寄予厚望。我希望清华发展得更好，能蒸蒸日上。清华的学生在这样好的环境里，应该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够格的中国人，有学问的中国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中国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面对现在思想活跃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找好大方向。我觉得蒋南翔的爱国教育思想、‘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是培养社会主义大学的人才的指导思想。我觉得你们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就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家。”
注：本文由梁莹根据魏南枝等于2001年对郑天翔学长的访谈及郑学长的讲话整理而成，有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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